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弥坚的情谊

巴金和贺绿汀在文学、艺术上所创造的成就是有口皆碑的，而他们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中结下的友谊，堪称情深谊厚、老而弥坚。因此，两位老人都十分珍惜这份纯洁的情谊。

贺绿汀的寓所在泰安路上，相距巴金家只有一箭之遥。因此，贺绿汀出门散步时而会来到武康路，在巴老家小坐一歇。后因腿脚不便，走动次数也渐渐地少了。

一九九三年秋，九十二岁高龄的贺老在家闻悉巴老快过九十岁生日时，就要家人陪他到巴老家祝贺，后因患了急病被送进了医院才未能成行，可他一直把此事萦怀在心。

巴老在喜庆华诞之时，恰逢浙江富阳印刷厂送来了为他生日赶制的几套《随想录》线装本的样书，他拿到书后，首先想到的就是都在病中的冰心和贺绿汀，要让他们也分享这份快乐。送给冰心大姐的那套书托袁鹰带到北京后，他就得到贺老已出院回家的消息，他马上提笔在书的扉页上签上名，让外孙女端端送到贺老家中。刚出院的贺绿汀拿到这套装帧精美的书后，按捺不住此时的喜悦之情，即提笔给巴老写了回条说：“……我将在我晚年细读您的作品，您的真话，您的心声，从中欣赏到您的真实人生观……”情意切切，溢于言表。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贺绿汀在夫人姜瑞芝和两个女儿陪伴下，如走亲戚似地来到了巴金寓所。那天，贺老身穿一套深灰色西服，显得十分精神，在大门口，便同巴老的家人打起了招呼。此时，坐在客厅里等候的巴老知道贺老来了，便让护理员小吴搀扶着走到门口。贺老忙迎了过来，向巴老献上一束火红的玫瑰以示迟来的祝贺。然后，两位老人一手拄着手杖，手牵着手来到客厅。巴老在家因起身不便，所以平时都坐在那把高靠背椅上，今天他却坚持要坐在低矮的沙发上。他知道贺老耳朵重听，听别人谈话时需借助于助听器，为了不让贺老听话时感到吃力，他便与贺绿汀坐在了一起。落座时，巴老首先对贺老说：“从报上看到您最近还到万体馆、音乐厅看演出，知道你身体已康复。”贺老听后十分关切地对巴老说：“冬天您可以到深圳去疗养，那里有作家协会的‘创作之家’。”巴老笑着说：“您身体好，可以到处跑，我腿脚不灵，走路很困难，近年来深圳我没去过，一九六一年曾去过。”边上的人见两位老人谈兴正浓，谁也不愿意影响他们的交谈，都静静地听着二老的对话。

一九九四年六月四日，贺绿汀和巴老在后者家中亲切交谈

当他们聊到共同的朋友、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时，都为他最近因病去世而感到十分悲痛。贺老问巴老：“佐临拍过你的电影吗？”巴老马上答道：“我与佐临很熟，去年他还来过我家，他是话剧《家》的总导演，这出话剧在日本演出很成功。”贺老十分惋惜地说：“年初，我和佐临同住在华东医院里，我还到他病房看过两次，没想到他出不来了。”

沉默了许久，巴老问：“你现在每天在干些什么？”这时，贺老如数家珍似地谈了起来：“我正在整理过去的资料，写回忆录，写不动了，只能断断续续地写。”接着他把思绪转向了抗战时期：“我的回忆录是从上海写起，到重庆经过香港、上海然后通过敌封锁线到新四军根据地，呆了两年，然后再从根据地到上海、天津、太原往西走，过黄河，并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四日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他还清晰地记得夫人姜瑞芝和小孩那时已都在延安了，并笑着说：“我的小女儿还是在延安生的呢！”巴老听后接过他的话题说：“一九四三年我正在桂林。”那时，巴金以桂林为常驻地，往来于贵阳、重庆、成都和桂林，一边为他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战争的炮火中继续出书而奔波，一边为完成抗战小说抗战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火》的第三部而昼夜笔耕。

此时，两位老人都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停了一会，贺老把脸转向巴老高兴地说：“你成都的老家我两年前去看过，有一棵长得很高大的银杏树，它给我的印象最深，我们一行在银杏树下合了影，现在那宅院由解放军文工团住着。”提到家乡，巴老心中充满了怀念之情。一九八七年他坐着轮椅回到童年时代住过的成都正通街老宅，至今已过去七年了，他心里多么想再回故乡看上一眼啊。他深情地对贺老说：“房子拆过后又重修过一次。”巴老的女儿小林在边上又补充道：“边上还有一口双眼井。”

两位老人对二十多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浩劫”仍记忆犹新。巴老在《随想录》中曾写道：“……不是我不愿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揪住我不让忘记。”它警示人们不能忘却这段中华民族的耻辱史，两位老人都担心随着年代的久远这惨痛的教训会被逐渐地淡忘。所以，他们每次见面免不了要谈到彼此在“文革”中的遭遇。

“文革”初的一天，上海作协造反派命令作协的“牛鬼蛇神”到大厅去看在上海杂技场召开的批斗贺绿汀大会的电视直播。“文革”前，贺绿汀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这个学院是“四人帮”的一个据点，“四人帮”的得力干将于会泳就在此地起家。所以，这个学院的造反派特别凶狠，在“四人帮”的直接操纵下，院中先后有十多人受迫害而自杀。在这次批斗贺绿汀的电视转播中，巴金等看到贺绿汀就是不认罪，还与造反派当众抢起了话筒，针锋相对地反驳他们的诬陷，这种少见的批斗会场面看得巴金等人很是痛快。最后，造反派被弄得十分狼狈，只得把电视直播的画面在中途给切断后草草收场。贺绿汀那种绝不在邪恶势力前低头屈膝的铮铮铁骨使巴金倍受鼓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贺老还是一个很有心的人，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他还冒险记下了许多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日记。所以，在写回忆录时成了一批相当珍贵的资料了。当姜瑞芝问及小林：“贺老出传记需要整理，他在‘文革’中写了好多日记，不知如何整理？”小林答道：“爸爸还有些日记现在还没整理。”姜瑞芝接着又说：“能把这些日记保存下来确属不易，贺老的‘文革’日记都是用代号写成的，如P1P2等，戴眼镜的就用象形的‘B’替代，让别人琢磨不透，造反派看了如同识天书，这才幸免于难，后来我们都被关进了大牢，连写字的权利也给剥夺了。”

谈到“文革”时，巴老的话语始终不多。其实，他那时遭受肉体上的摧残和心灵上的折磨都不比别人少，这心灵深处的伤痛是无法抹去的，愈近暮年，愈是思念他那被“文革”夺去生命的爱妻——萧珊。此时，他沉默了，我站立在一边在想，巴老在“文革”结束不久，就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痛苦的自审，他强忍着心头的阵痛，写下了一百五十篇文章记录自己“随时随地的感想”，结集出版后就成了《随想录》一书，在这部有着四十余万字的作品中，字字句句无不浸润着对十年浩劫的声声控诉及对已故亲人、友人的追念。同时，他也对自己在“文革”中应负的责任进行了剖析。而此时，他还需要说什么呢？要说的话在《随想录》中不全有了吗？此时，屋内气氛显得有些沉闷，停了半晌，贺老可能想换个轻松些的话题谈谈，他说今年暑热难当时，巴老意味深长地说：“‘文革’都过来了，不要说夏天了。”一语双关的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大家都觉得：两位年届九旬的老人长寿的秘诀，大概与他们在逆境中有着乐观、豁达性格和保持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风骨是分不开的。

他们虽然都体弱多病，但仍关心着文化事业，当贺老告诉巴老上海中学生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连连得大奖连外国同行都感到震惊时，巴老说：“你培养了许多人才，音乐学院的校址、校舍不错，当时是陈毅市长给的。”贺老说：“现在那块地地处淮海路、东平路，这一百五十亩地现在成了宝地了，靠这校舍培养人才，改善生活环境，才能使人才不往外流，这要感谢陈老总了！”谈到他们都十分熟悉的好市长时，两位老人都会心地笑出了声。

巴老对贺老近来仍多次外出参观市政重点工程建设很是羡慕，贺老也极力鼓动巴老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到刚建成的南浦、杨浦大桥上走走。巴老告诉贺老：“现在走路不便，出门得坐轮椅，东亚运动会期间，我在家人陪伴下坐车花了两个小时，浏览了淮海路、新外滩夜景，上海的变化确实大！”

两位老人对建设中的新上海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俩在上海都已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可说是上海发展的见证人了，所以对上海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如今（本文写于一九九八年——作者注），贺老因病仙逝，巴老也重疾在身，整日卧病在床。巴老是一位十分重情谊重感情的人，虽然此时无法用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情感，但我想：他同贺老的那份友情将永远留在自己的心底，这份珍贵的友情，会让他增添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