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登美国名人录的中国『铁人』

履历：1965年出生于湖南省汨罗市长乐镇，1985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1986年考取国家公派，赴法国留学。1991年在巴黎第七大学获毒理与药理专业博士学位。1992年在纽约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后，两年半后升为教授。2011年从纽约大学辞职，现任美兰坊（湖南）化妆品公司和美国Marivan Skincare Inc.首席科学家，美国体外动力学（Ex Vivo Dynamics）公司首席技术官。2005年至今在纽约梅尔维尔湖雅诗兰黛有限公司担任顾问，因课题均是围绕『铁与人体健康』展开，因此在业界有『iron man』（铁人）之称。作为美国国家研究院、国防部、环保局的评审专家，黄博士荣登2007年美国名人录。和太太李艳红育有三女，现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Montvale市。

采访时间：2015年3月19日

采访地点：新泽西州Montvale市，黄曦家中

（一）感恩节，携夫人投奔未谋面的导师

◇“我做事喜欢爆发式的，即冲破条条框框，不喜欢循规蹈矩。如果按照常规思维办事，我的绿卡可能要等上很多年，可能到老了也不一定能拿到，所以要转变一下思维。当然，这需要把很多事看透、吃透，要有一定的判断力。”

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把过去的事情做个回顾，也算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个小小的总结。

我是1991年11月24日和太太一起从法国飞到美国的。当天是美国的感恩节，我们却不知道，因为欧洲一般不庆祝感恩节。因为只有那天有机票，所以我们就飞过来了。那天我博士论文刚答辩完一周，要到美国做博士后。

2014年黄曦一家五口在张家界

你知道感恩节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也叫“火鸡节”，家家户户全家团聚，都在家里吃火鸡。我的老板（博士后导师）也不例外，所以他没去机场接我，而是从Limousine（美国豪华轿车公司）叫了一辆车接我。司机西装革履，和我以前见过的着装随意的国内出租车司机一点都不一样，我以为他就是我的导师，上前和他握手，叫他“Dr.Costa”，他也没说什么。路上，他突然问我：你到美国来干什么呢？我愣了：你是我老板，咋还这样问我呢？半小时后，到了我导师家里，他从里面走出来，我这才知道，自己弄错了。你说我当时是不是很大胆，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就敢带着老婆过来投奔他？（笑）

在导师家里，我和他的其他学生一起吃火鸡，聊天。晚上他给我订了一个旅馆。就这样，我在美国度过了第一个难忘的夜晚——感恩之夜，Thanksgiving！可能因为是感恩节到美国的缘故吧，我一直特别懂得感恩，感谢别人对我的给予，如果有机会，我也尽量去帮助别人。可以说，感恩之心一直贯穿在我在美国的二十多年里。

来美国之前，我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为中国农业大学）读农业化学，1985年毕业时，考上国家公派留学生。当时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日本，一个去法国，我觉得日本离中国太近，没多大意思，而法国离得远，又是西方国家，就想去了解一下，于是选择了法国。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一年法语后，我就出国了。当时我的专业是毒理与应用药理专业，我花了五年半的时间读完了硕士和博士。读硕士时，因为法语水平还不行，所以成绩很一般，但博士毕业时，我得了学校的最高荣誉，答辩委员会的七个导师都说我法语说得和法国人一样好。不过现在不行，都忘光了，毕竟不是母语。（笑）

到美国后，我在纽约大学环境医学系做博士后。一开始，我想着自己本科在北京，硕士和博士在巴黎，博士后在纽约，都是大都市，还高兴了一阵。结果得知，纽约大学的环境医学系不在纽约市内，而是在上州一个偏僻的山沟里，离纽约30英里，相当于50公里。这样，开车是必须的了。好在我在法国时就学了驾驶。可以说，我们在美国走的路，和所有刚到美国来的人一样，也是一步步来过来的。在法国时，中国政府每个月给我420美元的生活费，我的导师从欧洲共同体拿到了一笔基金，每个月给我800美元左右的补助。我们夫妇俩省吃俭用，到美国时手头还剩一万多元，所以很快就买了一部二手车。什么车？我都不好意思讲（笑），是马自达，花了250美元。开了半年后，我原价把它卖掉，换了一部车。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太太李艳红是武汉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研究生，这个背景在医学院是很不错的，她和我老板一谈，老板就同意她在实验室做研究生，一年有一万美元的收入。我呢，1991年刚过来时，老板每年给我1.9万美元，两个月后就涨到2.1万美元，我们夫妻加起来一年有三万多美元的收入。你知道，当时中国留学生夫妇一般都是一个读书，一个陪读，两个人就靠一万多美元过日子，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当时在纽约大学环境医学系中国留学生圈子里算是最富有的了。（笑）

我们夫妇都很忙，根本没时间去娱乐。我忙于工作，奔教授。一到美国，我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在法国的时候，我所在的实验室拿到了癌症研究方面的一个奖项，有4万法郎的奖金，我分到了5000法郎。正因为对癌症研究比较感兴趣，我到美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美国癌症协会，该协会有一个给癌症研究年轻学者的基金，忘了具体多少钱了。我很快写了一份申请基金的报告，但第一关就过不了，因为我的老板（当时是系主任）不给签字。不签字的原因我不得而知，可能他觉得我太年轻，不够格，没必要在此浪费时间。或者他有点歧视中国人，一开始就把我封杀了（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但我没有放弃，仍然去申请数额比较小的R03基金。这个基金是每年给你5万元，连续给两年。别的基金，如R01，每年至少20万美元，给三年以上，但需要教授资格，而我当时不是教授，所以只能申请R03基金。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可以跟你说说。R03基金的申请条件中，要求钱到位时申请人必须持有美国绿卡。我当时没有绿卡，要是一般人可能早就放弃了，但我想，你没有要求申请时必须有绿卡，那我还是可以试一下的，所以我就把申请材料递上去了。我很幸运，第一次评审就了，不知道具体评语是什么，应该还不差，否则就不会这么顺利了。得知自己通过后，我立刻去找移民局，告诉他们我申请到了这个基金，能否以杰出人才给我办绿卡，否则我就拿不到钱了。他们审阅完材料后，三个月就给了我绿卡。有了绿卡，我自然就顺利领到这笔基金了。

可能我的思维和一般人有点不同，我做事喜欢爆发式的，即冲破条条框框，不喜欢循规蹈矩。如果按照常规思维办事，我的绿卡可能要等上很多年，可能到老了也不一定能拿到，所以要转变一下思维。当然，这需要把很多事看透、吃透，要有一定的判断力。（笑）

因为申请到基金，我博士后才做了两年半（一般要5年），就破格提为助理教授了，那年我29岁，算是系里最年轻的教授。当然，我不算最厉害的，我老板更牛，他PH.D才读了两年，32岁就是正教授了。

（二）中国“铁人”

◇“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平时的做人做事，我们要先信任别人，不要老防范别人，因为我相信是人都有良知，他会感受到你对他的信任。人与人如果可以互相信任，这个社会就变得简单美好。”

在医学院的日子，也有点小小的曲折吧。其实我老板不太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这人比较独立，不倚赖他的缘故吧。一开始，他还只是系副主任，中午休息时间喜欢偷偷打桥牌，他一般会叫上另外三个教授，但其中一个教授经常不在，三缺一，他知道我会打桥牌，就叫我去打。我们也打小额的钱，但末了大家把赢到的钱放在一个罐子里，年底一起吃饭。有时周末他牌瘾发作，也会叫上我。你知道，不是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一开始就能和自己的导师打桥牌的，可能他也不是不喜欢我，只是因为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太一样吧。

我老板是研究镍的，我是研究铁的。你知道镍是有毒的金属，在加工厂直接暴露时会使人得癌症，主要是肺癌。我老板做了很多实验。我觉得铁是身体的重要金属，镍应该是通过铁起作用产生毒性，进而导致癌症的。但我老板说我“nonsense”（胡说），根本没有采纳我的建议。15年后，他通过实验证实了我当年的观点，他说当初应该早听我的。（笑）

你知道，美国搞科研的人很重视在知名刊物发表文章，但我和他们看法不同，我觉得科研更应该注重应用性，把研究成果用在实际生活中，为社会带来变化，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我在法国时是研究煤肺病的，法国的煤炭含铁量太高，所以得煤肺病的人很多。到美国后，虽然老板是研究镍的，但我依然念念不忘自己的铁和煤。当时仅靠一个R03基金是养不活自己的，一半时间还得为老板打工。为了不耽误老板的工作，又能兼顾自己事业的发展，我利用晚上时间继续做铁和煤的实验。如果拿我法国博士论文的资料申请基金，得到的可能性很小。我必须使用美国的煤粉，研究的结果和法国的一致，证明含铁高的煤粉得病率高，因此我拿到第一个百万美元级的基金R01。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根据美国职业病研究所的流行病学调查，回头查清了这个调查是在哪个州、哪个县、哪个矿做的，然后再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煤粉成分分析，发现相对应煤矿的活性生物铁与该矿煤肺病发病率直接相关。根据这一相关性，我们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七千个煤样品的煤肺病得病率都计算出来了。论文在美国Environment Health Perspective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根据我的研究成果，煤矿公司开矿前可以根据活性生物铁的含量推测煤炭毒性大小，从而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由于这篇论文，阿拉斯加等地的勘探局都给我写信，询问该地区煤矿的毒性问题，美国劳工部的官方文献也多次提到我这一发现的重要性。

当时，宾西法尼亚州高等法院要起诉Allstate保险公司，其起诉缘由是，J.H. France Refructory Co.的矿工得了石棉肺、矽肺，保险公司对其赔偿不够。保险公司很犹豫，不知道这官司该不该打。因为煤肺病是职业病，美国政府对煤工有很好的法律保护。保险公司想将石棉肺、矽肺和煤肺做比较，再决定是赔钱还是打官司。因为我在煤肺研究领域的突出表现，他们的律师团找到我，请我做顾问，帮他们评估官司中的专业问题。我当时开的报酬是一小时三百美元，他们眼睛眨都没眨就答应了。（笑）我查了很多文献，又去现场做了评估，花了30多个小时。评估后，我告诉保险公司，这场官司你们赢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石棉肺、矽肺和煤肺病的病理确实比较相似。双方后来庭下和解了，保险公司赔了不少钱。

研究了一阵后，我发现美国的煤矿工人才5万，觉得这个课题的意义不算太大，于是开始找新的课题，最后决定研究铁对癌症的作用。研究了5年左右，我发现用癌症作为铁的研究模型，特异性不高，很难有新的进展，于是就转到研究铁和妇女健康关系这个课题上。你知道女人进入更年期后，雌激素下降，铁的含量增高，女人皮肤逐渐老化，骨质疏松。“美国妇女健康研究”（Women's Health Initiative）开始于1991年，其中包括三个临床试验和一项观察性研究，主要是研究绝经后妇女的健康问题，原准备花6.25亿美元研究。在进行雌激素替代疗法的功用的研究了五年半后，发现补充雌激素患乳腺癌的风险大。文章于2002年一经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很多人对雌激素替代品有了抵触心理。这药是Wyeth公司生产的，药一停用，该公司市场损失很大，而且还招来了五千个官司。顺便说一句，根据2014年的分析计算，尽管Wyeth公司损失巨大，仅雌激素替代疗法这一项研究，因为增加患癌风险这一发现就节省了大量医疗费用，其净经济收益为三百七十一亿美元。这也为继续使用这种庞大的、政府资助的人群大数据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由。

我从中看到了很大的机遇。你知道女人45岁进入更年期后，雌激素下降，但是铁含量上升，这意味着，铁对更年期的妇女的皮肤老化、骨质疏松是有一定负作用的。于是，我写了文章提出，除了雌激素缺乏外，铁的增加是造成更年期妇女皮肤老化和骨质疏松的重要因素，所以祛铁应是防止女性皮肤老化的最佳选择。文章是假设的观点，但发表后却引起极大社会关注，美国妇女健康周刊、糖尿病专刊、妇科病及生殖周刊等都刊登了我的研究成果。

2004年，我认识了一个雅诗兰黛的工作人员，他是纽约大学在读博士，我是他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之一。他是研究紫外线与皮肤老化关系的，我就把自己的观点讲给他听，他很感兴趣，就把我介绍给了雅诗兰黛公司。公司研发部的总裁是个法国人，他听说我在法国待过，感到很亲切。那个总裁原来是学物理的，现在也研究皮肤，我是学毒理的，现在也转向皮肤了，可谓是殊途同归，志同道合了。我把自己祛铁抗衰的研究成果和他一讲，他非常赞同，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idea，愿意投钱搞研发。从2005年开始，我就成了雅诗兰黛的顾问。我们合作很好，发表不少论文在皮肤科学杂志上，他们还给我几十万美元做研究。

这些年，因为我平时是研究铁的，所以在业界有朋友叫我“iron man”（铁人）。（笑）

2009年，我开始做临床实验，但第一次失败了。当时正值金融危机，美国有人谣传Macy's（梅西百货）要关门了，雅诗兰黛很谨慎，帮我申请了临时专利，但金融危机结束后没有继续进行临床实验，我所在的纽约大学医学院也放弃了。我打电话告知雅诗兰黛律师，说自己准备把技术拿到中国申请专利，他们没有反对。为什么到中国申请专利？基于很多考虑，如果在美国申请，雅诗兰黛和纽约大学都有点别扭，弄不好还可能有法律纠纷。而现在中国化妆品市场很大，具体有多大呢，两年前，我听过一个关于中国化妆品市场的讲座，说中国化妆品的销售额达到1600亿人民币，而且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目前还有40%的潜在客户。你说这市场有多大？所以我就在中国申请了专利，此外，还在巴西、欧盟等地申请了专利。

我每年基本都回国两次，2009年，我带着自己的祛铁抗衰技术，回国参加了科技交流会。参加湖南科交会时，我把自己的材料递上去，湖南省政府相关部门把有这种技术需求的厂家发到我邮箱，我逐个分析，最后觉得湖南天龙制药有限公司比较符合我的要求。次日，我来到天龙制药公司的展台，找到他们。他们办事效率很高，当天下午就派研发部门人员和我谈。我们谈妥后，就先签保密协议，再透露技术，最后是评估。

这里有个小插曲，这家公司有个工作人员是加拿大回来的博士，我回到美国后把技术的纸质材料传过去，他竟然没有交给公司，而是自己拿走了。此外，他还想挖墙角，把我挖到其他公司，但被我拒绝了。我做人做事一向恪守自己的原则，诚信第一，力求站得稳。我回国做事业，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希望把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多年的成果转化为产品，学以致用，同时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至于赚钱与否，不是那么重要。我是个基督徒，平时恪守《圣经》的教导，是不喝酒的，所以在酒桌上也不敬酒。他们知道这个，也不逼我喝酒。我在酒桌上还给他们传福音，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笑）

这些年回国次数比较多，总体感觉是，和20多年前相比，中国富强了很多，以前万元户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百万才起步。企业家手头资金多了，对知识的渴望程度也比以前提高了。以前，一些企业家可能靠坑蒙拐骗起家，不讲法律和诚信，但现在很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也提高了，有很大的进步，但我觉得还不够。说实在的，尽管中国发展很快，但基础还是比较薄弱，在很多领域还没有领先世界的技术。我回国走访了不少制药企业，他们不看重早期的研发投资，而是希望早点见到效益，于是，那些没有专利保护的西药，他们生产得特别起劲，可以说目光相当短浅。一些上市公司想让我当首席科学家，我让他们投资研发新药，可能要五到十年，他们觉得周期太长，风险大，没有人愿意做。可以说，中国社会普遍的浮躁心理在企业家身上也能看到，这不是件好事，企业要长足发展，必须要看重早期的研发，舍得花大价钱，否则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

我和湖南天龙制药公司从2009年开始合作，新成立了美兰坊（湖南）化妆品有限公司，我是这家公司的首席科学家。2012年产品上市，品牌叫“美兰坊”。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是比较保守的，头两年，产品在云南、广西、湖南三地试用，根据消费者的反馈意见我再做调整和优化。2015年，产品开始在天猫售卖，走向全国。你知道在国内做生意，一般销售人员不见到钱就不发货，但我觉得要讲诚信，信任对方，要先发货再收钱。当时有家湖南的企业找我们要一千盒产品，总价10多万元，我们的销售人员要求5万元到账后再发货。他们同意了，但在签协议时突然改变主意，问是否可以先不交这笔钱。销售人员心里自然犯嘀咕了，当时我在场，觉得对方货卖不出去，估计没什么钱，于是主张签了协议。后来，对方很守诚信，不但及时给了我们10多万元货款，另外又要了20多万元的货。现在我们合作挺好，他们答应帮我们卖一千万的货品。

我觉得，不管是做生意还是平时的做人做事，我们要先信任别人，不要老防范别人，因为我相信是人都有良知，他会感受到你对他的信任。人与人如果可以互相信任，这个社会就变得简单美好。我们公司有很多股东，我平时不管太多，做好自己那摊事，尽自己本分就好了。我觉得生意上的合作也要彼此信任，不然就没法继续下去了。

我们的产品上市时间不长，目前销售额还不是太大，但我不是太着急，因为做品牌需要脚踏实地，稳打稳扎。我认识一个雅诗兰黛的配方师，他在中国开公司，专门给美国廉价的99店设计他们想要的低端产品，人家要什么就给设计什么，赚了不少钱。但我并不羡慕他，因为我想做品牌，做百年老店，这需要沉下心来，一点一点做，不能光图眼前的利益。我们的产品定价很高，只比雅诗兰黛低一点，比如差不多的容量，它卖100块，我卖80块。

（三）美国学术圈不是想像的那样干净

◇“是人的地方都有利益之争，因为人性的弱点都差不多，不同的是看用什么制度去约束它。”

2011年，我从纽约大学辞职了。很多人奇怪我当时的选择，因为在美国，教授还算一个比较体面的职业。我离开的大背景是，美国在小布什执政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经费很紧张，科研基金也很难申请到。具体到我自己的情况，主要是评审中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利益冲突。我一直坚守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从来没有英文名字，只是Xi Huang，于是评审中不可避免遇到歧视问题，很多时候很难评上。我们很多同仁说，申请人如果是中国人的名字加上不知名大学，等于拿不到钱。可我在知名大学，还是申请不上；第二个问题是，评审不公正，少数科学家有抱团现象。有人开玩笑，只要评审中有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的人，估计就有抱团现象。一些人把心思放在搞小集体主义上，互相庇护，把好处留给自己的朋友。他们把游戏规则改了，我不想同流合污，所以就不跟他们玩了。（笑）我因为不站队，拿不到钱，我过去的导师也一样没申请到钱，后来我帮他介绍到雅诗兰黛，他拿到了几十万美元的基金。15年前他不是太喜欢我，15年后居然是我帮助了他。人生很有意思吧？（笑）

你以为美国的学术圈就那么干净？不是的，是人的地方都有利益之争，因为人性的弱点都差不多，不同的是看用什么制度去约束它。我们圈内有句话，叫三流的科学家在五流的院校拿一流的基金。一些和我一样科研做得不错的科学家也一样拿不到钱，但一个印度科学家，甚至五流的院校都不想要他，却拿到了很多钱。这些事情，美国健康研究所（NIH）做过调查，知道确有其事，但考虑到家丑一旦外扬，可能对整个NIH不利，所以选择了回避。但是我们行业内都知道内情。

因为申请基金确实有困难，所以我在2011年选择离开纽约大学。当然，离开的前提是，自己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否则也不敢贸然离开。我刚到美国时，问导师：你一年给我多少钱？他回答：一万九。同时补充了一句：没有人只靠工资能富起来的！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人生启迪，此后我一直努力追求经济独立和财务自由。

工作几年后，我攒了一点钱就开始投资房地产了。一开始，我买了一栋带四个apartment的楼房，租给别人，于是也开始深入接触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人了。其中有一个房客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女人，她欠了三个月房租，我一直不敢催，因为《圣经》里说了，不要欺诈寄居的人。（笑）后来实在没办法，就上了法庭，官司我打赢了，但房租钱由政府出。因为那女孩说她是单身妈妈（其实她有男友的），政府的社会服务部门相信了，就付房租给我。我还有一个房客也是单身母亲，带三个孩子。她收入不高，政府救济她，生活品质一点都不差，甚至比我还好。我买冰茶一般都是买晶体自己泡，她却是买现成的，还带汽的，挺好喝。政府每个月每个人发200元食物券，他们都吃不完，所以东西都是买品质好的。我和太太开玩笑，房客吃的东西比房东好多了，咱连好点的牛排都舍不得买呢。（笑）

我有一个房客特别有意思，他有三个月没交房租，于是去打猎，背回来一个鹿腿给我，15镑重呢，他一片好意，我也很enjoy。美国人还是蛮有人情味的。最后他因为实在交不起房租搬出去了。

美国的社会福利实在是太好了，特别是对单身母亲和残疾人，残疾人一辈子都给养着，有的女孩找对象都愿意找残疾人士，因为有保障。这种制度也养成很多人好逸恶劳和不负责任的惰性，比如前面说的那位单身母亲房客，其实她有男友，男友本来应该对她和孩子负起应有的责任，但因为政府承担了这个责任，所以男友就去吸毒、酗酒。美国是个吃中产阶级的社会，中产阶级挣点钱要交很重的税，政府拿着这些钱去救济穷人。不是说他们不需要救济，而是应该怎样改善制度，防止培养懒人。

在美国待的这些年，我个人认为美国主流社会是非常modest（谦虚）的，不张扬，比较低调和节制。比如雅诗兰黛研发部总裁请我吃饭，一般就是6.95到8.95美元的lunch menu（午餐菜单），非常简单，吃多少，就点多少。但是国内同胞比较讲排场，一起吃饭人均消费一般是40到50美元，有的还吃不完。我在微信上分享过一篇文章：一群中国人在德国一家餐馆吃饭，点了很多却吃不完，满桌狼藉，旁边一个德国老太太看不下去了，起身斥责他们，说他们在浪费社会资源。她说的很对，这些资源是全社会创造的，个人没有理由浪费。

我在美国时间长了，也学会美国人的习惯，吃多少点多少，避免浪费。比如我们一家到餐馆吃饭，从来不点饮料，因为餐馆的饮料含糖量高，不健康，而且很贵，一般我们只喝冰水加柠檬。孩子小时候会讨要饮料，但我们不给买，时间长了她们就习惯不喝饮料了。我爸妈刚从国内来很不习惯，觉得我们很抠门。（笑）这种习惯我也带到国内。有时企业请客，我就告诉他们少点一些，不要浪费。平时在公司，如果没有客户，我都在食堂吃，如果有客户需要陪同的，我就让手下人先把菜给点了，到了就吃，一小时吃完回来了，节约时间。

我在纽约大学工作时，有时药厂的人过来谈事完一起吃饭，如果他们是来两个人以上，我要向系里报告才能出去吃饭，而且吃饭的前提是，双方没有利益关系。有时和药监局、研究所的人一起吃饭，都是分开买单，因为公务员不能接受别人请吃。这一点，美国公务员一般是很自律的，不能吃的饭绝对不吃。他们中间也不乏一些人有官僚主义，但总体还是很不错的，真正在为纳税人服务。

在纽约大学的20多年，我参加了不少由美国国家研究院、环保局、国防部等政府部门组织的评审会，和他们打交道挺多的。国防部在评审时，会把基金申请人的名字拿掉，再让专家评审，这样比较公正。有一次，环保局请我去评审，评审的内容是：一种粉墙的化学材料在黑名单上，主要问题是粉刷墙壁的材料中含有醇，已经做了毒性实验，请专家鉴定，看能否从黑名单上拿掉。其他专家都通过了，觉得可以从黑名单上拿掉，但我提出，亚洲人的脱氢酶含量低，喝酒代谢慢，容易脸红就是表现之一，如果粉刷墙壁的材料含有醇，那么对亚洲人的健康可能会有影响。专家们都傻了，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问题。但我是会上唯一的亚洲人，考虑问题的角度自然和他们有所不同。最后他们还是同意把这种粉墙的化学材料从黑名单上拿下，但下面有个caveat（警告），备注了我提出的问题。

（四）融入美国社会的方法：keep busy

◇“现在美国的中国移民越来越多了，我对他们的建议就是，如果要尽快融入美国社会，就要让自己keep busy（保持忙碌），去工作，去参加社区、孩子学校的活动，只有这样，你才能融入美国社会。”

说到移民如何融入美国社会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你一直keep busy，慢慢就自然融入了。当然，100%的融入是不可能的，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天然的规律。

我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以及融入程度算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上过几次法庭，接触了一些美国的法律文化。其中一个案件是关于建筑合同纠纷的。我的房客中有一对情侣，男的是建筑工人，他帮我修缮了房子的排水管，但质量很差，导致室外的水回流到屋里，所以我只给他两千美元。他上法院告我，说我欠他三千美元。纽约上州一审法院判我败诉，我不服，准备上诉到上级法院。上级法院找一审法院要庭审记录，不可思议的是，一审法院居然没有庭审记录。这下他们下不了台面了，就做原告的工作，让他撤诉，这个案件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我因为房客欠房租的问题又上了一次法庭，发现法院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派人做庭审记录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改变了该法院的习惯，推动了他们工作的完善。（笑）

很多人把美国的法律和司法系统想得很完美，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美国的法律相对完善，司法相对严格，但有些时候也不是完全公平的，往往倾向有钱人的，可以说是depend on who you are（取决于你是谁）。

因为房子出租太麻烦了，我后来把房子卖了，开始投资商业地产，买商业楼出租，再后来就参与开发房地产。当时纽约Syracuse附近有块地，离红绿灯很近，加拿大Tim Hortons公司想开发成一个餐馆。运输部门不同意，认为离红绿灯太近，车辆出来左拐会影响交通。市政府论证了两次都没有通过。于是我给市长写了一封信，阐明开发后对城市的好处，比如交地税、增加就业人数等。市长收到信件后，让开发部门的人给我回信，认可我说的观点。后来，政府部门又召开了一次听证会，我做了充分准备，带着律师过去了。会上，我阐述了车辆左拐的解决方案，把与会人员说服了，最后表决通过。餐馆开业不久就成为这家公司旗下所有餐馆中排名第一的赢利实体。有意思的是，当时公司负责开发的人对能拿下这块地几乎失去了信心，他说如果听证会能通过的话，他立即剃光头。听证会结果一出来，他果真去剃了个光头。（笑）

在美国科学界，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少数族裔，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个移民国家，是大杂烩，美国科学家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外国口音的，所以我身处其中也觉得很自然。但是，在普通生活中，你有时会感觉到自己是少数族裔，比如我小女儿参加学校美式足球的啦啦队，她是唯一的亚洲人，其他都算美国人。我的三个女儿都出生在美国，没有英语口音，按理应该算美国人了，可是她们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亚裔，老大的白人朋友多一点，老二几乎全是亚裔朋友，老三是白人一半亚裔一半。我自己的白人朋友从理论上讲也不算多，但有一帮挺铁的白人朋友。美国人特别单纯，有一说一，不会绕弯弯，跟你玩心眼，所以相处起来比较简单。

我家斜对面那户邻居是白人，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经常有来往。过节时会赠送小礼品，平时请他们吃饭，孩子们也经常一起玩，有时会car pool（拼车）去看球赛。以前我们旧房子的一个邻居是白人老太太，冬天我们经常去帮她铲雪。

我太太性格很好，比较外向，她融入得比我好。她是三个女儿班级的class mother（班级妈妈），经常帮助学校组织感恩节、圣诞节等节日party，非常投入。我也给孩子的学校做过科学讲座，整个五年级的孩子都来了，因为人太多，许多孩子只能坐在地上，却都听得津津有味，问了好多问题。最后他们写条子感谢我，装了满满一个信封，有五六十张呢。（笑）

现在美国的中国移民越来越多了，我对他们的建议就是，如果要尽快融入美国社会，就要让自己keep busy（保持忙碌），去工作，去参加社区、孩子学校的活动，只有这样，你才能融入美国社会。

美国学校每年都有一个活动，就是父母要把孩子带到自己的工作单位，让他们了解父母平时在做什么。我一直坚持参加这个活动，领孩子到纽约大学参观实验室、医院等，所以她们对纽约大学感情很深，后来老大和老二都考上了纽约大学。这项活动一开始是只要求带女孩，目的在于推动女孩出去工作，因为现在美国女性不工作的比例比较高，但现在是男孩女孩都可以带到工作单位去。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我的体会是，在美国的中国父母很难做，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孩子处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会lost identity（身份迷失），如果处理不当，孩子可能会产生认知分裂，将来婚姻家庭都成问题。有的华裔家庭，父母看得很紧，女孩不能随便和男孩交往，有的二十八九岁了还没有男友，这也是个问题。在男女交往上，我从小用圣经教导她们，不反对她们交男朋友，但是要把握好自己，出去玩12点前必须回来。美国孩子从小有sleepover的习惯，就是到好友家里过夜。我的要求是，六年级前不允许，六年级后可以，但要调查清楚对方的家庭情况，看是否安全。庆幸的是，孩子从小在教会长大，两个大女儿已经受洗了，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神的话会让她们警醒。

我对孩子很宽松，她们想要什么东西，只要不违反原则，基本都同意，但是在学习上，我对她们要求比较严。两个女儿上的都是Bergen County Academy，这所学校在新泽西州是很有名的，在全美排名前20名，一般录取的是每个town的前十名，竞争很激烈，要经过严格的考试、面试。她们后来都上了纽约大学。大女儿读商学院，毕业后我本来想学国内“拼爹”（笑），让她少吃点苦，所以给她找了远大空调新泽西office，她上班没多久就辞职了，现在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因为执照正在考，所以目前只能拿时薪，大概每小时15美元。她要租车租房，还有生活费，所以基本是“月光族”。现在她长大独立了，我没有给她钱，让她自己锻炼一下吧。

老二在纽约大学读护士学院。这个孩子特别有爱心，一开始我想让她当医生，她自己选择了护士学院，说当医生与病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当护士才能更好地照顾病人。她每年参加教会的慈善活动，去费城照顾贫穷的孩子，今年准备去南美的危地马拉三周，照顾贫穷孩子，然后再去中国参加夏令营。老三很爱玩，做梦都在想着玩。目前成绩没有两个姐姐好，但她非常可爱单纯，像个小天使，我也很享受她的可爱。但你要说我不着急她的成绩，那是不可能的，只是我不想逼她，给她太大压力。美国孩子还是相对轻松的，现在国内的孩子太累了，我妹妹的儿子才11岁，周末全排满了，英语、奥数、画画，学的非常多。我告诉她应该给孩子留点后劲，否则哪有力气冲刺呀。但是就目前国内这种教育环境来看，恐怕他们也没办法。

我的三个女儿都上中文学校，老大参加博根郡的中文SAT考试，成绩还是最高的。在家里，我们大部分用英文交流，但有老人在时女儿就主动讲中文。至于女儿的未来，我没有什么很具体的要求，就是希望她们幸福快乐，能够enjoy自己的人生。

我是1994年拿的绿卡，之后15年一直没有入美国国籍，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后来因为持中国护照签证有诸多不便，所以2009年才入籍了。虽然有美国国籍，但是我直到现在仍然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只是拿着美国护照而已。（笑）看奥运会时，我希望中国队赢，其次是美国，但三个孩子首先希望美国队赢，其次才是中国。这就是区别。我很少看电视，一年不超过五次，奥运会有中国队参加时我才会看。每次中国队出场时，女儿就大叫：Daddy，中国队出来了！快来看啊！（笑）

至于将来是否回国发展，要看我的事业布局。我这两年在纽约成立了EVD公司，入驻纽约第一家生物技术孵化器。公司的主要项目是开发去铁的离体方法，就是做一种小过滤器，在采血和输血过程中加装到血袋，达到去铁的目的。因为铁在血袋运输和贮藏途中，也就是2到6周甚至稍长时间内，会产生不良成分，到再次输血时容易导致受血者血管收缩，产生副作用。目前我在申请政府资助，如果能成功，这几年我将致力于把公司带上市。

同时，我还和国内的中国农科院合作一个课题，中国政府“十五计划”提出要大力治理环境污染，我们的课题就是关于如何把土壤里的镍镉砷等重金属拿掉，减少污染。前段日子，柴静拍的关于雾霾的纪录片很火，我也在关注。她看到了问题，并寻找成因和对策，但我们先人一步，已经有解决之道了。如果课题有进展，将来等孩子长大成家了，我可能一半时间会待在国内，希望那时环境会变好些。

什么时候退休？说实在的，我从来没有退休的想法，可能一辈子都不会退休的。我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自己是搞科研的，应该把知识用出来，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访谈手记：

从黄曦家望出去，可以看到成片的参天大树，冰雪覆盖的池塘，一大片仍未吐绿的草坪。有意思的是，不远处的地里，还搭了一片藤架。黄曦说，等天气转暖了，就可以种菜了。西红柿、扁豆、空心菜、苦瓜……

“去年我们种的苦瓜结了100多个，吃不完，最后送给朋友了。”种菜给黄曦带来的成就感，似乎并不亚于科研。

从1986年到现在，从法国到美国，黄曦在异国他乡整整渡过了29年。久居异乡成故乡，但黄曦经常想起自己出生的地方——湖南汨罗市长乐镇。“我的家乡在汨罗江边，小时候我经常去江里游泳，那时河水很清，可以看到河底的石头。”说起故乡，黄曦非常动情。“但现在不行了，自从河里发现金矿后，河床被挖得高低不平，环境污染得很厉害。”黄曦痛心地说。

“乡愁肯定是有的，但现在有了微信，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黄曦说。他的家乡汨罗和附近的平江建了一个微信群——“共饮汨江水”，在那里，黄曦和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联系上了。去年，黄曦回了一趟家乡，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把小学的老师请出来吃了一顿饭。“大家回忆小时候的事情，很开心！”

人生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历程。黄曦小时候，正值黄赛提出，我们是中国人，为何要学英文。他也推崇黄赛的观点，拒绝英文。性格倔强的他，成了让英语老师比较头疼的学生。谁知道，若干年后，他竟然来到了美国，从此千里东风一梦遥，反认他乡是故乡，英文成了他生活和工作的主要语言。

虽然浸淫美国文化24年，但在黄曦的house里，除了入门挂着的“基督是我家之主”有美国文化的影子外，你看到更多的是中国元素。橱柜上陈设的中国青花瓷茶具，餐桌旁硕大的“福”字，窗户上的牡丹折扇……在采访中，黄曦说了若干次“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中国人”，让人动容。虽然命运把他带到了美国，但他心里一直牵挂大洋彼岸的祖国和故乡。

夏天的夜晚，他喜欢和女儿坐在阳台上，沐浴着习习夏风，讲述过去的事情。万里以外的家乡、汨罗江畔的童年、爷爷奶奶的故事……他希望通过自己徐徐的讲述，能让女儿找到一种与中国、与家族、与过去的联结。“我不喜欢言传，灌输她们一定要热爱中国，因为她们出生在美国，成长环境和我完全不一样。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身教，让她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为了让孩子更多地了解中国，黄曦为大女儿在长沙远大空调公司找了实习机会，孩子在那里实习了两次，一共三个月。今年夏天，两个女儿又准备回国参加夏令营。这是寻根之旅，黄曦期待女儿有所收获。

当我问到黄曦更喜欢美国还是中国时，他坦率地说：“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失望，至少现在，我更喜欢美国，因为它空气干净，食品安全，整体环境比中国好，这些是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但是美国更吸引我的是它的精神，这里机会比较平等，只要奋斗，都有机会。一句话：是金子，在美国总会闪光！”

22岁，以千分之十的比例被公派到法国留学；29岁，成为纽约大学医学院最年轻的教授；46岁，辞职下海创办公司，黄曦的人生没有步步惊心，但足够精彩。他说，自己可能骨子里有湖南人先天的犟劲，看准了事情就立刻行动，在此过程中再慢慢完善细节。“时光飞逝，我们等不起！况且没有完胜的人生，只能选择大方向对的事情去做。”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利索、痛快，决不拖泥带水，瞻前顾后。

和黄曦整整聊了6个小时，工作、生活、家庭、儿女、人生感悟……聊到下午三点，我们才想起还没吃午饭呢。于是，黄曦的太太艳红亲自下厨为我们准备了午餐。辣椒炒冬瓜、清蒸鳕鱼、清炒圆白菜、辣椒炒鸡肉，非常可口。艳红告诉我，冬瓜是去年自家种的，一直吃到今春。鳕鱼是黄曦出海钓的，十几磅重，吃了很长时间。

美丽的艳红，当年可是黄曦所在中学的“校花”，用黄曦的话说是，“比我优秀多了”。二十多年来，她跟着黄曦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美国，一路漂泊一路歌，容颜不改，美丽依旧。别人眼中孤清的异国日子，愣是被她过得脆生生、活泼泼的，如菜肴里红彤彤的辣椒。

在他家餐厅的墙上，挂着一个“福”，下面是一首藏头诗：黄山巍然立苍茫，曦泽峥嵘兆运昌。艳质冰清赋俊雅，红梅精神满庭芳。黄曦笑着说，那是几年前去旅游时，请在景区开店的书法家写的，里面暗藏家里四个人的名字：黄曦，太太艳红，大女儿黄峥、二女儿黄嵘。

黄山巍然，耸立在广袤的美利坚大地上。祝福黄曦以及他的家人在这片土地上能够“运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