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者与家国情怀的关系

凤凰网：您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您身上有比较典型的体现。请问您怎么看待学术研究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

任剑涛：首先，确立学术研究与政治决策之间的恰当关系，需要准确定位如何进行学术研究。这里的学术研究，自然是指对策性的学术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学术研究，不同主张相互争论、百家争鸣；学者提出对策，决策者根据局势做出选择，进行决断，付诸路线、方针、政策。学术研究自由度非常大，针对性相对较弱，学者应当指出政策取向的多元可能性，但不必承担政治决策的后果。在对策研究中，具体对策却跟政治决策有密切关系。基础性的人文学术研究和其他的专门学术研究，并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更不用承担政策决策的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术研究必须区分两种类型。我们这里所谈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决策的关系，主要是针对对策研究与政治决策的关系。对策研究，最近五年到十年非常热门。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前路如何，是个关键，对策需求强劲。

其次，对中国对策研究来讲，必须处理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基本方案和顶层设计的问题。这个时候的对策需要，就激发了各种有政策关注的人士，提出他们的对策方案。对进行对策研究的人来讲，必须注重学术研究的三个指向：

一是必须保证对策的理性性质，不要以个人的价值偏好、基本立场、强烈主张来干扰自己的对策研究。

二是必须尊重对策研究的多元性，提供给领导决策以多种方案，而不是只认自己一种方案的绝对正确性，对其他方案严格排斥。

三是必须在研究中形成针对具体事实和对策需要的经验基础，而不是在书斋里凭空杜撰。中国学者的对策研究，往往将书斋中的价值信仰直接用于解决现实问题。这样的对策研究，严格来说，是学者不负责任的表现。对决策者来讲，对对策研究不要有苛刻的要求，不要上纲上线，不要动辄就要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负责。一般的对策研究者，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这样的责任，必须由决策者本人承担，而不是由决策研究者来承担。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学术研究的自由性与决策选择的严肃性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对策研究风险比较大。因为长期以来，决策者对对策研究要求过高，尤其是政治要求过高。对策研究者一个最大的问题，则是对自己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理性性质要求相对较低。从这个意义上讲，双方必须进入同一个理性场域，才足以解决问题。当然，所有的对策研究，甚至所有中国学者，对国家发展的关怀所体现出的家国情怀，都是值得肯定的。需要指出的是，学者的家国情怀，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彼此间不能绝对排斥。所谓绝对正确，就是老子天下独大，别人说的都是错的；只要跟我一言不合，我就肆意谩骂，且动辄以非常粗俗的语言贬斥对方的意见。一般而言，无论对策研究者意见是极左、极右，中左、中右，都应该相互尊重，才能真正展现出对策研究者对家国的热爱，凸显其政策对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时，学者和决策者的家国情怀，应当从大处体现，从小处实施。所谓从大处体现，就是要看到自己家国情怀的长远性、全局性和长程性，而不是说自己的家国情怀仅仅表现在对当下事物的情感性、具体性、愤懑性上。有些学者表现自己家国情怀的时候，常常以自己的情绪来代替对国家、民族的理性、长远和全局的思考。这样一种家国情怀，如果在私人生活中，不会有什么危害，但是在针对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前途命运、未来发展这些问题上，就会引发误导。学者一定要有大局意识，要能够把自己的家国情怀约束在理性的平台上，这样才足以做一个好的研究，对国家决策有一个理性的帮助。

凤凰网：您对传统文化有一些研究，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也有很强烈的关注，您觉得把中国的传统资源用到现代化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任剑涛：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希尔斯在他的名著《论传统》当中写道，无论你对生活取什么态度，选择什么生活模式，你都活在传统中。传统对现实中人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它来自生活本身的绵延、代际的传递和文化价值的持续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抛弃传统寻求现代发展。在这一点上，从1905年终结科举考试以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再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到1949年之后，中国都有沉痛的教训。不过，传统文化是不是可以直接转化为现代文化呢？我们似乎也不能持这种主张。在国家发展到关键阶段的当下，很多人认为，我们原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过于严厉，对它的选择过于苛刻，对它的继承过于稀少，而对它的发扬甚至摆不上桌面，我们掀起了无数次批判传统文化的运动。但是，现代化发展到今天的纵深状态，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传统的顽强生命力正在作用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因此，从官方到民间，从学者到普罗大众，都发现了传统文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支撑作用。各方就此达成一个共识，即促使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化当中发挥它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文化价值上的引领作用。

但今天我们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从以前的通通予以拒斥，变为好像我们必须接受一切传统。比如说，推崇传统文化的人，重视《弟子规》，强调《三字经》，推崇《女儿经》，觉得这些都是应该崇信的。但光复传统，却有造魅之嫌：学生拜我为师，就必须下跪。这样，好事已经完全逆转了。而这个逆转，在我看来，中间容有需要分析研究和严肃批评的内容。

发扬光大传统，需要强调三个基本点：第一，传统之为传统，有必要按20世纪80年代已经做出的区分，确认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两种东西。传统文化，是在历史中已然成为过去的东西；而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当中有活力而持续影响当下的东西。做出这种区分后，我们便不能要求所有的传统文化在现代都必须发扬光大，以为那才是重视传统。我们要承接的是活生生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当中的核心因素，对我们当代做人、做事、做工作，对人生发展有积极正面的、正能量的影响，我们才需要继承。至于传统文化的沉渣泛起，是必须警惕的事情。

第二，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影响来说，必须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所谓历史主义态度，就是坦率承认，1640年以来，也就是明清之际以降，中国文化在逐渐衰退。1840年以来，发达的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造，是一个事实。自这个过程发生以来，中国所谓“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的人，对现代文化的摸索和探求，已经是打上了历史句号且具有确定结论的事情，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跨越现代门槛时，遭遇到被强行终止的历史命运。今天，在我们重启传统文化，试图复兴传统文化的时候，不能够忽略这段历史。如果忽略这段历史，把传统文化说得美轮美奂、毫无缺陷，必须无条件发扬光大，那就是一种反历史的态度。这样不利于我们解决传统和现代的有机性对接问题，而将之变成了一种无机性对接。在这个意义上，尊重历史，才能在历史中甄别有利于现代发展的传统文化或者文化传统。

第三，传统文化的复兴，必须有现实针对性。传统文化的复兴，不是政治家的主观提倡、学者的主观选择、社会活动家的勉强活动的产物，而是中国社会开始需要它。近三十五年来，中国致力于提高GDP，致力于消除贫穷，致力于追求富强。现在，富强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坐实，而中国人怎样追求文明、实现人生价值、追求人生发展和社会发展，便成了一个问题。于是，文明问题一提出，传统文化重回现场。这是国人当下的需求所决定的事情。

凤凰网：现在看，对儒家文化的弘扬有各种路径，包括儒家文化的学习班、讲习班，建构政治儒学等，您怎么看这些尝试？

任剑涛：儒家文化目前确实兴盛到令人喜出望外的地步。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前往曲阜，提倡重视儒家传统，悉心阅读儒家经典。这与各地逐渐兴起的阅读儒家经典热潮，正相扣合。而这个扣合的状态，促使人们以为，儒家本身可以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一切难题。这样的一种社会认知正流行开来。

儒学正重新树立它作为现代意识形态的地位，这是对近代以来批孔、毁儒的一个彻底逆转。在我看来，这中间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但也有需要分析批评的地方。儒家经典是不是都可以读、逐一读、认真读、埋头读，读得进、行得正，是一个问题。儒家经典主导中国古典社会两千余年，是一种古典意识形态。必须确定，儒家经典是与古典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但它未必就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因此，阅读儒家经典，必须持一个甄别的态度、审慎的态度，而不是无条件膜拜的态度。我承认儒家经典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演变出现的时候，儒家终结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成为国家哲学。何以儒家能够力拔头筹？因为儒家确确实实从社会日常人伦中发现人生智慧、国家治理之方，这是儒家足以成为古典意识形态的原因。

但儒家很多东西只能与古典农业社会相适应，与工业社会的发展则有脱钩的危险。譬如说，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一个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十分强调家庭价值，强调子辈对父辈的服从，“父母在，不远游”，“子不教，父之过”，子辈与父辈相互纠结。父慈子孝，孝顺的道德在当下可以有条件地提倡。但无条件提倡子辈对父辈的服从，子女对家长的顺从，恐怕就与现代状态悖反。至于儒家讲“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强调臣民对君王的服从，把家庭关系复制为政治关系，这在现代社会是必须严格甄别和加以重构的。所以，仅仅是无条件地推崇儒家经典，如饥似渴地填补追求GDP、追求物欲满足时留下的精神真空和价值真空，可能会导致价值世界的另一种紊乱和颠覆。

如果说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中国忽略了传统，导致人们精神空虚，那么我们现在急不可耐地用儒家来填补价值空虚，有可能使我们重回一元状态，而形不成现代的多元观念。这是我们必须警惕的。多元精神，相互碰撞，这才是一个创新氛围。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与现代处在永远碰撞状态，这是我们处理传统和现代关系必须牢记的基本原则。

凤凰网：最后一个问题，前几年有左右之争，今年有一个思潮叫左翼自由主义，您怎么看各派之间的争论，您个人有没有相当的倾向？

任剑涛：这个问题跟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有关系。对国家发展来讲，随着国家发展走到改革深水区，国家发展需要竞争性顶层设计，在不同设计之间的碰撞中，凸显一个理性发展方案。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光谱上左左右右，构成非常复杂：极右的思潮，主张哲学王的统治；极左的思潮，主张回到革命年代。中左、中右当然也有各自的看法：中左，特别强调经济发展中要重视分配问题；中右，即你提到的左翼自由主义，在强调个人价值优先性的同时，注重公平分配，建构福利制度。

这些多元的主张，都有其现实理据。但对左左右右的争论来说，我们的基本姿态应该是：第一，不能采取一元化的排斥态度。一元化态度，在极左的方面表现得较为强烈，认为自己一元独尊，我正确别人都错误；我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政党前途和统治，别人都在损害甚至颠覆国家利益，都有敌意，都有境外势力、海外势力在支持。这是政治上的危言耸听。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来讲，国与国之间在价值理念、制度安排、利益取向上相互冲击，是现代的一个基本处境，是人们无法拒斥的。不可能说把国家重新封闭起来，在封闭的三四个方案之中，四五种价值立场或五六种学术主张之间，做出一个恰当选择，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不同主张之间，必须进行理性对话，努力达成共识。这个共识落定在哪里？其实就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无论你主张什么，大家都在法治的平台上表达。你不要想去颠覆这个法治平台，也不要想在法外保有政治特权，这样，你的争辩才会有理性来约束。大家共同在思想市场中自由竞争，就会逐渐浮现出一个主流的价值理念、学术立场和政策对策。

第三，政界和学界共同围绕国家未来发展的讨论，应该形成一个官、产、学对话的社会场域。与思想场域不同的是，社会场域可能会面对个别争论者的激奋情绪，尤其是在网络世界，无论微博还是微信，情绪性的东西都大量存在。但对情绪的约束，应该是通过社会场域的相互对冲，来清洗我们的思想，净化我们的激情，兑现我们的理性。

至于我个人的倾向性，我当然强调现代基本价值的重要性。我们必须落定法国大革命以来强调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基本价值。即使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对之也是高度肯定的。中国要真正发展成为现代国家，学术不论取向，立场不论左右，都应当承诺现代基本价值。现代基本价值，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有充分反映。不能像现在学界有些人那样，直接挑衅现代核心价值，曲解和攻击自由，将自由与平等对立起来。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态度，而是一个反现代的偏执态度。

对现代社会来讲，民主法治的基本建构，是中国未来要完成的重大任务。无论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这是我们国家的客观处境，而不是可以主观拒斥的方案。因此，在这样一个既定的平台上，无论你持什么价值立场，怎么对待民主和宪制，具体地说，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你如何对待宪法，承不承认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的基本取向，承不承认法律的至上权威，都无法改变这一处境。如果一个人强调政治意志至上，领导个人选择至上，以此来取代民主法治的现代转轨，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

在日常生活中，应当逐渐养成一种理性对冲的观念，不要急于凸显所谓主流意见。今天有一个人谩骂了一下某个领导，我们就认为是诋毁政权，必须诉诸权力对他进行清理，这也是我所不同意的。在现代社会，一个人今天持有这样的一个极端立场，明天可能持有另一个极端立场，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对冲，会导向理性见解。主流意见的凸显，一定只能依托于中左、中右主张。这也是法治平台存在的价值所在。在这点上，中国的知识界也好、政界也好、工商界也好，都应该尽最大努力来达成合乎现代性的观念共识，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中，凸显一个现代主流意见。

【注释】

[1]本文系2014年11月在深圳大梅沙首届中国创新论坛期间，与凤凰网《大学问》栏目编辑孔德继对话的记录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