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与“故事”

一般意义上的纪实作品主要包括如下几类：第一类是新闻稿，包括消息、新闻特写和通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新闻性。新闻的要求是见诸读者的时间和生活事件发生的时间差越短越好，也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及时将时事广播于社会的时效要求。这类作品的题材是刚刚发生的事，是很多人尚不知道或者不知详情、但对人们的生活很重要的人和事。新闻稿要告知人们事件的主要人物、时间、地点、经过、结果，甚至事件的性质、官方的态度、相关人员的行动反应等，写法上有程式化的格式规范。第二类是回忆录、传记，这类作品的时效性要求不强，一般是对一个人一生事迹的梳理与总结，要突出其经历的大事，要求这个人需是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值得人学习和纪念的，事件也一般是对他人有积极影响的、难以忘怀的非凡事迹。第三类是游记、日记，这类纪实作品从文体上来讲一般是散文的架构形式，往往会掺入一些文学色彩鲜明的语言，或描写、或记述、或抒情，可就某段人生经历挑选自认为重点的片段进行集中的展示，显得题材方面有些琐碎，笔法方面也灵活、随意，文风笔法无统一要求，甚至不重逻辑顺序和条理的完整性。第四类是调查笔记、访谈记录、口述实录（口述文学）等，这一类纪实作品的主题集中，往往有针对性，结构顺序也有随机性特点，叙述语言也以口语化、跳跃性为显著特点，往往给人以主题浅易、逻辑不密的疏散感。第五类是报告文学、纪实小说。这一类纪实作品的特点是文学艺术性强，作者的主观态度可见但又置于“中立”立场之下，在纪实中还兼有适度的虚构，而且虚构成分不易辨识，也不影响作品的纪实之本。

前两类纪实作品通常是有相对固定的行文模式和程式，作者的主观情感轻易显露不出来，不能由着作者的性情好恶而随意地添加或改编事件，也不需要作者多么新异的创作手法，只需注意的一点就是忠实于事件和人物的原态。第三、第四类纪实作品通常显得文采上缺少一种“统御”，与前两类纪实作品的相似之处是：一部（篇）完整的作品中缺少完整而鲜明的形象，作品往往是呈现人与事的一个载体，读者从作品中洞悉了事件和人物，往往会忽略和忘记作品本身，甚至可不注意作者是谁。也即通过这些纪实作品读者认读的是事件和事件中的人，注重的是作品所表述的“事件”，人们对这个“事件”最关心的也是人物做的事、人物所说的话，而不是欣赏作品本身的美感——这其实也是这几类纪实作品和纪实小说的区别。

“事件”的要素可概括为“五个W”（when、where、who、what、which）：谁发生了什么事？涉及谁？这个人物必须是准确的、具体的、真实的，不能以“某人”代指或想象臆造。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年月日要详细。发生在哪里？在中国和世界版图的什么位置？发生了什么事？哪些人做出了哪些行为，这些行为又引起了他人的什么行动？这个事件是什么类型、什么性质的事件？等等。“事件”具有“突发性”，恰似“第一次”耳闻或目睹。“事件”无论大小，能说明问题是关键，“事件”所包含的文化含量和意蕴内涵是单纯的、扁平的，甚至是单向度的，简介新闻事件需要的主要是文体技术，不重张扬作者的个性。

比较特殊的是所谓的“报告文学”。茅盾曾经指出：“‘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变化的时代产生的特殊的文学样式。读者大众急不可耐地要求知道生活在昨天所起的变化，作家迫切地要求将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而这差不多是天天有的）解剖给读者大众看，刊物要有敏锐的时代感——这都是‘报告’所由产生而且风靡的原因。”^[1]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认识是一致的，且已将报告文学的定义写入了大学教材中。如欧阳友权对“报告文学”的定义是：“报告文学是一种在真人真事基础上塑造艺术形象，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体裁。”报告文学的特点是“新闻性”“真实性”“文学性”^[2]。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将报告文学的特性概括为：“它的基本特征是：及时性、纪实性、文学性。”认为“报告文学往往像新闻通讯一样，善于以最快的速度，把生活中刚刚发生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及时地传达给读者。报告文学之所以受读者欢迎，就在于它能把握时代脉搏，把群众关心的现实情况迅速地反映出来，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用”。“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正在于它的及时性、新闻性。”^[3]这些界定和多年来的报告文学作品已说明，“报告文学”的优长和局限性恰在于“及时性”“新闻性”，在于要“把握时代脉搏”。其实，报告文学在原初的名义中还有一个特点是“广告性”，要把一些具有积极引导意义的人和事“广而告之”于大众。给读者的感觉是：报告文学常常是并非经历事件的人对事件的“他者重构”，在题材选择和主题彰显上有鲜明的倾向性。作者在创作报告文学之前，已被授意要从某个角度对事实进行解说，有“先入为主”的意识导向。“需要报告什么”和“不能报告什么”在创作中同时存在，一些暴露社会阴暗面、揭示丑恶的话题可能就进不了“报告文学”的视野。语言运用上也喜于明确、直接，不讲求含蓄、婉转、多义。所以报告文学是一种“命意写作”，形如“命题作文”。作者对事件是一种选择性书写，需要时刻注意为群众树立某种形象或印象，习惯用单向度视角，不能自由地张扬作者的创作个性。所以这样的作品集中地放在一起，难免有“千篇一律”之嫌。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人们已不再将“报告文学”局限在具有新闻性质的题材上，也写一些配合领导者、创业者的成功决策和求索之路，对一些个人的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的精神和事迹进行报道，关注人们未曾晤闻或知情不详的一些重要社会事件倒成了报告文学的一种创作取向。作家开始追求报告文学的文体独立性，在作品中添加进了故事性、趣味性、戏剧性等特征，增加了语言的潜台词和多元内涵。有些作品将事件写得百转千回、抑扬有致，逐渐降低了作品的“广告”功能（宣传功能），提升了供读者“玩味”的契机，于是这些作品就逐渐带上了小说的审美韵致。加上进入新世纪后纪实小说的大量出现，把“纪实”由“报告”^[4]“告知”引向了记录、呈现，赋予读者的阅读指向也转向了反思与解构，纪实小说的审美取向带来了纪实文学的审美转型。

如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讲述的是作者偶然得到了巴金早年写给“山西太原坡子街20号”一个叫赵黛莉的人的七封书信，作品详细展示了作者千方百计打听问询、寻找赵黛莉的具体经过。邓贤的《大国之魂》写了作者的父亲——一位参加过抗战的中国驻印度老兵的传奇人生和中国远征军浴火重生的故事。《黄河殇》书写了豫东抗战和黄河大决口的前前后后。《日落东方》书写了淞沪抗战和南京大屠杀。《同一面战旗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写了中国军队征战印缅战场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流浪金三角》书写了国民党残军及其华人部落在金三角漂泊流离的经历。还有《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终结》等反映了中国知青一代的起起落落。党宗宪的《沉重的母爱——对四十户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调查报告》写了40个农村家庭以艰辛的力量培养儿女、跳跃“农门”的窸窣历程。老鬼出版了《血色黄昏》，把1968年跑到锡林郭勒草原经受了8年“酷历”的知青生活“宣泄”完之后，又出版了《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用他追踪青年生命与命运之笔，编制了1972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被大火夺走生命的69位青年人的人生档案。朱君和的《血色星光——首任广东省委书记和他的战友》，叙说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白色恐怖”中，“中共第一流青年政治家”、时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的张文彬的遭遇与事迹。还有以上海市公安局法制文学园地《东方剑》推出的“东方剑书系”——《临刑前的杀手锏》（旧案新撰类）、《西部追命》（旧案新撰小说）、《带血的郁金香》（法制故事类）、《阴谋中的新娘》（女囚生活类）、《罪恶之吻》（中国警犬破案系列）等。这些作品的“纪实性”无减，都是“以事实为依据”加入了“文学性”“探索性”“反思性”的“故事”，但是已大大减弱了昔日“报告文学”的功能，“事件”已失去了“新闻性”和“及时性”所警示的紧迫要求——从时态上来说，“事件”已不是“现在完成时”，而是“过去完成时”，已不能伶俐地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用。作品主要保留的是“文学性”和“真实性”，“文学”及时“报告”的功能明显退隐了。倒是承担了小说的审美功能，而且从体裁要素来说，也更像是小说，或者说就应该把这类作品当做纪实小说来欣赏。

之所以将上述作品划为“纪实小说”，是因为这些作品已不像纯粹的新闻作品那样，“新闻性”是最高要求、“文学性”是审美“装饰”，不是直接“告知”读者什么信息和意向，而是通过这些事件，旨在传达作者的某种思想情感或观念，强调读者在阅读中的体会与感悟，强调读者的“玩味”性阅读、顿悟性思考。所以，作品是以“讲故事”的模式叙述事件原委的。作品中附设了“听（读）—悟（思考）”的预期，叙述不紧不慢，有适当的枝蔓，有相对清晰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有小说特有的混溶始终的主题与主旨。这一方面反映了当代报告文学出现了新闻学与小说文学的交叉状态，一些作者已倾向于将新闻作品长篇化、故事化、情节化、艺术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代报告文学在向小说化的方向发展，使作品既不丢失纪实的本性，又增加了小说的艺术美感，同时还顺迎了当下读者的阅读取向。反过来说，报告文学是一种“次生”文类，尚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平起平坐”的“第五种文学体裁”。列为报告文学的这类作品，如果“故事性”弱、叙事结构简单的话就属于散文；“故事性”强、长于结构布局、巧于对话语言的多义设计的话就可说是小说；如果篇幅简短又“时效性”强的话，又可以说是新闻作品。因此，上述作品可以说是小说创作艺术与新闻题材的结合，也可以说是“消息”“通讯”“特写”等新闻创作对小说形式的一种借鉴，或是小说对“史记”体作品的延承与转化，更可以说是小说创作借鉴和转化他类体裁的一种实践与证明。

此外，如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作品写的是1942年河南发生了大灾荒，大旱未过又遇蝗灾，加之兵荒马乱，死了三百万人。作品并没有详细描绘大灾荒的图景，而是把笔触指向了今天的河南人民。讲述者采访了熟知当年灾荒的几位老人，显现了今天的河南人民已对当年的灾情和苦痛经历淡然相忘的问题。作品一方面是在审视当今人们如何看待死去的河南同胞，另一方面把一个“放大镜”放在灾荒的年月，照出了蒋介石政府是从政权利益上来对待大灾荒的，而不是从人的生与死问题上来抗灾救灾。

再如叶舟写的《写照片》，是一部两万三千多字的纪实作品，从作品文本的特点来看，这是一篇典型的纪实小说。《写照片》写的是：作者叶舟一家要从生活了多年的“一只船”小区搬至兰州的另一个生活小区，乔迁新居的过程中不慎遗失了一箱珍贵的照片，在全家人的痛惜中作者赋予这些照片另一种形式的“失而复得”——“写照片”，两位老人用文字和图示，把业已丢失的照片一幅幅写下来，这一个“写”字蓬勃着作品的意蕴，显得富有诗意而感人。《写照片》并不强调搬家、丢照片和“写照片”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也不强调乔迁、丢照片、“写照片”这些事件的性质、形式和延及他人的社会影响，不侧重新闻性和时代感，笔墨集中于这一系列的行动中每个人对事物、人生和生命的态度，以及一家人对美好事物的那种惦惜与留恋。

还有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讲述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开展的“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甘南纪事》讲述的是当代的甘南藏族既接受和迎合汉族等“他族”文化，又固守藏族的文化传统的生活状态。李娟的《羊道》系列讲述的是至今仍完整保留着游牧习惯的哈萨克民族的真实生活写照，那种晴天的明丽、夏日的酷热、冬日的严寒，加上简陋、偏僻的生活条件和不得不随季节迁徙的漂泊足迹，显现了哈萨克牧民的生活原态。

像这些作品都是以纪实为主的，都是将“事件”变成了“故事”，在“故事”中保留了“事件”的“五个W”要素。作品所涉人与事均属真实，但是作者不是将其作为一种新闻事件来表述，不注重“事件”的时效功能和宣传功能，而是在彰显“事件”所反映的生活、人生、生命、命运等复杂问题，进而引起人的深度思考。从作品的主旨来看，作者是在讲述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给作品带来的主题、意蕴与意境才是作品的“本身”。

纪实小说所呈现的是“故事”，一般是通过人物生活状态和社会景象的描述，抛出令人们沉思的命题，揭示一个或多个复杂的问题。把“事件”从平素生活中淘洗出来，又放置平常生活中，淡化了“事件”的新闻性，具有“典型性”“完整性”和“转述性”特征。作品是一个经过作者反复琢磨、精巧构思、推敲筛选的、具有完整“文学形象”的文本。人们既可欣赏其中的人与事，亦可欣赏作者塑造形象、驾驭语言、行文设计等艺术手法，还可欣赏作者灌注在文本中的情感态度、叙事伦理以及审美评价等。

其实，在纪实小说的创作中，作者的考察选材、提炼主题、熔铸思想情感和审美观照，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在作者的所有言说行动中，属于一种“叙事”行为，这种“叙事”行为是纪实小说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隐形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与观点，表明了作者对文学、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也表明了他基于某种人生理念和社会价值观所采取的行动。所以说，纪实小说不仅表现的是作品故事所言说的“道”与“理”，也表现的是作者的创作取向、言说方式。

总之，新闻作品侧重展示的是信息和资讯，以显示这些信息对人的有用性；报告文学是借助一些时效性要求不是很高的新闻题材，侧重树立某种意念，或者作者代表某一类人在作品中注入某种理念，明确地让读者看到这种理念；纪实小说侧重的是讲真实的故事，注重读者从真人真事的故事中理解某种状态、顿悟某种道理，题材不强调新闻性，也不强调时效性，强调的是美感给人的教育和人的情志的升华。与新闻类的纪实作品相比，纪实小说是一种融入了作者在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模式、叙事结构、主题意蕴等方面的缜密构思并渗入了个性化色彩的逻辑文本。新世纪以来，有的报告文学恪守了传统报告文学的形式和要素，有些报告文学已“变异”成了纪实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