反观道德与命运

有人说：人生之美在于树立人格“品牌”，国家之美在于建构文化“传统”。这种意向是把“人格”与“国家传统”建立在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互竞争、扬异、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如果说人格是人的“品牌”内涵，也是人与人区别的“标志”，那么，我们理解人，理解人格、道德、命运，就是以承认人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在对抗中显现人格为前提的。这样一来，人的道德和命运就会在竞争中各显异态，人格和道德就会在人与人、国与国的竞争中被定义和赋形。人类学家庄孔韶先生解释说：“人格通常被理解为个人的气质、性格、兴趣、爱好的综合表现，进一步则被认为是由一系列的核心价值观、连续而持久的自我与身心组成。群体人格则是某一特定社会群体所表现出的共有的个性特征。”^[2]倘若社会群体都要保持个性特征，那么，真、善、美应该是最核心、最恒久的“个性特征”。因为人和国家如果尽力维系真、善、美的环境，人的生存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才会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中。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到：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当人意识到人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自己所领受了的和正在领受着的东西时，人的劳动与付出就是有益的，人才会激发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人才会细心呵护努力追求的理想，人才能把内心平衡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社会上的每个人才能受到尊重。爱因斯坦说：“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3]爱因斯坦认为，人类在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情感是正视自我、尊重他人的人格，唯此才能发见“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所以爱因斯坦说：“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4]在爱因斯坦看来，应该是人格为人的行为和命运指定标准。

这就是人在行为中为人格赋形还是人格为人的行为定义的问题，也即是人在行为活动中形成人格，还是先有人格、以人格来检视人的行为的问题。现实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爱因斯坦的觉悟，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以人格来指导行动、检验道德；人格和道德不是随时随地由崇高的理性来界定的，不得不把人格和道德看作时代的产物。我们常将人置于一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中衡量人格的美丑与高下，考察人是否“各有其位的东西得到各居其位的安置”^[5]。所以人格的美丑需要放在警醒的时代反思中才能明晰之，需要通过文学作品真实地记录、历史性地阐释、超时空地比照才能显露于当下。

新世纪许多纪实作品正是建立在审视人的道德的层面上来解构人的命运的，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甘南纪事》。杨显惠的三部作品均是有中心“话题”的纪事系列小说，每一部看似是众多短篇小说的集结，实则在环境背景、人物关系、主题思想等方面互相关联、彼此映照、互为补充，是一个有统一架构的整体，每部作品都可看成是一部厚重的长篇纪实小说。三部作品都把人放置在“道德—人性—人格”的对比剖析中进行了呈现，反思了文化环境中人格与人性的时代元素。

杨显惠采用了“用事实说话”的创作方式，让人物忆述当年的亲历目睹，借助“底层”的苦难“表象”，复现了“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态度与做法。杨显惠通过若干篇主题相关的“人物讲述”和“心灵印记”，精心绘制每一幅图景，然后再拼接各图景，以形成一种时代景观、文化图谱。杨显惠“绘图”的过程，既在解构社会，也在批判某些人格与人性，同时还在宣扬“寻根”与“启蒙”的理性。因此说，作品中人物的人格、行为与遭遇是凝练主题、绘制社会图谱的重要支撑部分。

（一）“农民”的行为与遭际

杨显惠的“纪事”系列小说描画了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农民的“卑微”“滑稽”“愚蠢”“可怜”“无助”与“无奈”的生存状态。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农民，属于中国革命成功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投身国家建设的主要力量，他们在政治上是“国家主人”，是推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革命力量”，在经济上取得了“主权”，同时也获得了“自由”。但实际上，农民在当时又陷入了另一种苦难挣扎，仍然无法名副其实地掌控自己的命运。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到：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也由于人为的因素，当时农民承受贫困太甚，加之饥馑所逼，民不聊生。有的人死了家人没有力气去掩埋，就扔在炕上，活人和死人躺在一起。如《独庄子》中写道：“爷爷已经在炕上放了三个月了，他的脸皮都干干的了……”（《定西孤儿院纪事》，第35页）有的人家小孩死了，家人用草卷着，抱出去烧焦，撇在土埂下或山沟里。有的小孩被就地抱到家中搜粮队挖的土坑里随便蹬几脚土了事。还有的村民实在弄不到吃的了，只好空着肚子拄着棍子去他乡乞讨，饿死在半路上是常有的事，趴在路上连人都过不去。《黑石头》中讲述了人为生计所迫“谋杀”“吃人”的惨烈，几个“胜勇者”靠“杀人果腹”“煮食亲子”苟活了下来。《父亲》讲述了一位不顾儿女相继饿死、被动在家等死的父亲，这位父亲在等死的时候，不去掩埋已饿死的女儿，不是顾念给奄奄一息的儿女找吃的，而是惦念穿他那件长衫，他死后亲戚邻居又进入家中“趁火打劫”，等等。

故事讲得“波澜不惊”，用语也很“节省”，寥寥数语之间道出了当时农村贫困之甚、危机之重。这一方面说明农民虽然进入了“新时代”，但是思想意识还在“旧社会”；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化大生产固然是国家大事，可农民维系生计、养家糊口、维持生命更是重要的大事；同时还说明，农民的饥饿与贫困只是苦难的表象，农民的出路问题才是更大的危机。这番图景令人追问：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与行为？

（二）“干部”的行为与形象

干部来自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上承国家意志，下行群众表率，还要鼓动群众、带动群众。可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的个别干部却暴露了自私、贪腐的人性之恶。《定西孤儿院纪事》中写到：有的干部、管理员，甚至车把式都有很壮的身体，他们与那些“饿殍”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的觉悟和农民并无二致，当干部的最大的获益是公饱私囊、以公谋私。大家都处在困难年代，可是个别干部的待遇、命运和农民是不一样的。笔者了解到，时至今日一些50岁左右的村民还能回忆起当年的“小调”，譬如：“宁叫人吃草，不叫红旗倒。”这是一些干部喊给社员的口号。“社员吃着六两粮，拄着拐棍扶着墙。干部吃着六两粮，又修房子又打墙^[6]。党中央给的救济款，干部剥削着抽了烟。”这又是社员对某些干部的概括。说明20世纪50和60年代一部分“干部”的行为与农民的期望是脱节的，一些干部行使干部的权力时已使权力的本质“变味”了。

如《医生的回忆》中归国办私学的文化名人竟也偷吃部队的马料。那个连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只能开成药的陈天堂只因参加过“抗美援朝”，成了“党员干部”，到夹边沟农场当起了医务所的大夫，一个月就把医药公司限量配备的十几支吗啡全打在了生病的女儿身上，还振振有词：“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结果延误了病情，断送了女儿性命。这个连医药常识都不懂的大夫不惜人命却如此无情无义，伙同银行储蓄所的职员控制“右派”提取自己的存款，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须他开条子。他利用处理死者遗物的机会，把死者的存款、国债券、现金、手表、项链等物，全部囊入他的腰包；甚至把病重的人员直接送到太平间，为的是谋取病人身上的财物。《走进孤儿院》中，拴拴和饿得两腿发软、走路不稳的奶奶去前一年种过洋芋的地里刨挖遗漏的洋芋，什么也没挖到，回家途中因奶奶在路边撒尿被路过的公社王书记撞上，被王书记痛打了一顿，说：“你胆敢在我面前尿尿，你不是往党委脸上尿尿吗！你是往共产党脸上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我把你……”（《定西孤儿院纪事》，第120页）在《走进夹边沟》中，一个团县委书记在“整风”大会上提了意见，指出粮食统购统销定量过高，农民吃不饱，指出领导干部搞独裁，还指出了县委书记秦高阳的作风问题，因为老百姓都知道这位叫秦高阳的书记：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结果在县委秦书记的授意下，这位团县委书记一次次被审讯、批斗、审判，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夹边沟长期劳动教养。这些小说形象地表明：干部是高于人民群众的，是与人民有距离的，干部的尊严不可触犯，干部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这就是当时一些干部的真实心态。

《定西孤儿院纪事》和《夹边沟记事》表现出了一点：只有干部才是“国家主人”，只有干部才可以沾“国家权力”的便宜；干部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优惠条件都可以“理所当然”地独享；干部“代表”人民行使“人民的权利”，而人民受伤害、受威胁却不管不顾。杨显惠是想让读者明白，20世纪50和60年代一些干部对社会主义和人民赋予的权利的理解是肤浅的，甚至曲解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误解干部的作用，他们机械地执行着上级下达的指令和任务，有时谎报灾情，虚报产量，妄自夸大事实，欺上瞒下，缺少必要的自律。而国家缺少对干部有效的监督与及时的管理，缺少对干部监控与教育的长效机制，造成了干部恰恰是转嫁社会矛盾的核心人物。

（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运命

20世纪50和60年代的中国，能在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当然算是“知识分子”了。原初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特点是：有独立的人格，有清醒的使命感，有坚贞的精神追求和关怀社会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的尊严其实也就是社会认可并给予他们说实话、做实事的权利，让他们感到做事的价值。但这些读过书、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人相当一部分在50和60年代被“划为”了“右派”，意味着社会剥夺了他们做事的资格，否定了他们说话的权利。像《走进夹边沟》中的祁钥泉就因为讲实话、提意见被打成了“右派”，而整个“右派”群体中，情形和祁钥泉相似的不在少数，被迫接受劳教、劳改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

《夹边沟记事》中，“右派”们挖草根、剥树皮、拾菜叶、捋草籽、吃棉籽炒面等，是常有的事，他们住水沟里挖的窑洞、睡地窝子，没有遮风的门扇，没有烤火的炉子，用黄茂柴点火、牛粪做燃料，豌豆面饼就算是好吃的了。这些从近六十花甲到十八九岁的“右派”，忍受着非人的生活。像《饱食一顿》中，儒雅的老工程师牛天德弄不到吃的，捡拾别人呕吐物和排泄物中的洋芋疙瘩。《憎恨月亮》中的席宗祥憎恨起月亮来，原因是：“自从来到夹边沟，只要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夹边沟记事》，第138页）人被压榨到这种程度，月亮也就不可爱了。小说还写了席宗祥他们这些“右派”忍饥挨饿、拼命地干、打擂台立功，为的就是早日摘掉“右派”的帽子好回家，可眼瞅着国庆节到了，三千名“右派”只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也不准回家，以劳改期满留场就业处理——劳教生活没了期限，成了“终生流放”。但刑事犯罪者劳改期满后可以回家，于是席宗祥权衡后便想来一次刑事犯罪，以便使自己从“劳教”变成“劳改”，将来好回家。《夹边沟记事》记述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无奈选择和不堪遭遇。

知识分子本该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本该是具有创新精神、出创新成果的“精英”，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却放大了知识分子的“威胁性”，要把知识分子“改造”成和普通农民、工人一样“质朴无华”的人。在“改造”大潮中，知识分子变成了为填饱肚子而挖空心思的猥琐形象，为吃饱肚子不惜牺牲人格、丢弃精神追求和历史使命，甚至丢弃正义和良知。《夹边沟记事》无疑在提醒读者反思：都说是知识就是力量，而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哪里？是什么力量让知识分子贬值了？是什么原因让知识分子“堕落”了？《夹边沟记事》不仅仅是讲述几个读书人的遭遇，而是在晾晒和反思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质疑知识分子的时代分量，这不仅是一个文化命题，也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民族命运问题。

杨显惠就是要让读者对农民、国家干部、知识分子有鉴别，让读者看到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农民、干部、知识分子他们有什么、没有什么，让读者看到中国革命赋予了他们什么责任，他们能否在和平建设年代行使好权利。尤其是要让读者看到：谁赋予了他们义务，谁又解构了他们的权利。答案就在小说描述的事实中，那些代表国家管制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掌权者”是要对历史负责的，他们只给予农民和知识分子“形而上”的权利，却又对自身角色和使命认知很混乱。他们只让农民和知识分子做权力阶层需要的事，却又不放开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手脚。他们为农民和知识分子“塑形”，培植农民和知识分子“谨小慎微”“趋利顺迎”“唯令是从”的习惯，消磨他们追求正义、敞亮光明的品行，致使他们都变成“听命小差”。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文革”时期，“四人帮”其实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化”“高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