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再掀黄海工运浪潮
日商纱厂第一次同盟大罢工,迫使日本厂主在复工协议上签字,工人取得了重大胜利。日本厂主的签字是不得已的暂时妥协,并非出于诚意。他们总想寻找机会进行反扑。特别是当他们的权威受到工人们挑战时,更是耿耿于怀。经过一段密谋之后,在工人复工后不久,他们便寻找借口开除了51名罢工骨干分子,其中包括著名的罢工领袖司铭章、苏美一、李敬铨和阎思栋等人。接着,他们又借口工人不守秩序,拖延已签订的9项复工条件的实施。最后,他们又强烈要求胶澳当局取缔已经成立的纱厂工会,并不惜重金拉拢腐蚀意志薄弱者成立黄色工会,收买工贼,刺探工会内部情况。
与此同时,日本厂主又要求日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压迫胶澳当局干涉工会活动。胶澳当局先是胁迫50余名被开除的代表离开青岛,接着日本厂主又以补发9个月工资为诱饵,企图清除工会干部,最终摘掉工会牌子。工会代表看清了敌人的阴谋,不为金钱所动,不离开工人。软的不行,敌人又用重金贿赂胶澳当局使用武力弹压。
邓恩铭被驱逐出境后,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派李慰农来青岛(化名王伦),任四方支部书记,与山东地委负责人尹宽、刘子久、王尽美等共同领导罢工斗争。5月中旬,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来青岛巡视,向罢工领导人提出:工会要紧密团结工人群众,并警惕敌人的反扑,必要时再行罢工。果然日本厂主均无诚意履行协议,且视工会为洪水猛兽和心腹大患,便以工会纵容工人怠工为由,指使胶澳当局对纱厂工会的登记申请不予批准,令其解散。
5月24日,工会获悉胶澳商埠警察厅长陈韬将于次日下午前往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摘掉工会牌子。在李慰农的主持下,工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对策:工会文件全部收藏,停止办公1日;派出纠察队传递消息;如果工会牌子被摘,一得到工会命令,3个厂同时停工,工人不出厂,不干活,直到牌子归还为止;如果日本厂主以关厂歇业相要挟,工人即驱逐厂主,占据工厂相抗争。
25日下午3时,陈韬亲率保安队员300余人开赴四方,强行将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的工会牌子摘掉。3家工厂的工人遵照工会决定,不到1小时就全部停车罢工。工人们纷纷从车间走出,将陈韬团团围住,要他归还工会的牌子。工人们说:“你得了日本人5万块钱就来压迫我们,不要当日本人的走狗!工会是我们的第二生命,摘去工会牌子就是要我们的命,赶快把牌子还给我们!还工会牌子就开工!”从午后3时到晚上9时,陈韬所到之处,无不被愤怒的工人所包围。陈韬在工人层层包围和斥责下,难以脱身,不得不把工会牌子还给工人。3家工厂的工会牌匾得以重新挂上。
工人的又一次胜利,使日本人大为恼火。不甘失败的大康纱厂日本厂主竟然想以关厂来威胁工人,工会即按原定计划,驱逐日本人出厂,占领车间。内外棉和隆兴纱厂工人闻悉,为支持大康工友,亦即自行停工,形成第二次同盟大罢工。27日,胶澳督办公署外交科长牟幼南又率大队军警到四方,劝告工人摘去工会牌子,同样遭到工人的拒绝。工人守在车间要求厂主履行上次承诺的复工条件,恢复被开除的工人的工作,厂主则要求工人离开车间,停产整顿。在此期间,日本厂主勾结地方当局几次派人督促工人离厂,但是工人不为所动。
青岛纱厂第二次同盟大罢工的爆发,给日本厂主带来更为惨重的损失。5月26日《晨报》报道:“素操全埠金融之正金、朝鲜、龙口、济南各银行,所有钞票在市场上皆不通行。所依赖者即各纱厂为之辅助。今也全体罢工,不仅纱厂损失资本,金融停滞活动,且该国各地赖由出口东渡之华产米面,亦将无法运输,全国生计攸关,能不恐慌?”为了防止工人破坏机器而带来更大的损失,日方责令警厅与工会代表商谈,实行缓兵之计。同时,日本人诬称工人占据他们的厂房,破坏机器,要求当局派兵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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