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钢轨签约与付诸实施
我回到北京,马上向北京经贸委梁顺佩主任作了汇报,梁主任让机械公司打一个报告,重点解决进口用汇(使用美元)指标。但是梁主任还强调两点:一是,富明厂长的态度是积极的,具有可信任的一面,预付50万美元也只是合同总价的6.25%,在国际贸易上是可接受的,但是没有银行担保函,有失国际贸易常规,理论上有一定风险;二是,当前中俄贸易实际已从国家记账大贸转到企业间的易货贸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现在又有苗头转向现汇贸易,而两国银行又没有参与,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如果非要马上执行现汇贸易合同,有两种可能,你们付了预付款,对方按期发货,皆大欢喜;如果预付款付出后,对方把钱吃掉,根本不发货,北京机械公司要直接承担风险,这是显而易见的。公司领导班子要认真讨论一下。
此后我把具体项目负责人刘顺经理等找来一起商议,大家异口同声说道,先邀请富明厂长到北京商谈而后再定为宜。
富明厂长和总会计师于1992年10月中旬到达北京,经过几番谈判,双方都明确了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对于付款担保一事仍然没有新进展。新西伯利亚钢铁厂总会计师说:“俄罗斯从一个计划经济国家走上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在一种特定条件下的突变,政府机构没有预案,普通民众也没有思想准备,各个银行更不知所措,现在是特殊时期,冒着风险干点具体事,于你们,于我们都有好处,要么只能什么事情也不做,等着国家各项制度正规了以后再说,作为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自己良心上又过不去。现在的俄罗斯像一个病倒了的老人,能否把病看好,要等待自己的体质慢慢恢复。而你们中国则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两个国家有不同的背景,现在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前这项生意就是企业行为,政府和银行都搭不上手,俄罗斯虽然政治制度变了,但还有国家法律约束,更重要的是:那些老人(布尔什维克)还在,绝不会拿着50万美元就跑掉的。”总会计师讲话慷慨激昂,甚至右手都有些颤抖,生怕别人听不懂他的意思。会谈又继续一段时间,但没有最后结论。
当晚宴请客人时,我让刘顺把已经准备好的合同拿过去,大家又详细的审查一遍,最后我答应在合同上签字。富明厂长很深沉的微笑着说道:“李总,你相信吧!绝对没有问题。”
第二天刘顺问我:“李总,你是否向领导班子汇报过此事,如果真的有纰漏,这个责任可是很大啊!”我说:“这个责任只能由我个人来承担,不能拉领导班子为我垫背,那也不是我的性格。为什么在铁道部物资总局那里有26个公司谁也做不成这项买卖,就是因为没有人敢于承担这个责任。”
当50万美元现汇打到俄罗斯人指定的美国银行账户,20天后新西伯利亚钢铁厂的重轨提单就寄到了北京,人们的一切顾虑都烟消云散了。刘顺及其同事日夜兼程赶往满洲里理货,从1992年底到1993年春天,满洲里进口的重轨已经堆积如山。
京九铁路的顺利建设,北京机械公司为此勾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然,我们也从物资总局的蛋糕上切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份。
1993年6月底,财务部门负责人孙胡兰递给我一个核算单,第一笔2万吨,总金额800万美元重轨的纯利(扣除税费)为2 2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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