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之于建构

在纪事的过程中，杨显惠在作品中渗透了对个体存在的解剖和对社会整体的解构。这种解剖与解构连在一起，就是我们解读新中国60年建构、融合、整饬历程中社会景观的图谱之一。杨显惠绘制图谱并非仅仅是为了实现一种纪事性创作，或者表现他对这一类生活题材的熟悉，也非仅仅是宣扬他在记录人生景观时、呈现民族文化的进程状态时，运用了“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意识，而是在彰显他对社会的关怀伦理，彰显知识分子的求真意识、务实意识、责任意识，他要借助社会景观的描绘，让文学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作用，力求让文学成为一面可资警戒与反思的镜子。

有一些作家与社会真实隔膜较大，对20世纪50和60年代的“社会化大生产”“思想改造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民族融合演进中的人与事触之不深、知之不全，不仅没有对经历了这些事件的“当事人”进行详尽的考察了解，也没有深刻表现这些事件对今天读者的教训，要么“泛化”了这些运动带给人的苦难，要么“窄化”了人所承受苦难的程度和影响，造成了对历史真相的曲解。还有些当代作家喜欢抛开历史真实进行虚构创作，作品看似很真实，但却不能准确地切中真实本质，进而给人以误导。杨显惠说：“我们的民族遭受了那么大的灾难，却没有人认真地表达过……”^[9]杨显惠认为，文学就是要高举批判的旗帜，文学的本质就是批判^[10]。他通过纪实创作还为当下作家的创作提供一种警示，对那些轻松地给历史免责的创作提出批评，倡导当今的作者要思考和吸取历史教训，呈现出历史教训，避免今后“故伎重演”，在谨记历史教训的警醒中策进社会发展。

当然，批判与启蒙是相伴的。杨显惠说：“我在90年代经过思考，决定继续走启蒙的道路，接过‘五四’的薪火走下去，且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沉重’。”^[11]在笔者与杨显惠交谈时，他也强调：“我还是这个说法：我要扛着‘启蒙主义’来写作，要让人明白：你应该怎么活着！”杨显惠也是在践行文学的“启蒙”功能。

杨显惠解构社会制度、传统文化时，并非情绪化地表达好恶，他秉持的客观呈现与理性批判相结合的立场，泯去了个人主义的偏狭，但又毫不容情地暴露制度的弊病、文化的冲突与矛盾，把人内心的黑暗和社会的“痼疾”毫无矫饰地揭示出来，可谓“无情的解构”。从作家渗入作品中的抑扬褒贬来说，批判是毫不留情的。杨显惠“让事实说话”本身已说明了自己的好恶态度，创造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批判姿态，寄寓的“启蒙”也是“润物无声”的。

杨显惠注入作品的人性批判、文化批判、社会批判恪守了人文理性，且富有历史的具体性，其批判与启蒙是当代现实主义创作所需要的一种“尺度”，他的纪实系列创作是这个时代需要的蕴含“话语”和“力量”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独具匠心、颇富艺术魅力的现实主义力作。

杨显惠说他不管大家把他的作品说成是糅合了哪几种文体，他都坚持说他的作品是小说。杨显惠的叙述不显山露水，却透露着作家关怀现实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批判意识，在新世纪的纪实小说作家中，杨显惠属于叙事最沉稳、“主体”意识控制得最好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