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真事的小说艺术

纪实小说是独特的现实主义小说。我们之所以把《夹边沟记事》《写照片》《拆楼记》《羊道》《寻找巴金的黛莉》等作品视为纪实小说，而不将其列为新闻类作品或普通的小说作品看待，是因为这些作品兼具纪实作品和普通小说的优长：

一是这些作品反映的是真实生活的事例，能让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生活形成一种对应联系，减低虚构作品带给读者的虚假感，缩小文艺生活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隔膜感。

二是这些作品不仅是在讲述真实的事件和故事，也在述说着作者对时代的感悟和对社会的解剖，倡扬着人性光辉和对社会文明的追趋。

三是作品本身蕴含着一种启蒙人生、启蒙人性的力量，具有供读者鉴赏的、丰富厚重的“能指”，不仅揭示了生活真相，还能激发人的想象和联想，是一件件本身具有艺术美感的、虚实相糅的结晶。

四是这些作品可以轻松地建立起读者对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必然联系，让读者觉得：阅读这些作品不是在感受作品中的虚拟生活，而是在解读现实人生、感受我们身边的人与事，解读自己并不遥远的同行、同事、同窗、同龄人、同类人的生活与命运。

五是这些作品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能让读者产生与现实对接的意识，在映照中激发读者的鉴别意识、反思精神、批评精神，进而从作品中获得超越现实人生的驱力，从而对文学创作与社会发展捋出某种规律。

这五个方面的特性，并非纯粹的新闻作品和普通的虚构文学同时具备的。当然，也不能像章罗生教授给现代报告文学总结的“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15]。这五个方面，似乎不是报告文学的，而是所有纪实文学都具备的，甚至纪实小说也符合这五个方面的特点。笔者认为不够具体，也没有区别度。报告文学和纪实小说的艺术性都应该有独立的所指。

宏观地说，纪实小说的“艺术性”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所选材料的可读性，即对读者理性、情感、志向和趣味的陶冶维度，所选题材对读者吸引力。二是作者的叙述技巧和方法对读者的启发，包括对“事件”的叙述顺序、叙述语气、叙述重点、择选的细节是否具有典型性、叙述视角、叙述模式等。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先生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谓的语言交流距离词典规范较远，周围的环境和当时的人际互动，已经提供了词典不能提供的‘暗示’和临场知识，看眼色可以行事，靠暗号可以行事，靠四周情况也可以行事。”^[16]三是语言的驾驭所带来的艺术张力，因为大多数纪实小说都是作者采访、调查后进行文字加工的，叙述文字能最大限度地透射文字背后的丰富内容，透射故事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的复杂性与命运的曲折性，透射作者寄寓于作品中的价值评判与审美情感。

综合来看，纪实小说的“艺术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关键词：

一是客观性。其一，表现为纪实小说中材料、内容、作者述评的客观性；其二，表现为非典型性。生活中很多事件对他人、对社会是有意义的，但并非每件有意思的事件都是典型事件，人物非典型人物，环境也非典型环境。不像某些虚构小说那样在一个故事情节中集中典型事件、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环境，甚至典型的主题思想。纪实小说不像现代虚构小说那样，作者把事件和人物想象成那样，纪实小说是在说明生活本身就是那样，只是作者用“发现”的眼光看到了这些事件和人物的“非同寻常”，看到了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意义以及呈现、叙述、言说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意义。一定程度上说从“典型化”走向了平民化、大众化、普世化、生活的“常态化”，在平凡人物身上发现道德的底线与高标，发现人性的丑恶面与闪光点，发现人的理想追索与现实诉求，发现伦理秩序的时代变化与历史因缘。这种客观性使现代小说创作进一步走向了更广阔、更普遍、更本真的生活画面，降低了虚构小说中虚构给人带来的虚假感、距离生活本真的隔膜感。

“现实主义小说主要通过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来描写人物，塑造形象。”^[17]虚构的纪实小说则主要不是靠揭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描写人物、塑造形象，而是通过人们认识的反差和变化来解构人的道德与理想，揭示了有什么样的思想道德和理想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和形象——这是新世纪纪实小说和传统虚构小说的一个重大区别。这种区别也是源于：传统虚构类小说是先有一定的理念，然后凑材料、凑形象，最终让那些题材和形象都服务于主题，用抽象的事例来印证主观理念，主观性在前面，也是整个小说故事行进的主导。而纪实小说却是从客观现象和题材中提炼主观感受，来回应或刺激读者的思想认识，客观性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主导。失去了客观性，这样的小说就是亦真亦假、似客观又非客观，很像非虚构又绝非非虚构，失去了纪实小说的品质属性。

传统虚构类小说中，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是为了刻画人物性格，刻画人物性格是小说叙事的重要一环。刻画人物性格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方面，塑造人物形象又是表现“人”的主要方面，表现“人”是小说的重要使命，似乎一直演绎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和改变了人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命运，人物性格是复杂的，社会变化和作品主题也是复杂的。19世纪到20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所奉行的便是这一传统，一直延续的是这样一种创作模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则把这种手法发展到了极致。

新世纪的纪实小说淡化了对人生命运的“历时性”地揭示，淡化了对“人”的整个人生轨迹的归纳总结，侧重展示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特定文化环境中的行为取舍、道德表现、生活遭遇等，侧重表现人在具体的某个时段的那种生活真实与生命真实。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情节结构必须要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结构也是根据塑造形象的需要来决定情节的取舍。正如赖骞宇所说：“在情节结构上，现实主义小说讲究情节的完整性和情节发展的严密性。”^[18]新世纪纪实小说不太苛求情节的吸引力，因为作者在呈现事件原委时，注意到应该持以“价值中立”的立场，力求客观地呈现，所以故事中人物的情愫表达和作者的情感表达都极为隐晦，或者说只注重生活事实的原貌原样，不注意挖掘故事人物的内心世界，因此也就不去刻意讲求情节的完整性与情节发展的严密性。

纪实小说的“客观性”展现了人的哪些精神状态呢？纪实小说呈现了现代人的家园意识、忏悔意识、世纪末感觉、缺失信仰的心理虚空，以及精神指向的迷茫、情感世界的芜杂，还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不堪忍受的生存之重等。如果说虚构类小说大都表现了人在历史环境中承袭下来的某些人性弱点，那么，新世纪纪实小说在现实环境中呈现了现代人褪而未尽的某些限制，毫无推却地用现实生活中滋生和更换的欲望来支配人的行为和精神世界。说到底，新世纪纪实小说其实反映的是现代人用外在于人的欲望，或者说用从别人那儿移植来的欲念来要求着自己，人们还没彻底从心灵深处褪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主体地位的维护，但又接受了太多的排斥传统文化的因素。因此说一边在愉悦着自己，一边又在否定着自己、怀疑着自己、伤害着自己。这种悖论来自文化，但又不完全是文化的力量。压制人性的正是人性——不仅来自自己的心灵追求，而也来自他人的欲念和比附的敦促；不仅来自传统文化的惯性，而且来自人们对现实潮流的积极而又被动的奉迎。同时每个人又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别人的情感世界，挑战着他人的人性复杂面。这种带有“后现代性”精神表现不仅是知识阶层或城市文化熏染下市民们的精神表现，且也是新世纪人的一种普遍状态，这种普遍性已经超越了城乡差别，超越了文化品位对应物质的界定。这是客观的，也是真实的，能表现出这些状态，是新世纪纪实小说的艺术性所在。

如果与现代主义小说相比，差别更大，现代主义小说追求文学描写的主观性，刻意于叙述语言的反传统性，结构上显得散漫，情节安排也有随意性。另外，故事的背景很模糊，现代主义小说与追求客观真实的纪实小说是差别很大的。

二是真实性。纪实小说的真实包含“真”和“实”两个层面。“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境界。缺乏“真”和“实”，就难辨“伪”和“虚”、“善”和“假”，就无法得到事物的“净”和“美”，就缺少做事的“精”和“诚”，无法抵达心灵的“静”和“安”，也就无法达至内心的平衡和社会的和谐。庄子在《渔夫》中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亲则慈孝，事君则忠贞，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9]“真”和“实”既是中国传统美学中做人做事的追求，也是今天纪实小说艺术追求的高标。

三是进步性。纪实小说的内容和主题大都是积极健康的、严肃认真的，作品的刊发流播有利于人的身心发展的，是有利于发扬文明的。作者把一些生活事相呈现出来，也是为了澄亮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激励人们反思，促助社会抵制奸邪、涤除丑恶以促进社会进步。

四是关联性。纪实小说往往关联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美学、人类学、伦理学、管理学、民族学等。关联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知识、技术、原理、规则和经验。因此，纪实小说关联着人之“笃实”和“务虚”的二维：既有纪实创作的“求真”“求实”要求，又有小说创作的虚构和想象。既要实，又要虚。在真与假、虚与实中追求着平衡，没有虚构就显不出纪实。纪实小说还关联着抽象思维和实证思维，关联着语言的实指性和虚拟性，关联着人类历史的具体时空和未来的理想彼岸。

五是综合性。也即功能的多样性。纪实小说不仅是记录和呈现现实经历、真实生产劳动过程，也是重申道德感、提炼美感、提升哲性思维的综合艺术。纪实小说远远走出了文、史、哲的范畴，已悄然渗透进了多种学科，建构起的是一种多维视角，透射的是多元文化，发挥了多项功能。

六是非重复性。不同的虚构小说在情节和主题上往往会有重复，甚至在结构布局、叙事模式、塑造人物形象类型上，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就像报道哪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哪儿发生交通事故，哪儿发生贪污腐败一样，人物和地点虽然变换了，但是内容大致是可以归为同类的，情节也可能是“形异神似”。纪实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一般没有复现性，即便生活事件重复上演，在纪实小说中也一般不会复现，同样的事件在其他纪实小说中也不会有完全重复的故事情节，这一点与虚构小说也明显不同。祝宇红专门研究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故事重写”现象，其《“故”事如何“新”编——论中国现代“重写型”小说》中指出，一些文学史中“成就较高的作品”在出现之前，就已有类似的“故事”在流传，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三言二拍”、《聊斋志异》中的部分作品，还有鲁迅的《故事新编》、沈从文的《月下小景》等，这些作品就属于“重写型”小说，这些作品中的“故事”由“本事”（非本书所说的“本事”）演变而来，记载“本事”的文本就成了“前文本”，重写的“故事”就是对“本事”的重新叙述，包含对“前文本”的变异、拓展、延伸，一部作品是“原创”作品还是“改编作品”，判断依据之一是有无“前文本”。祝宇红说：“小说具有前文本并对其重写，即为‘重写型’小说；不具有前文本，即为‘原创型’小说。”^[20]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说：虚构小说有重复、重写、重构之说，而纪实小说是根据真人真事叙写的，一般没有“脚本”“副本”，缺少“前文本”，不是对文本中故事的重构，而是对现实社会中事件的“首次再现”，纪实小说大都属于“原创型”小说，纪实小说在故事上具有非重复性。

七是具体性。纪实小说讲述的是具体某一时间发生的确定的事情，作品中的时间和事件是有据可查的，事发地点读者也是可以重返的，作品中涉及的数据排除对当事人隐私的保护，一般是具体翔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