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导体专家到餐馆老板

履历：1962年出生于中国河北省冀县。198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先后在天津、石家庄市等地电子研究所工作过，是半导体设备专家。1995年赴美，从事过半导体设备经营、餐馆管理等工作，如今和朋友合资经营8家餐馆。育有二子，现居住在新泽西Ridgewood市。

采访时间：2015年4月21日

采访地点：李炳臣家中

（一）刚来美国半年瘦10斤

◇“美国生活很简单，做工，挣钱，养家。而国内应酬多，人际关系也复杂。”

我是1992年2月初次到美国的。当时我在河北石家庄市一家电子研究所工作，负责半导体设备的引进、维修等，被单位派到旧金山硅谷引进一条生产线，要培训两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对美国印象很好。首先是环境好，几乎每天都是蓝天白云，皮鞋好几天都不用擦，而在石家庄，每天都要擦皮鞋，衣服领子穿一天就脏了。其次是人际关系很简单，大家相处都不怎么绕弯，有啥说啥。我接触的美国人精神状态都很好，非常阳光，积极向上。而且那时候中美两国收入差距也很大，当时我的工资一个月才七八十元人民币，但美国这边的同行是我的好几十倍不止。当时我想，资本主义国家也不错嘛。（笑）

2012年李炳臣在黄石公园

之前，我的一些大学同学也出国了，其中一个是我的大学室友，铁哥们，他1988年就来美国了，曾经给我写信，鼓励我出来看看。我当时挺犹豫的，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走到今天，有了稳定的单位，太太工作也不错，觉得已经比较满足了。关键是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啥样，心里有点没底，所以就没想着出去。

但是去了一趟美国后，美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下定了出国的决心。我对太太说，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太太是学化学的，联系上学比较容易，我是学机械制造的，可能比较难一点。而且，她喜欢读书，学习比我努力，我是那种不怎么喜欢读书、但喜欢做事的人。（笑）我们很快就开始准备了，1993年底，我太太在圣路易的一所学校申请了奖学金，但没有给全奖，不能涵盖我和孩子，所以我们去签证时被拒签了。后来，我太太转到波士顿的麻省药学院，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这样，我和孩子就顺利出来了。

1995年，我带着4岁的儿子到美国。当时我单位给我分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我也已经是设备处副处长了，生活看起来还不错。回头想想，如果当年我不出国的话，可能会一步步混到处长、副所长，或者下海经商，我组织协调能力还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去做学术，因为我这人不爱读书。当年考进清华，可能因为我运气好吧？（笑）

但是，说实在的，就国内的大环境来说，干这一行如果你老实本分，规规矩矩，肯定是赚不到大钱，过不上好日子的，但是如果你投机取巧、偷奸耍滑，即便挣到很多钱，晚上睡觉也不会踏实。而在美国，我是靠自己一点点努力，逐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晚上可以睡个安稳觉。出国前，因为我是负责引进设备和买设备的，所以合作单位、外商、代理找我的挺多，每周有三四天要在外面应酬。回头想想，如果我没出国，每天被这些人包围，不是没有滑入深渊的可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出国的选择是救了我自己。

到美国后，太太的奖学金每个月有1000美元，我们一家租了一个地下室，400多美元，剩下的钱做生活费，如果省点花，基本够。平时我们几乎不敢下馆子吃饭，都是自己做饭。有时带孩子去趟麦当劳都觉得有点奢侈。（笑）这点钱生活还凑合，但如果我要上学的话，肯定不够。当时我还有点上学的念头，因为从国内来的读书人基本都是这个路子，老公读完书老婆读，双方在不同的时间轮流去工作。因为经济条件比较紧张，所以我就想着打工挣钱养家。

在国内工作的时候，由于业务关系，我认识了一个台湾人，他是半导体设备的代理商，在美国开公司。以前在国内时，我是半导体专家，他是学核物理的，我关照过他，关系还不错。所以到美国后，我就问他能否到他的公司上班。他答应了，让我去办公室工作。每天，我的工作是做技术指标翻译，把设备介绍给国内的单位，这个还好，毕竟我以前工作中都接触过专业英语，但是接听电话就比较困难了，因为我英语听说不行，但是为了养家，只得硬着头皮上班。半年过去了，我的英文听说好了很多。

每个月，我可以拿到1200美元，钱不多，但当时做这类工作的就这个工资水平。我的办公室在地下室，老板的太太在楼上开了一家日餐馆，我就问老板，我可以去做waiter（服务生）或者bus boy（跑堂）吗，多挣点钱贴补家用。老板和太太都同意了。于是我就开始去餐馆打工。

每周五五点下班后，我就直接到餐馆上班，一直上到晚上11点。周六是全天，从早上11点上到夜里11点，周日是半天，从下午4点上到晚上10点。可以说，每周几乎没有整段休息的时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除了挣钱就是挣钱。所以头几年，一家人几乎没出去玩过。每天早上，我去公司上班，太太把孩子送到一个中国人开的日托班，然后就去学校搞研究了。晚上我下班晚，一家人也顾不上说几句话。

一开始我在餐馆做bus boy，就是跑堂的，端盘子呀，收拾桌子呀，干杂活的。当时我已经32岁了，手脚不够麻利，有时老板的女儿就直接冲我喊：能不能快点！我心里很不舒服，感到很大的落差，在国内是别人求我，研究所买设备或者别人卖设备给我们，都要我点头同意的，而现在是伺候别人，还有人对我大呼小叫的，简直是掉到地狱里了！（笑）现在回头想想，我挺能理解老板女儿对待我的方式，她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说话是美国方式，很直接，而当时我刚从国内来，特别不理解这种文化，觉得脸上很挂不住。（笑）

在美国打工，最大的问题还是语言。我的英语阅读还不错，之前犹豫是否出国，一直在学着，而且平时工作中也接触专业英语，但是听说不行，所以在工作中闹了不少笑话。

一次，老板让我去送外卖。我找到了订餐的人，他接过东西，问我：what's the damage？按我原来的理解，“damage”的意思是“损坏，碰撞”，可是我的车什么的都没坏呀，于是我回答：no damage。对方乐了，知道我没听明白，换成一句：How much？我这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笑）那时最怕的就是接听电话了，因为对方报电话号码时，我都要在脑里转换成中文，再写下来，所以经常会记不全或者记错了。

到美国二十多年，我没上过一天语言学校，英文全是在工作和生活中练的，经常听听收音机，不懂就查字典，现在与人沟通、做生意什么的，英文没啥问题，但是如果人家讲俚语，那就不好听懂了。我这人语言天赋不行，但动手能力还不错。（笑）

刚来美国的那段时间，说实在的，压力蛮大，半年内就瘦了10斤。环境变化大，语言没过关……反正困难重重，我也动过念头，不干了，回国算了！可是转念一想，自己的目标没有达到，怎么能轻易放弃呢。而且看周围的人，也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我的餐馆里的同事，有的还是偷渡来的，远离家人，生活条件很艰苦，而我至少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太太上学还不错，我的收入也还行，part-time（兼职）工作的工资加小费，一个月能挣1000多元，加上full-time（全职）的工资，一个月有2000多元收入，换算成人民币还是很可观的。

回想起那段时间，自己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怎么多挣点钱。记得我当时找了本日历，把每天收到的小费数目记在上面，一到月底，一算总数，嘿，还挺开心。这可能是一个月中最开心的一天了！（笑）

在餐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家里经济状况好了很多，但我们还是住在地下室，因为比起国内的居住条件，一点都不差。我们在国内的房子，只有厕所，没有浴室，要到公共澡堂去洗澡，但美国这里的房子有厕所有浴室，条件挺不错。你看，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差距真是太大了，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物质方面的差距基本看不出来了。

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车上班太不方便了，就去车市看旧车，看了很长时间，最后买了一辆丰田凯美瑞，花了3000美元。这对我们家来说可不是笔小数目，真的是咬咬牙买的。（笑）

那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美国生活很简单，做工、挣钱、养家。而国内应酬多，人际关系也复杂。我的老板经常告诉我，美国是个相对公平的社会，只要勤奋努力，都会有收获。二十几年一路走来，我确实体会到他当年所说的话。

我在台湾朋友的公司工作了半年后，他接了另外一家与我以前单位有竞争关系的研究所的单子，可能是不方便让我知道太多，他有一天对我说：谢谢你半年来的辛勤工作，但由于很多原因，你从下礼拜起可以不用来上班了。因为这事来得太突然，事先没有通知我，所以当时我心理有点失落，但还不算太糟糕，因为我在餐馆打工积累了一些经验，大不了再找一家餐馆打工。

旅行中的李柄臣轻松自在

（二）开了8家餐馆

◇“一个台湾朋友说我是‘无为而治’。我到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是商人，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做生意。所以，我比较随意些，洒脱些，不那么斤斤计较。

那段时间，我天天看《世界日报》上面的招聘广告，还去过职业介绍所。最后找到了一家中餐馆，应聘收银员。收银员可不是光收银的，还要接听电话、给外卖食物打包，手头要很利索的。我稍稍培训了一段时间，就上岗了。这似乎比日餐馆容易一些，因为菜单上有中文，菜名一目了然，比日餐馆的纯英文菜单看起来轻松多了。但是收入没有原来好，一个月只有一千多美元，工作五天半，休息一天半。

在中餐馆做了三四个月后，我又跳到一家韩国人开的日餐馆做helper（助手）。一开始老板觉得我是读书人，肯定很笨，做不了餐馆的事情。为了看看我能不能干活，他让我去厨房切黄瓜，我拿起黄瓜就咔嚓咔嚓切起来，动手能力还是不错的，刀功还行。他一看我切得挺好，就让我去厨房帮一天，寿司吧帮一天。钱不多，一个月才1000多元，我干了三四个月就离开了，但是积攒了一些经验。同时自己也观察到，中餐利润低，门槛也低，所以做的人太多，竞争太激烈了，如果开餐馆，应该做日餐，因为做的人相对少些，利润比较高。

1996年，我那个先到美国的大学哥们，和别人合伙在新泽西开了一家buffet（自助餐），生意不太好。他自己没空管理，就让我去帮忙，给经理当助手。后来经理不干了，我就当上了经理。这段经历对我帮助很大，我懂得了餐馆是怎么运营的，以及管理餐馆的皮毛概念。

第二年，我和同学筹划开个日餐馆。首先是选址，当时我们在Wood Bridge找了一个地方，2月签订租赁合同，8月就开业了。可以说当时基本没什么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开餐馆很复杂的，千头万绪，选址、装修、招厨师、服务员等，我们几乎什么都不懂。装修材料在哪里买也不知道，还好师傅都懂。前期我们共投入20多万元，我当时没什么钱，是同学借给我几万元入股的。我至今依然很感激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忙。

刚开始餐馆生意不好，扣掉房租、贷款、人工费用后，基本没剩什么钱。每天看着餐馆生意惨淡的样子，我压力挺大的。餐馆一开始是我同学的连襟管理，半年后我接手了。因为这是第一家店，我们根本没有经验，只是凭感觉，觉得前面有个mall（商场），人流量挺大，生意应该会不错。但是没有想过餐馆在mall的后面，很多人根本看不到，而且日餐消费比较高，附近住的人以蓝领居多，他们消费不起。

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改菜单，价格比原来便宜，而且变化花样，改成自助餐形式，周六的午餐交钱后可以随便吃，周日有半价菜。价格下来了，顾客的流量就上去了，终于与市场的需求契合了。当时为了降低成本，同时又能保证品质，我们半夜一点多直接去码头拿鱼，少了三分之一的价格，而且还新鲜。菜直接去纽约的唐人街买，路边有大卡车在批发蔬菜，新鲜、便宜。

餐馆人手少，生意不好时厨房只有两个人，我也去帮忙，学着做寿司、送餐。功夫不负有心人，生意一点点好起来了，口碑也越来越好，一年多后，餐馆开始盈利了。两年多后，隔壁有家店关门，我们就把店面租下来做铁板烧，现在加起来有4000多呎。现在那家店还在，以前一个月的营业额才4万元，现在能达到20万元。我没事还经常过去看看，这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对它感情很深。（笑）

第一家餐馆开完后，1999年，我们又在纽约曼哈顿第8街开了第二家，离世贸中心不远。刚开始生意很不错，但“9.11事件”发生后，游客渐渐少了，生意慢慢下来了，但是没有赔钱，经营两年后，我们还是把它卖了。从2006年到2007年，最多时候，一年有四家餐馆开业。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我们的脚步也慢下来了。目前，我们在新泽西、纽约长岛、上州都有店。以前选地址没经验，只是凭感觉。现在经验多起来了，开店前会上网查该镇的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规划，也有一些人才储备，所以做起来顺手多了。

现在每开一个店，我会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做适当调整，比如最早我们纯做日本餐，现在是亚洲餐，有泰国餐、马来西亚餐、印尼餐、越南餐等，反正每个国家最经典的饭菜我们都有，如泰国的咖喱鸡、越南的春卷等，可以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

近二十年下来，餐馆运营还不错。我们有专门的团队在管理，所以我现在的时间比较灵活，自己可以安排，除非有紧急情况需要我去处理，一般我很少过去。中国那句话怎么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做老板的要学会宽容员工的弱点，用人之长。你在店里时能挣100%，你不在时挣90%，少点也没关系，开别的店再补嘛。

总而言之，我希望他们在我这里干活感觉比较轻松，没有太大压力。一个台湾朋友说我这是“无为而治”。我到现在还不认为自己是商人，觉得自己是读书人做生意。所以，我比较随意些，洒脱些，不那么斤斤计较。（笑）

（三）体验美国法律之细

◇“我接触的美国大部分公务员的底线是很solid（坚固）的，态度也不错，偶尔也有态度不好的，但不会出格。”

在美国生活，你真的能体会到美国社会法律对细节的注重。

就拿开餐馆来说吧，开店前，要经过镇政府的审批，如果以前这个店面就是餐馆，那比较简单，如果是别的店，比如洗衣店，现在要开餐馆，那就很复杂了。我们在Bronxville有一家店面以前不是餐馆，现在要开餐馆，就要请律师、建筑师、工程师去准备方方面面的材料，然后上报给镇政府。镇里的计划委员会每个月开一次会，集中讨论审批一拨申请。他们对停车位要求很严格，是按照餐馆面积或者座位数量来确定停车位的，每个镇的要求不一样，如果达不到镇里的要求，就不能审批。

还有下水道的容量，因为餐馆的排水量比其他商业用的多，所以我们要请专业人士计算分析下水道容量，看够不够，报告也要提交给镇里，他们收到后要一项项检查，每一项要检查两三次。其他如水、电、煤气管道、消防设施等，都要经过五六个不同部门的检查，看是否符合要求。所以通常半年很难装修完一个店，因为如果他们查出问题，我们修正后要预约他们再来检查，所以时间就比较长。

营业后，大大小小的检查就更多了。卫生局会来检查卫生情况，他们拿着温度计到处测，比如饭锅里的米饭、汤锅里的汤的温度不能低于135华氏度，冰箱不能超过41华氏度。要求做寿司必须戴手套，洗手池要提供洗手液和纸巾，蔬菜在外面不能放太久，下水道隔多长时间就要清理一次。这些细节都是法律规定的，必须要遵守。他们有的半年检查一次，有的一年，每个镇都不一样。如果有客人投诉的话，他们随时会来。比如客人在这里吃完饭后回家拉肚子了，投诉给卫生局，卫生局就会来检查，给客人一个答复。他们主要害怕群体性疾病的爆发，如果两个人以上发生同样的问题，那么就被认定是群体性问题，我们就要把事件主动上报。

每个餐馆都有一个食品卫生经理，他要去专门的培训机构接受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培训，如果当班时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培训有效期为两年，两年后还要继续培训。我们要把他的证书挂在餐馆的显眼处。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管得也太细了，比如规定寿司的生鱼片除了金枪鱼外，其他的鱼都要冰冻后才能吃，可是执行起来很困难，比如白鱼，里面有寄生虫，我们处理时注意一点就可以了，但如果冰冻了就没法吃了。我认为食品质量一定要把关好，但只要设备到位，如冰箱温度达到要求，洗碗机温度180华氏度以上，高温消毒，员工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一般没有太大问题。

消防局一般也是一年来一次，他们会看消防桶是否有问题，厨房设备是否更新，消防通道是否畅通，紧急灯是否亮着，检查得挺仔细的。

这么多年来，我和很多卫生局、消防局的检查人员打过交道，他们大部分都很不错，给他们代餐券，大部分不要，有的来吃饭，我就给打点折。但是也遇到一两个例外的。我在曼哈顿的那个店，一次卫生局的人来检查，说餐馆某个地方有问题，但他没有立即写上，而是告诉我：“如果我把它写上去了，你就没办法通过了。”我听出了话外音：我也可以不写上去，但是……当时正是中国春节，我给员工准备了好多红包，为了省点事，就顺手给他拿了两个，意思一下，反正也没多少钱。他没推辞，收下了，当然，最后没有把那个问题写上去。（笑）

另外一件事情是，在新泽西，中国人开餐馆大部分会给工人提供住宿，美国的独户房一般最多只能让一个亲戚短期居住，不能给别的家庭住，否则镇里会管的。我在Plainfield租了两个独户房给工人居住，因为进出比较频繁，于是有邻居投诉，镇里派人来检查。那时刚过完中国年，我身上刚好有个红包，于是一边说Happy New Year，一边给检查人员一个红包。他挺高兴地拿走了，没说什么。我接触的美国大部分公务员的底线是很坚固的，态度也不错，偶尔也有态度不好的，但不会出格。

日常生活中，美国的管理也是量化的，如我们镇规定圣诞节屋外的灯瓦数不能超过100瓦，草高度不能超过一英尺，如果超过，算是杂草，要警告你；如果警告了还不割，就要把你诉上法庭。还有规定冬天雪停后几小时要铲雪，如果不铲要贴罚单。平时，家里换个马桶、换个插座都要申请批准的。

有一次，我餐馆换马桶，把旧的放在院子里，很快，镇里的罚单来了，说我没有申请批准，要停工去镇里申请，要由有专门执照的人来换马桶。不可思议吧？（笑）人家的法律规定就是有这么多细节，有时觉得有点繁琐，但细想一下，任何事情、任何时候都有法可依，从长远来说，对大家还是有好处的。

不错，美国是个法治社会，但有时不免让人觉得执法太呆板了，政府管得太多太细，如果能稍微灵活点就好了。比如说，美国劳工局规定了劳动者最低工资，加班要给1.5倍工资，还要求上班打卡。这些都没问题，但是他们太教条了，比如说每个工人的工作安排我很清楚，如果一周工资是785美元，我一般会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凑个整数800元。劳工局派人来查，一看每周工资都一样，说我是年薪，不是时薪，没有付工人加班费，要罚款。我三家店一共被罚了15万美元！

其实我们是按规矩来的，有打卡，而且钱还多给员工了，居然还被罚，是否有点冤枉？我们可以去申诉，但是律师费估计就得十几万，一算成本，算了吧。有的店确实不守规矩，不打卡，小费乱分，扣员工小费，结果被罚了一两百万元。

我们平时也有自己固定的律师，地产、劳工方面的律师收费很高，一小时300美元。也有按件数收费的，比如地产过户，这一宗事情收费一两千不等。如果要打官司，或者劳工局查我们，就必须请律师。

这些年我和法院打交道，一般是因为车子超速，吃了罚单。美国规定如果当事人不服警察处理的，可以申请法院开庭，与警察当庭质证。有一次开庭，我去了，但警察没去，结果法官判我赢了。那次开庭给我的感觉是，美国的法官很中立，没有因为他和警察的职业比较接近而站在他那边。

当然，美国执法相对公平，但也不是绝对公平的。有一次，我的车子从加油站出来后，上了高速路，有辆卡车要转弯，司机是白人。我停住了，他开过来刮蹭了我的后轮。一个警察过来后，先入为主，直接问是不是我撞到卡车了。我没法申辩，因为那时刚来不久，对美国社会没经验，反正感觉很不舒服，觉得美国社会也挺复杂的。

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你知道中国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公开的，一套是私下的。其实在美国也一样，也有两套语言系统。比如种族歧视，你知道它确实存在，但没法公开讲。比如看到一个黑人小孩在路边晃悠，可能就有人会给警察打电话，但如果是白人，可能就没这事了。

有一次，我第一家餐馆开张没多久，我去超市买东西，车子停在停车场里。两个白人老头说我车子离他们的太近。我一看，我车子在停车位中间，离他车子并不近，于是解释了两句。他居然来了一句：Go back to where you come from，that's what I mean！（我告诉你，从哪来回哪去！）我一听气坏了，和他们吵起来，最后被人劝开了。

那时刚来美国，语言不好，对美国社会也不了解，所以不自信，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我记得刚来时去超市，因为经济条件不好，每次我们只能买一点点东西，看着老外一车车地买，心里感觉很失落，有点自卑，觉得别人看你的眼光也不一样。现在和以前有很大不同了，通过二十多年的奋斗，自己有了事业，在美国也扎下根了，心理障碍就没了。

美国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税很重，真的是千税万税。（笑）我们一家四口人，一年要交十几万美元的联邦税与州政府的个人所得税，去年我和儿子还补了三万多元税呢。还有房产税也不少，根据房价的变化年年都在涨，我们家这栋房子一年的房产税是2.5万美元。但是交房产税我还比较乐意，因为其中60%都交给学校。孩子上学，警察在社区巡逻，清洁工收垃圾，军队保家卫国……钱花在这些地方是看得见的，我们纳税也是应该的。

但是美国社会有个问题，有太多的人被政府养着，看病不花钱，购物有食品券，这不公平。目前大概有40%的人说自己收入低，不报税，相反，政府还要给他们钱。我不是说穷人不需要救济，而是认为他们中很多人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但他们不想做事，只想不劳而获。一个社会的福利太好，就可能养懒人，这样社会的整体创造力就会下降，甚至会把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希腊就是一个例子。健康的社会，应该建立一种公平的机制，鼓励大家去做事，多劳多得。

因为美国税太重，所以也有人想办法逃税或者避税。比如一些市场交易中，付现金是一个价格，刷信用卡又是另一个价格，因为刷信用卡必须报税。对于这些，美国人互相之间心知肚明，很清楚的。还有，慈善基金放进去时不用交税，但支出时有限制，一些人也利用这个来逃税。

（四）美国：天道酬勤

◇“美国社会基本还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奋斗，结果都不会太差。”

在美国这么多年，我的体会是“天道酬勤”。天道是什么？我想也有可能是神的意志，如《圣经》里所说，要爱人如己，与人为善，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国社会基本还是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奋斗，结果都不会太差。最近我看了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台湾的演讲“人为什么活着”，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花了三年时间就让日本航空公司扭亏为盈，最重要的是，他向别人传递了一个理念：只要心存善念，怀利他之心，并在行动中实践出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我很赞同他的观念。

对于以后的人生，我目前没有很具体的规划，有时有点“中年危机”的感觉，觉得自己没做像样的事情，比如开个上市公司什么的（笑）。除了开餐馆，我现在还做点直销、投资房地产和股票。此外，尽量多花时间陪孩子。以前总是忙于餐馆的事情，开完一家又一家，根本没时间陪孩子，现在希望多陪陪他们。去年我带他们去黄石公园，太太带他们回国。

我有两个儿子，老大今年25岁，在天普大学医学院读书。他以前也上过中文学校，但效果不好，上几年跟不上，我们也没空管他，后来就放弃了。老二是在美国生的，算是来美国的最大收获。（笑）他今年11岁了，有专门的中文老师，每周学两次，听说读写还不错，在家里也愿意和我们讲中文。

我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基本是中西合璧，没有太严格的要求，比较宽松自由，但也有原则的，比如不能撒谎，不能欺负别的孩子。我对品格的重视甚于成绩。因为我觉得做事首先是做人，把人做好了，事情自然就能成，至于数学好不好，写作好不好，只要不太笨，迟早都能赶上，补不补习无所谓。但我太太和我看法不同，她比较重视孩子成绩，可能是因为她自己比较喜欢学习的缘故吧。（笑）

我每年会回去一两次，探望母亲和姐姐妹妹。离开国内二十多年，总体的感觉是：国内经济发展确实很快，变化很大，但是和二十多年前相比，似乎人心比较浮躁，人们普遍急功近利，想着尽早赚大钱，尽快成功，而且人际关系的前提首先是利益，这点没有美国好。我们与在美国的几个股东合作很多年，都没有问题，但国内有朋友合伙做事情，最后做不下去。

回国也会和同学聚聚，感觉国内和国外同学的思想境界或者说习惯不太一样。我是班干部，看北京的几个同学为了张罗聚会，老跑腿，很辛苦，就提议成立一个基金会，大家把钱放进来。国外同学普遍响应，放几千一万的都有，但国内同学只有一个人放了三千。还有的同学生意做得不错，带着一大堆亲戚来吃饭，但一分钱不掏。北京有个同学混得不错，大家就“宰大户”，让他掏钱请客。但我们国外回来的，觉得大家都要出钱，多少不论。反正在观念上，大家有一些差异。

国内这几年发展很快，但给我的感觉是硬件和物质变化很大，软件还没跟上去。比如说交通堵塞严重，没有人疏导，车乱开，行人乱走，不守规矩，看上去很无序。纽约的车也很多，但大小路口都有警察或者交通协管，所以还比较有秩序。我知道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两天的事，需要很长时间。不过，国内也有进步的地方，以前很多公园都要收费，现在免费向公众开放了。另外，以前买火车票时都不排队，挤得要命，现在基本都排队了。

我现在虽然已经是美国公民了，但感觉自己还是中国人，关心中国的发展甚于美国。不管我在美国发展如何，根还是在中国，这点是不可改变的。虽然中国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还是有个愿望：将来退休后可以回去做点事情，两边各住半年。

我老家在衡水冀县码头李村，滏阳河流过村边，以前我们那里运输主要靠船，河水清澈见底，我小时候都在河里游泳。前几年回去，发现河流变成臭水沟了，老乡还从里面打水浇地，灌溉农作物、蔬菜，看了让人痛心！经济是发展了，但好端端的环境被污染了，把子孙后代的资源都给掠夺了，这笔债几代人都还不清！

小时候我家里很穷，过年吃顿好饭、穿件新衣裳都觉得挺开心，到美国后，一开始没钱，后来挣了一点钱，基本实现了经济自由，可是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那种满足感。以前我老想多挣点产业，将来留给子孙，弄个基金，让他们接受更良好的教育，现在这想法也还有，但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因为我知道，人的欲望是无边的，心里有很多欲望时，是没有真正的平安。虽然你可以挣更多的钱，一步步往上走，但并不通往天堂，所以人必须学会知足感恩。

在美国的这些年，我和大部分华人一样基本是闷头谋生活，很少参政。至于将来，我依然没有考虑过从政，但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帮助别人。

访谈手记：

去国二十多年，但李炳臣经常怀念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村子。

清澈的滏阳河从村边蜿蜒流过，河底的沙子清晰可见。一到夏天，小伙伴扑通扑通往水里跳。夏天的晚上，大家坐在池塘边数星星，只见飞机拖着闪亮的尾巴从夜空悠然划过。天气好时，可以看到银河系悬挂在天边，神秘动人。当银河系变成东西方向时，孩子们就想起大人说的谚语：银河东西，冻得哼唧。

“现在每次回去都赶上雾霾，基本没见过蓝天白云，更何况银河系了！”说起这些年家乡的变化，李炳臣感慨万千。

在故乡未能见到的蓝天白云，在异国却是寻常景色，这让他很无语。他在美国的家位于Ridgewood，新泽西州一个安静优美的小镇。正值春天，桃花盛放，草儿吐绿，周围安静极了，偶尔有松鼠跳跃而过。他的黄色房子掩映其中，有一种优雅的安静。他笑吟吟地立在门口，冲我招手。

得体的休闲装，温和的笑容，是个谦谦君子，看上去像个儒雅的大学教授，真的很难想像他是一个拥有8家餐馆的老板。

20年前，32岁的他辞掉了国内稳定的工作，将人生归零，两眼一抹黑地来到美国。夹杂在各种肤色的人群中，他“拔剑四顾心茫然”。人生地不熟，英文又不够好……各种压力扑面而来，半年时间，他瘦了10斤。

但是，上帝给你的试炼，从来不会超过你所承受的，对于李炳臣来说也是如此。他在好几个餐馆打过工，吃了不少苦，但是同时也积攒了很多经验，此后，他开始自己创业。餐馆一家接一家地开，最多的时候，一年开四家。

如他自己所言，天道酬勤，多年的辛劳换来的是经济上和时间上的相对自由。如今，他可以自由安排时间，有自己的健身教练，一周锻炼两次，回家还和儿子一起打球。53岁的他，身材挺拔、结实，看上去非常年轻。

一路走来，他感谢冥冥之中神的带领。“以前在国内时看似风光，实则危险，说不好哪天就滑入了深渊。现在的生活简单、平静，正是我想要的。”他喝了一口茶，平静地说。

采访间，我听见屋里有犬吠。他解释家里养了一条狗，有十几岁了，年纪比较大。曾经，他们一家出门旅行，把狗寄养在别处，结果领回来时，狗的表情很难过。从此，他和太太轮流带孩子出去，必定留一个人在家照顾狗。一家人的良善之心，可见一斑。

下午三点多，有人叩门。“我儿子放学了。”他起身开门。一个胖乎乎的男孩闪进来了，见了我，打声招呼，然后自己静静地去厨房。

我问李炳臣：“你需要给孩子找点吃的吗？”

“他自己能搞定！”

采访结束时，我起身往后院一看，只见宽阔的草坪上，小家伙拿着一根棍连劈带打，跳跃腾挪，身形矫健，如猴王出世，煞是可爱。不一会儿，李炳臣的太太也回来了，她皮肤白皙，笑容可掬，一看就是那种活得很开阔的女人。

两人送我到门口，又聊了一会。太太说，我们19岁就认识，两人都是乐天派，凡事都往阳光的方面想。刚来美国时吃了不少苦……

19岁就认识，算来这段爱情已经延续了34年，从中国到美国，从少年到白头，从当年的地下室到如今宽绰的别墅。这一路走来，可谓甘苦与共。

“炳臣长了不少白发，我也是。”阳光下，太太怜惜地看着自己的丈夫，此情此景，煞是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