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二、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深知，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则软弱可欺。于是，日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加压力。日本驻青总领事崛内几乎每天向胶澳督办公署提出镇压罢工的要求。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也多次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所谓的“抗议”，要求中国政府出面以武力平息这场工潮。

从5月7日开始，山东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奉系军阀张宗昌带兵入鲁，赶走了原山东督办皖系军阀郑士琦，自己当上了山东督办。张宗昌是个臭名远扬的亲日派，所以他一进山东，日本人欣喜若狂。5月27日，芳泽拜访北洋军阀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要求中国政府“急派在济南山东督办之军队前往保护，取有效适当之处置”，并以“如不能取缔不法之暴动，则日本出于自卫，实属势所当然”相威胁。

28日，在日本公使访沈瑞麟的同时，日本政府调樱号、桦号两艘军舰从旅顺火速驶进胶州湾，并“鸣炮数十发，隆隆震耳”，向罢工工人示威；同时，命令停泊在日本佐世保的“管内”和“点呼”两艘军舰装载军需品及陆战队200人，整装待命。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下，北洋军阀政府及胶澳当局急电山东督办张宗昌从速镇压罢工。张宗昌接到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罢工的命令后，授电胶澳督办温树德，称：“集会结社虽为宪法明文所定，但在事先应有申请手续。如不经申请，地方官宪有维持治安的权力，有必要即可开枪。”张宗昌还派旅长张培勋来青“协助”温树德镇压罢工。温树德根据北京政府和张宗昌的命令，连夜制定了屠杀工人的计划，并下令“以严厉之手段，作最后之解决”。

28日当晚，温树德调集陆军、保安队、海军陆战队共2000余人开进四方，包围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及工人宿舍。其中，陆军500余人包围大康纱厂，海军陆战队500余人包围内外棉纱厂，保安队600余人包围隆兴纱厂。为不使工人有1人漏网，另一支军警则埋伏在大康纱厂墙外的海滩上，以防工人从海上逃走。此前，温树德还派军警控制了水源地、火车站、发电所、电话局等要害部门。反动派的屠刀悄然举向了手无寸铁的罢工工人。

29日凌晨，3家纱厂1万余名工人，有的正在工厂值勤，有的正在宿舍睡觉，军警冲进工厂，强令工人退出车间，集中到宿舍看管起来，然后挨个搜查，逮捕罢工骨干。海军陆战队队员冲进内外棉纱厂时，工人拒绝出厂，双方发生冲突。毫无人性的士兵根据温树德“打死人不要紧”的命令，向工人们开枪。一时间厂区内枪声大作，死伤遍地。纱厂工人在敌人残酷的大屠杀面前，表现得极为英勇，一名纠察队员被打断腿后，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高呼：“我不怕死，要打就对胸口打吧！”工人们一涌而出，用身体向敌人冲击。

在镇压过程中，残暴的日本人“站在楼上拿着手枪朝人群中连放，中弹的工人逐一个个倒在地上，鲜血喷流，染遍了内外棉门前的青草”。“最悲惨的是未出厂的童工妇女，（他们）一闻枪声，相率藏入棉花包中，爬在地沟里面，或是潜伏车间……后被日本人搜出枪杀水淹和活抛入海中者，不知其数。至六月二日尚在厂中搜出六七个奄奄垂死的工人，地沟之中，尚发现一大堆男女尸体，车间发现一个自尽者……”“陆战队由工厂入内驱逐工人之时，因枪弹如雨，工人有藏入车下者，虽他人尽出，彼等则犹在厂内……有以被日本人搜出暗用手枪打死抛入海内者……”“当军警赴纱厂弹压时，曾向空际放枪示威。工人之胆怯者，全跃入地沟中暂避，谁料日本人乘机用破棉纱等物，将两头沟口塞闭，而十几名工人一刹间竟毙于地沟矣。前昨两日因天雨泄水，拨开沟口，才把死尸十余具拖出掩埋。”

在这场惨案中，工人当场死8人，重伤17人，轻伤无数，司铭章、李敬铨等75名工运骨干被捕，3000多名工人被押解原籍。此外，被日本人暗杀、活活抛入海中或闷死在地沟中者不知其数。

被赶进宿舍的工人，处境也很悲惨。当局派重兵围困，禁止工人出入，并将强壮男工囚在一起，不准活动，每天每人只给两个馒头。家属和小孩也不让外出，并且不给饮食。当他们饥饿难忍时，只好爬墙头到外面去找东西吃，残暴的日本人竟从后面开枪，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

惨案发生后，死者家属“在中外压迫之下，连死者的遗骸，都不敢出来承领，即使友人来到四方，也是摸门不着，甚至沿途长号，见人乞援，求为死者申冤。这是何等惨状！在另一方面，各纱厂的日人楼台，则笑语欢呼，歌唱舞蹈，日夜不绝……自惨杀之后，三厂门前，日夜派军警守卫，所有过路行人，时时横遭盘诘，生恐有人替死者向洋人复仇。为何洋大人的生命如是贵，而中国同胞的生命则这样一钱不值呀”。

在镇压罢工期间，全市实行戒严，尤其是四方工业区，岗哨林立，暗探密布，交通断绝，行人绝迹。四方全镇连续搜查了好几天，对于工人家庭搜查的格外严格。“在管界内重行调查户口，按户籍簿确定对照。”连租房给工人住的房东、卖食品给工人吃的店主也都受到株连，当局将他们传去一一讯问：为何租房子给工人住？为何卖东西给工人吃？

为掩人耳目，同时担心暴行张扬出去，胶澳当局在惨案发生后严密封锁电讯、邮政和报纸的消息，命令各报馆凡有关罢工问题的报道均提交当局核准，如自行刊登，立即给予停刊处分。同时警告市民：“务须各安生业，勿得轻信浮言……倘有不法之徒，造谣生事，或暗中煽惑，致扰治安者，唯有执法以绳，决不宽贷。”

被捕的75名工运骨干在敌人的屠刀面前并未屈服，在李敬铨的提议下，工运骨干举行抗议，正气凛然地承担责任。为此，反动军警将李敬铨、司铭章、苏美一、阎思栋、李笃生（后叛变）、范其祖作为首犯，解送济南军法处关押。日本驻济南领事欲置6人于死地而后快，马上拜会“省署两长，请求严惩工党首领及被捕之各代表”。

张宗昌、温树德如此卖力屠杀工人，深得日本人的赞赏。据《晨报》5月31日东京电讯：“日本政府认为，青岛当局残杀工人行动堪得法。”更卑劣的是，中日反动派亲自制造了这次惨案之后，竟然倒打一耙，把责任统统推到工人头上。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日本驻青领事崛内即大放厥词：“如果仅是公司与工人之间所引起的纠纷……我们决不愿意运用干涉和武力的办法……后来怠工工人竟发展到占领工厂的局面，使日人生命财产受到了威胁，因此才向中国官方一再提出警告，并于二十八日向温督办发出抗议，必须立即驱逐占领工厂的工人。因此才发生了（惨案）事件。”

青岛惨案使纱厂工运受到极大摧残。在反动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下，工人忍辱负重，于6月10日后陆续复工，且上工人数已不到原来的1/2。但是，工人运动不会就此被镇压下去，连崛内也忧心忡忡地说：“由此事件看来，虽然能收到一时的镇压效果，但还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不可乐观。而令人忧虑的，就是工人方面与上海还保持着联系。如果延及上海，即有可能再度引起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