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书艺两相高

人格书艺两相高——记李鹤年先生

孙福海

再过几天，就是李鹤年先生90周年诞辰。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虽能力有限，我还是答应下来。因为能为衷心仰慕的李老先生做点什么，是我深藏已久的愿望。

当我坐在桌前支颐沉思时，脑子里像过电影，尽是他生动的形象。每当天津市文联组织捐献、义卖等活动，无论是为帮助受灾同胞、为救助困难职工，或是为各种公益事业，他总会如期而至。看着他让学生背着进会场，或坐在轮椅里给观众签名……我心里就禁不住热流涌动。白发皤然，不避风雨；热情谦虚，有求必应。在他衰迈的身躯里，跳跃着怎样一颗金子般的赤子之心！同样难得的是，他的书法又那么出类拔萃。每当展示他的作品，就会响起掌声或赞叹声。现在，我们大力倡导德艺双馨，李鹤年先生不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吗？

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这是指他没有功利目的，念兹在兹，全身心投入，不是一年、十年，而是八十年一以贯之。因为志存高远，超尘拔俗，所以人们听不到他自鸣得意的声音，看不到他顾影自怜的姿态，更与蝇营狗苟、争名夺利之类了不相涉。让人觉得真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只有像他那样的大家、智者，才能如此淡泊，远在人们的名利眼光之外，翱翔云汉，做艺术的逍遥游。

书法，是他生命的一种方式。他的家人感慨地说，“他书法最大的经验，就是刻苦！”无间寒暑，寝馈以之；笔冢墨池，绝非妄谈。年轻时，姨母每天研一罐墨，他要在一天内把它写完。他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坚持一天写一罐墨，从不间断。他也以这种精神教育学生。他常说，“你们说写了一天，其实算起来不过两、三个小时，与古人的一天相差甚远。邓石如鸡鸣即起，把一大碗墨用完为止，那才叫一天啊。”在他心目中，只有这样刻苦努力，才能算书法家。即使在“文革”期间，被赶到郊区卖煤，在群众监督、大会批斗、繁重劳动的非人折磨中，他仍然坚持练字。造反派一次次把他的毛笔撅断，他还是偷着写，表现出书法圣徒般的执著与坚贞！

一般认为，临写一百遍，就能熟练掌握一部帖。他写很多帖，尤其是邓石如的名帖，都在百遍之上。他临《兰亭序》几难计数。据说他在1997年首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上展出的一幅，已是临写的第八百通了。

兰亭是他平生最喜爱的法帖之一。研习久，体会深，一提笔便奔来腕下，可谓得其神髓。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绍兴举办全国第一届“兰亭雅集”大型盛会，仅邀请天津名书法家与会，便是李鹤年先生。开始时，他并不是最受关注的人物。但展览开幕后，他临的两帧兰亭，在与会的各地书家中引起轰动。一大幅，一中幅，都那么精美，无人能望其项背。在闭幕式上，组委会仅选三人作书法表演，李先生就在其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的艺术成就也引起新闻界的关注。香港《文汇报》以大半版篇幅介绍李鹤年先生，对其人其书推崇备至。这在世风严谨的当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他的书艺博大精深，气象万千。篆、隶、行、草、楷无不精擅。当然，他最大的成就是在篆隶方面。当前写篆隶的人不少，但像李老这样功力深湛、面目独具的却不多。

篆、隶是书法尚未进入自觉时代流行的书体。自东晋“二王”之后，便进入以帖为主导的时代。一千多年来，除唐朝李阳冰使小篆短暂复兴之外，篆隶一直衰颓不振。清朝中叶，在帖学式微的背景下，碑学勃然兴起，大家辈出，成就卓著。旗帜性的人物当属邓石如。

清代碑学对帖学的挑战，总体趋势是以雄强对抗飘逸，以民间对抗精英，以庶出取代正统。帖学书风受到贬抑，日见边缘化。但也有些大家，就是以灵动秀美为风格特色，从而独树一帜的。李鹤年比他们走得更远。他以唯美主义的审美理想，来决定对艺术美质的弃取，用以铸造自己的篆隶形态。

他早年师从孟定生和王襄先生，他们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书法家和古文字学家。李鹤年从他们身上受到碑学的很大影响。后又师从吴玉如先生。吴玉如虽以帖学大师闻名天下，但对碑学也钻研极深。李鹤年在这样的师承背景下，碑帖兼攻，在两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并将两者打通藩篱，融会贯通，自成一脉。他写楷书，很有碑的味道；他写篆隶，又充满帖学的气质。

与流行的观点不同，他不赞成写篆隶贵有金石气的说法。他强调碑的剥落感是由风雨侵蚀造成的，写碑就要“还原”，写成上石前的手书状态。因此，他认为写篆隶同样贵有书卷气。这一观点主导了他的书法创作。在形式美上，追求有节制而不呆板、有活趣而不轻狂，正能含奇、奇不失正的一种中和之美。这使他的书法极富韵致，一派晋人风概。由此我觉得李鹤年的篆隶是“王（羲之）底碑面”，或者说是“碑体帖魂”。

清代之前，以帖学理想写碑的书法家并不少见，比如明代的一批隶书家就是。但他们与李鹤年先生的成就不能同日而语。明人受阁帖影响，其隶书骨力靡弱，全无神采。李鹤年先生经历过碑学中兴的洗礼，着意强其内，畅其意，耀其神，致力于在书法中写出活人的气息。于是他大获成功。他的篆隶作品，用笔干净，精美整饬；丰神秀骨，仪态万方；内涵深厚，书香袭人……创造了碑帖融合路数中的独特审美意象。这样的书作，真像古人所形容的那样，“标格威仪，清秀端伟；飘摇若神仙，魁伟如尊贵”。洋溢着人性之美和德性之美，让人感悟到一种高贵悠远的人格境界。

他在熔铸古人、自筑规模中实现了创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条路。以了不起的成就，在碑学兴起三百年来的篆隶大家中，卓然占有一席之地。王学仲先生曾评价说，李鹤年是天津的邓石如，是中国当代的邓石如。不愧知言，确为的评，我是十分赞同的。

李鹤年先生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还在于他能够在艺术中表现自我。如果一味模仿古人，或只关注形式层面，是很难成功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艺术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是说，一个人的书法，应该表现他的本质力量，表现他的情感、性格、气质、修养、审美观念等等。当然这种表现并非是机械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按照这一原理，我们就不难理解：书法与人格结合，互为表里，是书法的至高境界。创造最适合自己的形式，就是在给自己的灵魂塑造躯体。李鹤年就是这一境界的追求者、实现者。他善于将功夫转化为艺术的创造，善于将学养、人格和性情转化为形式美的内涵。由此，他创造了文人气息的篆隶形态和韵致，显示了精英文化的气格和精神。它们之所以好，是因为最适合表现他的灵魂。

于是，他的书法酷肖他的为人：外露谦和，内含骨气；儒雅脱俗，正气凛然；太羹玄酒，庙堂气象；风流蕴藉，学者风规……我觉得他这样的人，就应该写这样的字，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如果他的字拙朴欹侧、威猛逼人，那才是不可想象的。

字如其人，所以有见识的书法家莫不重视人格修炼。孔子是以“知”和“仁”作为理想人格的两大基本因素的。而在古代艺术论中，又无不强调艺术对知识（知）和品德（仁）这两者的依赖关系。实际上在中国书法传统中，对书法家的要求，是以知识、道德和艺术的统一，即真善美的统一为终极目标的。我觉得李鹤年先生的一生，正是追求三者统一的一生。

先生早年在南开大学毕业，一生求知若渴。精鉴赏，富收藏。从年轻时开始，就倾力搜集碑帖古物。每遇善本，决不肯放过；窘迫时，常由妻子变卖首饰以筹款。他收藏的金文墨本曾达3000件，甲骨收藏也达430多片。他还不间断地深入研究，遂成造诣极深的版本学家、文字学家。他的经学修养、文学修养也相当深厚……这些，都成为他提高书法艺术的强大助力。

他的道德风貌更是为人称道。古人说，“学书先贵立品”，“作字先做人”，“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以圣贤之学，书乃可贵”……李鹤年先生继承了艺术追求与人格追求一致性的优秀传统，终其一生潜心书艺，终其一生锤炼人格，成为内外澄澈、表里辉映、人书俱美的典范。

他爱周围所有的人，周围的人也都深深爱着他。这既是古代圣贤之道的影响，也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

他对老师的深厚情感非常动人。在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我曾发言谈到：他在书法集前言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不同时代的几位老师，讲他们给自己的教育和影响，充满怀念和崇敬。与之对照，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只用了二十余字！这非常直观地让我们感到，恩师在他的心里占有多么大的位置！

李鹤年仅仅比吴老小14岁，但执礼甚恭。到晚年，他已是闻名遐迩的大家，可还是经常拿作品请老师指教。他把先生的片纸只字，都视同拱璧。历年来坚持亲手将老师写的书信、便条、甚至收据等等，都整理、装订，现共有9大册。今天我们手捧这些手迹，想见一灯荧然，李先生一份份整理，抚平，按时间顺序排列，装订……其情其景，宛若目前。老人把多少深情融入其中。这是特殊的文物，面对它，我们是在捧读一颗异常真挚、无限深厚的爱师之心！

他的学生感触最深的是，李先生一向善于自持，但却多次为吴玉如先生的逝世而老泪纵横。在天后宫举办的书法展开幕式上，他致辞时提到先师，禁不住哽咽失声。在作品集出版后，他翻到老师大归前夕的照片，那么苍老，不禁声泪俱下。他受不了对老师任何不利的事情，更何况是生死永诀呢？

他对学生也非常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谆谆教诲，充满亲情。不仅有问必答，往往是问一答十。你问他一个字，他会从这个字的读法、本意、引申意、成语等都讲清楚，让你一辈子都忘不了。一次某学生说分不清治印的石料。李先生便拿出一盒石料，一块一块地讲解。然后打乱，让学生自己辨认。这一盒弄清了，又换一盒……他整整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直到学生弄明白为止。晚年，他身体不好，医生嘱咐在案头立一块小牌子，写着：谈话不得超过十分钟，但学生一来，他总是很兴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等学生走后，他累得躺在床上，一家人要等他好久才能吃饭。

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他组织了“三余读书会”。除自己讲课外，还聘请本市著名书家、学者讲授各方面的知识。一时间，听者踊跃，成为天津书法界一项知名的文化活动。他还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办了茂林书法学院，为天津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

他在艺术上是唯美主义者，在做人方面，也追求尽善尽美。他善待每一个人。对劳动人民特别尊重，卖煤的、扫地的……他常常请进屋来坐坐。敬烟，倒茶，说笑，极为真诚。如果人家说喜欢他的字，他就会说，“行行，明天来拿吧！”下雨了，送报的放下报纸就跑，他忙叫住，找出雨衣给人家披上……“文革”中，他是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到煤厂劳动的。但他的为人很快让人感到他是好人。于是，买煤的让他歇着自己锄煤；挨批斗后，怕他想不开，晚上看夜的老伙伴总要在他的窗前转，直到他打鼾为止。他平反回城后，没有忘记在受难时结识的朋友。每到春节，都要买几份年货送去。葛沽人也没有忘记他，有位经理把他在煤厂用过的家具、什物都收购来，当文物保存，寄托了深厚的情感。

在他的书法集中，有几幅是专门为妻子写的，非常触目。其中一幅写的是“风雨晦明五十六年”。在这文字的背后，有无尽的相濡以沫的深情，有难于言说的沧桑意味。他们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68年，在平淡的日子里互谅互让，在工作的时候戮力同心，在特殊的时候生死与共。李鹤年和妻子共同营造了一个典型的东方模范之家。人可以多么美好？人性和人情可以多么美好？李老夫妇给出了最完满的答案。

他在人生逆境中显示出青松般的品格，我对此感触极深。他40年代就参加革命，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搞地工时的直接上级受诬陷，他也被当作历史反革命备受打击。工作换了多次，从大学，中学到小学，直至下放农村卖煤。承受这么大的身心摧残，但他依然乐观。他的一方印刻着“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员”的印文，表明他以幽默的情怀来对待生活中的不幸，坚信早晚有一天会真相大白，这像一个故事，却是李鹤年先生在其中生活30多年的残酷现实。

平反后，已入老境，但他绝不颓唐，仍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书法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疾风知劲草。三十年的不公正待遇，无数的心灵折磨，并不能消磨他的信仰。不管生活多么严酷，他始终不减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火一样的热爱之情。这是多么宽广的襟怀！

我又想起《李鹤年书法》首发式既捐赠仪式上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作品集。五年的精心准备，一生的艺术结晶，堪称煌煌大作。无疑，那是他人生的辉煌时刻。在各界领导、同道和学生的簇拥下，在热烈的氛围中，他却依然神态安详，极有深致。在那一刻，我想，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困苦、惊险、委屈……当然还有胜利和成功等等，他都能渊渟岳峙，处之泰然，颇有大家风范。宠辱不惊，淡泊宁静；泓涵深邃，乐观豁达……他的一生是那样理性，那样充满责任感，简直无可挑剔。生也天行，死也物化，一步步走完无愧的坦荡人生。他是平凡的，在普通小事中辉映着人格的光辉；他又是不凡的，在挫折和奋斗中，书写着磊落嵚奇的庄严篇章。他去世后，我们深感他身后留下的虚空。所幸，他留下丰富的艺术遗产和精神遗产，让我们景仰学习，让后人沾溉无穷。

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原载《天津文史》总27期2002年1月

《天津日报》2002年4月16日摘发

《中国艺术报》摘发

《心中的歌吟》2005年8月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