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革命春风南来——国共合作在青岛的形成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否定了日本在中国青岛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将德国在山东青岛的大部分权益归还中国。1922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收回青岛,结束了日本在青岛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仍然凭借着其政治上的特权和经济上的优势,继续控制着青岛和胶济铁路,开始了更加疯狂的经济掠夺。腐败的北洋政府入主青岛以后,则把青岛看作是自己的“钱袋子”和“聚宝盆”,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掠夺和军阀的贪婪搜刮,导致了政府财政经费紧张,工人工资下降,失业率上升,物价飞涨,民族工商业凋败,青岛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青岛人民要求民主、自强、自由的呼声日渐高涨。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并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决议,决定青年团员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加入后仍保持团的独立性,同共产党的言论行动保持一致。11月,为进一步研究贯彻党的三大决议的具体办法,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议决案》等3个议案。全会指出:国民革命运动是目前党的全部工作,全党“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会议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掌握国民党在各地的组织,争取站在国民党的中心地位。
1924年1月20—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丁惟汾、王乐平、张苇村、王尽美、孟民言、杨泰峰作为山东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民党一大后,王尽美、王乐平等回到济南,分别发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员开展工作,加快山东国共合作的步伐。
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蓬勃生机,也为青岛市的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青岛的国民党组织的活动,在时间上早于共产党组织。远在同盟会建立的初期,即1907年前后,同盟会会员丁惟汾、陈干、刘冠三、陶成章、高震等30余人即先后来青岛开展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活动。他们联络青岛商会、青年会和基督教会等民众团体,广结各界名流,开设《晨钟》杂志青岛分社,大量销售革命刊物,创办震旦公学,培养革命人才,但不久即遭到德国殖民者的摧残,震旦公学被封闭,陈干等人被通缉。
从1909年到1922年的10余年内,在青岛的革命党人由于忽视民众的力量,认不清敌友,加之没有严格的纪律,结果是组织涣散,到处碰壁,一筹莫展。直到1922年底中国政府收回青岛之后,青岛的革命党人才重整旗鼓,开展活动。1923年初,国民党山东创始人丁惟汾及王乐平来青,创建了国民党外围组织平民会青岛分会,国民党员陈名豫、于恩波、蔡自声、孟民言等人也开始在工人、学生、教师、店员及下层职员中活动,发展会员100余人,联络和团结了一批社会力量。同年底,陈名豫等又创办了胶澳中学,将平民学会总部设于此校,并着手整顿组织,严格纪律,有计划地发展党员,培养干部。胶澳中学成为青岛国民党组织的大本营。
青岛党团组织建立后,大力开展统战工作。首先是邓恩铭、王象午先后结识了一批国民党人,发展其中的延伯真加入共产党,孙秀峰、王少文等加入青年团,扩大了对国民党的影响;其次是邓恩铭、王象午和10余名团员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努力团结和支持左派党员,初步形成了左派力量在青岛国民党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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