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评判

纪实小说的内容一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事件本身——往往是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主要的事件中穿插进一些小故事，可称为“作品中的故事”；另一部分是作者的叙述，作者的叙述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事件”，只不过这个“事件”是附着在作品中的故事背后，可以称为“作者的故事”。譬如说凌志军的《重生手记》，“作品中的故事”是讲一个癌症患者发现得病时才知道自己的脑颅和肺部有两大病灶，经医生诊断都可能长有肿瘤。患者讲述了从发现病情到接受治疗、抗癌治癌的痛苦过程，经过患者的调查问询与冷静选择，放弃了开颅手术，只接受了切除左肺肺叶的手术，后来也没有接受放疗和化疗，在“轻松淡定”的气氛中调理休养至康复。从“作品中的故事”来看，主要叙述了治病、抗癌、质疑医生的诊断，到后来疗养、康复证明了医生误诊的故事。而“作者的故事”讲述的是：凌志军作为一个资深记者，一个被誉为中国时政作家的代表，不经意间成了一个癌症患者，治好了病，并将治病过程的所见所悟梳理成章，针对现代医疗制度中的某些疏漏和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整理了一些发见和感慨，出版了一本叫《重生手记》的纪实作品。这与“作品中的故事”显然各有侧重。在“作品中的故事”中，凌志军是一个人物。“作者的故事”中，凌志军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作家，叙述了在辛苦的创作劳动中突发重疾，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不仅近距离了解了医院的人情世故以及医生的医术与医德，还了解了疾病与治病的知识，显现了人在面临突然事件、面对生死抉择时的内心世界，反观了人对待社会、对待亲人、对待自己的理性。和新世纪其他纪实小说一样，“作者的故事”讲述了作者的选择和判断，作者的叙述目的、叙述姿态、叙述方法都带有一定的价值评判性，这种评判即是“作者的故事”的主要内容。

所以说，纪实小说中“主体”评判是侧重用一种论理性的语言，用讲故事、讲事例来立论的叙述逻辑，一边证明某种结论（观点）的真实性、合理性，一边又在否定某种结论（定论、舆论）的虚假性，以翔实的数据和事例表达作者的判断与评价，达到对社会现象、行为逻辑和社会秩序的思辨。“主体”的“评判”能激起读者的是非甄别能力，有助于建构读者的审美意识和价值判断。

在新世纪的纪实小说中，作者的评判视角堪称广泛。新中国60年的转型与改革，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链条中快速提升，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磨合、协调，物力财力见长，综合实力增强，人口也在膨胀，人们在认识观念和思维理性上经受了多次调整，越来越多地承受了来自国内、国际的竞争压力，人们耳闻目睹并接受了很多变化，生活中积累了太多的故事素材，也积累了很多需要批判和制止的事象。如凌志军的《重生手记》和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都批判了现代中国医疗行业中的某些黑幕、潜规则、庸医，批判了医生这种职业岗位上一些专家、大牌医生，他们罔顾职业道德、学术理性和专业知识而不觉，便捷地在病人身上获益而让病人对此懵懂无知。他们中有人善于单纯地依赖机器检查结果判诊病情，太注重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判断具有个体差异的病人，从而忽略了对病人体验的观察与思考，给病人和家属带来了损失和伤害。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批判了西部女性自身的愚昧与无知，批判了快速发展的社会对女性生存环境的挤兑和忽视。魏荣汉、董江爱的《昂贵的选票——“230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批判了现代农村中的官本位习气，赤裸裸拿金钱贿买人们的选举权，造成了“金钱万能”社会风气的蔓延，出现了个别人对公民选举这一严肃行为的欺诈与操纵，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梁鸿的《梁庄》《梁庄在中国》、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等作品批判了中国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渗透于农村的市场经济意识，城市和农村在发展资源和机遇等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城市对农村的挤压。城市中隐藏着许多“脱贫致富”的陷阱，致使一拨又一拨的“进城者”牺牲了养老、育儿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些陷阱中迷失了理智、丢失了青春意志甚至生命。杨显惠的《甘南纪事》批判了社会对民族文化差异的忽略，《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批判了我们在发展国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些急功近利的行为，以及劳教制度的某种不合理性。当代中国的不断转型以及过分强调经济意识，积累了许多戕害人性、轻视生命、忽视生存质量的故事，可以说大到社会现象、国家制度、社会秩序，小到个人的自私、虚伪、贪婪、平庸、无知、偏狭等。当代的作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纪实小说，不仅直面社会真实，还从具体的社会事件中将批判的锋芒直指一切不合人类文明、人类理想之所在，彰显着作者对读者阅读预期的精准把握，期望读者能从中认识到什么、洞察到什么、联想到什么、顿悟到什么。

另外，虚构的小说比的是谁讲的故事更能吸引人，人们看重的是故事，评论者品头论足的也是从故事出发的，从故事中来揣测作者的创作意图，从故事的社会意义上来评价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作者的创作价值。而创作纪实小说是一种限制叙事，容不得作者动用想象自由发挥，对故事情节和主人公的感受、表情、姿态等所有内心世界，既不能用“加法”——夸张地描写和形容，也不能用“减法”——削去必要的细节性说明。作者首要的责任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完整，其次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准确，唯此才能达到对事实的还原。纪实小说的作者在叙述、描写、说明、形容、表现等方面都要合乎事件的真实、现实的真实才能算恰到好处。因此说，围绕事情的细节进行有尺度的文学加工才是体现作家的创作才能、体现艺术性的有效做法。创作纪实小说时，作者也像在“戴着镣铐跳舞”，如同闻一多、徐志摩他们创作“格律体”的“自由诗”一样，要在自由中兼顾格律，在格律中发挥自由。所以，纪实小说的“功力”在于：一是讲故事的艺术；二是驾驭文字的技巧；三是表达作者态度的能力。

其间，一定要注意一点：作者对生活的评判未必就比读者的判断高明、全面^[34]，作者的评判一定要坚持公正、客观，还要留有读者说话的空间，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才能不至于把作者的表演叙述得比生活表演更有优越性，唯此才能不损害纪实小说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