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与“纪实”

作者总是在对他人的创作进行参照和对其他作品的比附中完成创作的，也是在参照和比附中寻求创新的，包括对文体形式和类型的选择、题材和体裁的嫁接挪用。作品一旦产生便有可能与相关的作品形成“互文”关系。所以说，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有参照系的。评论者也往往是放在参照系中评价作品的，放置于参照系中，才能见出作品的真实性、深刻性、艺术性，也才能见出作品的特色和作者创作的个性风格。本书就是将新世纪纪实小说放在“新闻”“报告文学”和“小说”这几类作品体系中审视其“纪实”特性的，其中会将新世纪纪实小说与现实主义虚构小说、自然主义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张扬个性体验的网络纪实文学等做适当的比照。

一般而言，虚构小说主要的审美元素在于七个方面：一是题材类型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距离；二是人物形象；三是故事情节与主题思想；四是结构章法、叙事技巧、叙事角度与叙事模式；五是语言特色；六是艺术特色与风格；七是文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由于这七个方面既解析了作品的内部特征，也比照了与其他作品的区别和联系，是评论者切入作品进行评析的七种角度和方式。虚构的小说中会有纪实的因素，就像纪实作品中有虚构的因素一样，是辅助性的行文手段。

有的作品虽然直呼“纪事”，其实“事”已经在真实的基础上被作者“改装”了，其中的故事已不是原汁原味的具体事件，而是“事相”的综合，是一种本质类同的“现象”的桥接。如同将“打牌”说成是“下棋”或“玩麻将”，将“品茶”说成是“听音乐”，将“看电影”说成是“看戏”，将“考古”说成是“田野调查”，等等之类，用词变了，但是没有改变“玩”“休闲”“娱乐”“研究”的实质，诚然没有改变“事件”的性质。也即，并非所有标上“记事”和“纪事”的作品都是纪实小说。《词源》中对“纪实”的解释是“记其事实”^[5]，对“记事”的解释是“记录古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6]。《词源》中“纪事”的要义是“以事为纲”“记录本末”。“纪实”中的“纪”同“记事”中的“记”是异体同义，“纪”通“记”也，“纪”即“录”也，是“记载”“记录”“记叙”的意思。“纪实”中的这个“纪”往往负载着作者的创作动机、情感指向、道德评判、阅读期待。这种词语替换、名称替换、符号替换的空间，或许正是虚构小说得以保证真实性的手段和空间，而“纪”的方式和艺术，则是纪实小说的审美空间与价值旨归。

“纪实小说”有两个标志性的关键词：一是“记事”；二是“纪事”。纪实小说中的“记事”主要是强调“记”，如同“大事记”一样，“记”为“登记”“记载”“记录”“记忆”的意思，势必要凸显“真实性”和“时代坐标”，譬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就是如此，杨显惠解释说之所以用“记事”就是为了突显真实性和时代感。“纪事”在纪实小说中主要强调的是“事”，这些“事”往往在真实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意象性。也就是说，在以“纪事”为关键词的小说中，不能彻底排除“虚构”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虚构”成分极为隐蔽，而且程度较小，“虚构”往往是辅助性的行文手法。

也可以说，并非所有使用了“纪事”的小说都是将“虚构”作为叙事的辅助元素，如唐瑜的《二流堂纪事》（三联书店2005年11月出版）、张炜的《荒原纪事》（作家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包括孙犁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白洋淀纪事》，这些作品都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提炼加工的，严格地讲这些作品应是虚构类小说。另外像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方方的《乌泥湖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这类小说，看似写的是真事，但对真实生活原型进行了大量的“改组”和“加工”，已不能算是“纪实小说”，只能算作是虚构类小说。在现实基础上提炼加工的，小说的大部分元素都是虚构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一一对应的，那么这样的小说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虚构类小说。

纪实小说从文体形式上来说是小说的一种特殊类型。从目前人们已经习惯的认识方式来看，虚构小说与纪实小说是小说的两翼，也仿佛一对夫妇生下的“一儿一女”，纪实小说与虚构小说具有“貌似”却“神异”的艺术质求，这种异质的属性主要体现在“纪实”和“虚构”的运用上——如同小说中的“说明”和“抒情”一样，或者说如同小说中的“解说”与“表现”。“纪实”和“虚构”是小说创作中两种相辅相成的方法。

如果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小说的大部分元素中，如主要人物、主要场景、主要事件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时空坐标符合历史真实，其中又适当地运用了虚构手法以完善叙事，这样的小说便是纪实小说。纪实小说常常有两个特征：一是将故事情节等同于事件原型；二是将作者的行动若隐若现地贯穿到文本的叙事线索中，将作者纳为作品文本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角色，又适时地淡化作者在故事中角色意识。这个人物常以自己的声音记录事件，或衬托他人在事件中的主体性，在文本内部的实质任务是为事件本身“纪实”。作者既是事件的旁观者、洞察者，也是文本中最亲近事件、最靠近“当事人”的一个线索人物。纪实小说中的作者不单纯是“摄像机”，还是扛摄像机的那个选择场景的主体，作者往往是作品本身的一部分。

在纪实小说中，“纪实”是核心元素，主要强调的是尊重事实，讲出事情真相，可以有适当的“虚构”来链接情节，但是不一味地夸大“虚构”，不随意地添枝加叶，忠实于事件的本质状态，属于“真实地写”和“写真事”的结合。“虚构”只是作者援引其间用于完善叙事的一种辅助手段，譬如叙述人物在事发情景中的某些因由，衬托主要人物形象的饱满与生动，呈现作者无法亲历的场景，艺术化“主要人物”与读者的对等关系，等等。“虚构”并没有改变作者的纪实立场、作品的类型和事件的性质。

在这里要说的是“纪实”不等于“非虚构”。如果说“纪实”追求的是作品的“真实”，或者说对文学“真实性”的一种突破与强调，侧重于对作品之“合史”“合实”的要求，那么，“非虚构”则追求的是实地调查与真实体验相结合的创作姿态，抗拒的是闭门造车似的联想加虚构的写作。“非虚构”其实是排斥彻头彻尾地“虚构”，反抗作者虚造形象、创造故事，侧重于创作中的“亲历”“亲睹”“亲察”。“纪实”创作可能会适当使用一点“虚构”，而且不影响作品的真实性本质，但“非虚构”则完全拒斥“虚构”，这种“拒斥”势必导向的是作者必须书写“亲历”“亲为”的事件，但凡靠想象虚造情景的地方都冒犯了“非虚构”的界限。因此说，“纪实”更多是针对作品而言的，衡量的是作品的纪实性质，“非虚构”是针对创作姿态而言的，衡量的是作者的写作方式。强调“纪实”还是“非虚构”势必会产生不同艺术风格、不同韵致的文学作品，顺应的是不同的时代需求和阅读需要。

如果那些喊明了属于虚构的作品，那么读者从阅读的开始到结束不必警醒于真与假的区辨与判断。如果是那些带有明显的真实色彩的作品，读者在阅读时就会产生一种心理暗示，在阅读结束后会将这种真实感再次与现实生活比对，并在比照生活现实的基础上，会对那种真实感到怀疑。只有在纪实作品中，只要作者是严肃地忠实于真实，人物与事件也能与生活对应，就会减少读者将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与现实生活真假比对的情况，绝大多数情况下会相信是真实的。其实，那些与生活事实相符的情节，并不一定仅仅是在表达真实，也在表达着作者的生活理念、社会判断，作者只是将生活事件当成了写作的素材而已。所以与那些虚构类作品相比，纪实小说主要是材料（写作素材）的真实、作品的元素（人物、地点、情节等）的真实。对于读者而言，从虚构类作品中感受到的真实，只是一种现象的相似、迹象的一致；读者从纪实作品中感受的真实，却认为是在解读一种生活本相，或是生活真相。对于作者而言，真实主要在于寄寓其中的态度，在于作者运用这些材料的态度和这些材料所反映的事件本质的一致性，所体现的是作者叙述的真实。

譬如，在杨显惠的创作中，《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都是在他深入当年的事发现场，走访了许多从当年事件中“存活下来”的“亲历者”或“见证人”，并结合史料研究了这些“活标本”之后，挑选了其中典型的事件和人物，创作了几部系列小说。在笔者与杨显惠的访谈中，杨显惠声明：“虽然有些作品、一篇故事和人物含有虚构，可是，作品中的这些细节、生活场景都来自于真实生活。”他还说：“我写的时候，哪怕是采访到了真人真事，那我也是要把它改造的。但我访问过的有两三个人，他们说：我给你讲讲我的经历，你要把我的真名写出来。那么，我就写他的真名、真的工作单位。”这是杨显惠在不影响“纪实”的情况下，在不误导读者阅读的情况下，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顾念中所采用的虚构策略。

朱君和的《血色星光——首任广东省委书记和他的战友》中，在作品的“缓扉”页就开宗明义地说明：“本书是以历史上首届中共广东省委暨粤北省委这段历史为骨架，除地名及重大事件的人、事、时遵循史实，余皆依文学创作演绎。书中正面人物原型，均采用真名或当年的化名；一般反面人物原型，用化名或职务名。但为了本书‘纪实体’的纪实性，反面人物中个别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则用真实姓名……”^[7]在作品的最后，作者介绍了“书中人物与原型的对照”，声明在13个主要的“正面人物”中，厉岚、倪柏松、司徒千里、鹤哥、余敬谋、林琳为“虚构人物”，对10个“反面人物”中的3个人物也进行了“虚构”，还对几个真实人物的妻子进行了形象“改造”。也就是说，从人物角色来看，《血色星光》中的人物分为“史实人物”和参照真实原型“虚构的人物”两类。

此外，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李娟的《羊道》、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邓贤的《中国知青终结》、凌志军的《重生手记——一个癌症患者的康复之路》、叶舟的《写照片》、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等作品中，作者把自己的身影镶嵌了进去，作品中直接展示了作者走访调查的痕迹，读者也能清晰地看到作者参与到“故事”中时的那种焦虑、矛盾、急切、苦闷等复杂而纠结的心理，作者所讲的“故事”在历史时空中都有同等量型，在不影响作品真实性的基础上适度地运用了想象链接。

新世纪纪实小说的创作，反映了读者和相当一部分作者对“虚构”写作的某种厌倦，“虚构”创作的作品形容的是“假生活”，最终给人的感觉是读者与文学中的生活距离颇为遥远。文学并非是现实生活与人的存在并轨前行的一部分，文学只能反映和表现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生活与艺术无法“同步”，而人亦不能总是从作品中找到一种实在的佐证。

许多文学刊物为了多刊发有特色的佳作，专门设置了“开放性”的栏目名称，如《人民文学》设置了“非虚构”栏目，《单向街》设置了“纪录”栏目，《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推出了“凡人传奇”与“我的传奇”的专题，《钟山》设置了“非虚构文本”“事物本身”栏目，《收获》设置了“亲历历史”“封面历史”“80年代”“田野手记”“遗失的青春记忆”等栏目，《上海文学》有“海上回眸”栏目，《清明》设有“世事写真”栏目，《当代》有“往事”“纪事”“史记（纪）”等栏目。此外还有像《天涯》《小说月报》《十月》等，虽没有明确设置“非虚构”或“纪实”“纪录”等栏目，也给纪实类作品敞开着“平台”和“阵地”，这些都是对纪实文学的鼓励与召唤。

新世纪的中国已经极为关注人的现实存在，人们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中都充斥着一种“实”性元素，似乎新世纪的读者不再强烈渴望来自文学中的想象和联想来指引和鼓舞人的精神力量，而是需要言明人的存在状态，印证人的生命之途、文明之路。因此，纪实文学是新世纪这几年的创作热潮，也势必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作者和读者的倾向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