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

一、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

青岛纱厂工人第二次同盟罢工被镇压后，日本厂主与胶澳当局相互勾结，加紧迫害参加罢工的工人。他们终止复工协议，取消以往工人经过斗争获得的少许权益，大批开除老工人，重新招收童工、女工以及刚从农村来的破产农民入厂做工。从6月10日复工到7月20日的40天中，仅大康、内外棉、隆兴3家纱厂就裁减了3000多人，其中大康纱厂裁减的工人数接近全厂工人总数的1/3。

6月中旬，日本厂主又命令工人重新登记，并填写保证书，保证不参加工会，不参加罢工，绝对服从厂规等等。7月23日，大康纱厂厂主继续开除工人，并无故将一名12岁的童工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日本厂主的暴行，再次激起工人们的愤怒，全厂工人经过研究提出10条要求：1.承认工会是代表工人自己的机关。2.厚恤死伤者家属。死者每人3万元，重伤者1万元，轻伤者5000元。3.恢复一切失业工人的工作。4.增加工资，日工每人加薪20%，包工每人加薪25%。5.实施上次罢工之所承认的所有条件。6.休工期间工资照发。7.罢工期间工资照发。8.不得开除工人代表及工人。9.房租一律免收。10.承认条件，须由厂主、工会及证人签字盖章。工人要求日本厂主4小时内答复，否则罢工抗议。日本厂主未予答复，于是大康工人遂联合内外棉纱厂工人举行第三次同盟罢工。

第三次同盟罢工爆发后，工人发表文告，阐明了不得已而罢工的苦衷，表示百折不挠的抗争决心，同时要求各界予以支援。文告说：“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已走到尽头处，无躲藏的余地了。最后的计算还是新旧工友一致停止工作，以决定我们的生死，免得长此受不生不死的痛苦。我们已于本月二十三日一致停止工作了。虽明知刀镬在前，但除此实别无求生之路。只有拼命作一最后的斗争，或可能为我们死者伤者得点抚恤，流离失所者、留在厂中受苦刑者，都得到一定的安顿。”

对纱厂工人第三次罢工，日本厂主一面不理睬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一面积极地通过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再次派兵镇压。7月25日，张宗昌来到青岛。日本资本家如获至宝，一面宴请张宗昌，一面强制工人复工。地方政客、亲日派商绅也摇唇鼓舌，污蔑工人的罢工斗争，并诬告青岛《公民报》及主笔胡信之鼓动工潮。处于深重压迫下的纱厂工人，组织15人的请愿团向张宗昌请愿。遭到戒严军警的阻挠，未能成行。而此时，张宗昌在接受了日本厂主和亲日派商贾的30万巨款贿赂后，决定大开杀戒，再次向工人开刀。

7月26日凌晨，张宗昌命令其后方司令尹锡吾率领大批军警，突然包围了四方机厂厂房和工人宿舍，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惨案后援会，捣毁四方机厂和各纱厂工会，逮捕四方机厂工人纠察队队长赵石恪等14人，破坏了中共四方支部。与此同时，地方当局在全市实行戒严，疯狂搜捕在五卅运动中所谓“闹事”的工人、学生和积极分子。26日和27日两天内，就有数十人被捕，近百人受通缉，600余人被迫逃亡，8000多名纱厂工人完全失去自由。在被捕的人员中，有中共四方支部书记李慰农、在青岛指导罢工的中共山东地委委员刘俊才、工运领袖王星五、工人纠察队队长赵石恪、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编辑段子涵等。邓恩铭、傅书堂、郭恒祥、纪子瑞等被通缉。“青岛完全在恐怖世界中，警察保安队都到处捕拿共产党，暗探有六百名之多，沿胶济铁路一直布到济南！”遭难最重的四方工人区，“完全断绝交通至两日之久，全镇均被搜查，凡工人家中，多搜至四五遍，工人多受殴打，妇女亦多受侮辱，至于杂物损毁遗失更不计其数”。青岛各业工会，包括胶济铁路总工会和青岛工界联合会以及沪青惨案后援会等数百个团体，悉遭封闭和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