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深圳经验

《晶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一观念的核心在“宽容失败”，这是不是说倡导“鼓励创新”相对容易得多？

任剑涛：事实也正是这样。从动机上讲，“鼓励创新”的提倡者在主观上容易与期待创新的社会氛围吻合，容易获得赞许，这给提倡者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同时，因为创新的动力源与创新的过程以及创新的结果之间有着差异，“鼓励创新”既可以在动机和过程上推动人们面对新的处境、新的问题，寻求新的方式、新的解决方法，同时又避免了在结果上承担创新者必然承担的风险，毕竟“鼓励创新”总是一种善意的提醒。

《晶报》：害怕失败，也就不言失败，这也是中国人非常普遍的图吉利的心态。

任剑涛：“鼓励创新”容易为大家所接受与中国人这种图吉利的心态有关。我们从小看的电影中，英雄人物在接受任务时总是说：“是，保证完成任务！”似乎只要主观上想完成任务就一定能完成任务。提倡者“鼓励创新”不存在“气可鼓不可泄”的风险，又给人留下一种顺应社会变迁、推动社会发展的良好印象，避免了阻碍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疑惧，大家当然也就乐意“鼓励创新”。

《晶报》：有创新就有可能失败，但大实话往往不中听。

任剑涛：“宽容失败”之所以难，难在倡导者必须冒“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风险。在人们满心期待、满腹热情时，你说“宽容失败”，似乎不合乎人们的良好愿望、美好期盼，存在一种打击人的创新积极性的嫌疑。

《晶报》：“宽容失败”并非什么失败都宽容，这里面就存在着区分哪种是值得宽容的失败，哪种是不值得宽容的失败的问题。

任剑涛：要对失败本身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风险造成的加以有效区别，有相当的难度。对于人们的创新行为来讲，应当宽容的失败，只是那些属于创新必须偿付的基本风险导致的失败，诸如人类在认识上难以避开的盲点，在行动上的不可抗力，在成功创新的初试、中试阶段的过失等；不应当宽容的失败，则是那些在创新中主观的畏难情绪、客观的消极探求以及利用创新名目讹诈社会资源等。但是在两者之间，人们往往难以简单、清晰、轻而易举地加以区分，因为在创新实施过程中，除去那些十恶不赦的、以创新名义满足个人贪欲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在创新过程中，并不会鲜明地表现出判然有别的失败导向，创新的失败常常混杂着人们可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的复杂因素。

《晶报》：创新失败的这种复杂结构，使得倡导“宽容失败”是一码事，如何“宽容失败”又是另一码事。

任剑涛：创新就是打破旧局，伴随着不确定因素的重组和不确定性因素的探求，因而难以避免失败。可究竟哪些应该同情地宽容，哪些应该冷峻地批评，却难以判断。因此，提倡“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就需要对“鼓励创新”的动机化、道德性的倾向抱持审慎态度。同时，“宽容失败”需要对所宽容的失败精思明辨，清楚应当宽容的失败和不应当宽容的失败间的微妙界限，从而在“宽容失败”中树立制度化的鼓励创新机制，避免故意失败的可能，降低失败的风险，并保证通向成功创新的那些失败不仅不被人们苛求，而且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

《晶报》：深圳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这应该是深圳率先提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前提。

任剑涛：三十年前，深圳刚诞生的时候，中国的高层设计者，广东及深圳的具体发展、改革、运作原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深圳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究竟要获得什么样的发展，究竟能否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宿命，并在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城市体系中走出一条独特的城市发展之路，能否打破计划体制旧制、开拓市场经济新路，创造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城市新局面，谁也没有把握。深圳甫一出世，就在创造城市发展本身这一点上成为一个标本。

《晶报》：从失败中寻求成功，深圳人应该有更深的感悟。

任剑涛：深圳的创新是宏观政策供给的创新，是微观实施的大胆探索，是不惧失败寻求成功的结果。三十年前设立这座城市的初衷，就是以创新的城市破解一个僵化的国家，深圳实现了最初预期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不断推陈出新的政策机制，不断让人惊喜的市场创造性（尤其是华为、中兴、腾讯等企业不断开拓市场，成为全球瞩目的品牌公司），以及市民在不惧失败的创新中奠立的人生哲学表明，深圳是中国当今城市体系中能成功独树创新旗帜的典范城市。

《晶报》：失败是成功之母，“宽容失败”并不是忽视经验教训的总结，恰恰相反，“宽容”的目的是为了成功。

任剑涛：正因为深圳人善于在失败中总结，善于在失败中提升，善于在失败中积聚创新资源，他们才敢于付出代价，敢于迎接失败。从早期“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市场哲学开始，深圳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游泳”，从中奠立了整个中国市场行为的逻辑。正是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中，人们才发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常识。人们必须在不断变幻的价格机制中去寻找资源优化配置的契机，从而在资源短缺、人才匮乏、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依靠“杀出一条血路”的政策创新、大胆试验，通过管理革命、技术发展，获得市场的神奇回报。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的行为逻辑使深圳人能进一步奠立“政府与社会积极互动，政府孺子牛精神成为社会引力，社会为自身确立理性行动”的现代信条，从而使深圳体现出不惧失败的开放情怀、寻求创新的改革精神。失败乃成功之母，深圳人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深圳人敢于在不确定因素中不断重组尝试，不畏失败，寻求制胜，通达成功的城市精神在城市发展史中有力的书写。

《晶报》：放在中国乃至世界城市体系中来看，深圳的这种城市创新有着什么样的地位？

任剑涛：从中国城市体系看，从世界现代城市史的进程看，只有像深圳这样的以创新作为城市精神的大都市，才足以真正展现现代城市的风采。就中国范围来讲，京、津、沪这些传统计划经济成分较多的城市体系是不能与深圳媲美的。同样，政治中心或省会城市的城市政治体系定位也是不可能与深圳媲美的；从世界城市体系发展来看，每一座新型的现代城市，几乎都是展现人类创新处境而寻求多方面创新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即使是拥有百年千年历史的大都会，也都必须以创新的举措，重铸城市的时代风貌，才能使城市傲立于世界城市体系。古老的巴黎以其不断变换的创新精神，时时呈现旧貌新颜；而纽约，则是以现代城市体系的构建尤其是以经济金融管理的创新为动力，以技术革命直接推进，雄踞世界城市前列。而深圳，正体现出一座新型城市的创新本质，非创新不足以理解深圳。

《晶报》：在深圳提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之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纷纷跟进，说明这些城市也对现代城市精神有了一种醒悟。

任剑涛：深圳率先将“宽容失败”立法，正好切中中国在法制规范中缺乏“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重要制度界面，从而有利于校正国家在法律上仅仅正面提倡和鼓励的动机主义做法，还有单纯强调创新必致成功的、幼稚的效果主义的冲动。深圳三十年短暂的发展史所呈现的城市精神，正是它足以提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这一大器的城市观念的深厚动力。深圳在以自己的城市行动，突现“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城市精神之后，再次以城市精神的自觉概括，书写了中国现代城市的精神宗旨。而其他城市甚至中小城市纷纷跟进，制定颁布和实施“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相关政策法规，不是因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多么炫目的口号，而是因为跟进的城市从城市精神的根底上领悟了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这是他们发现并理解了深圳之为深圳、城市之为城市的精神基础的表现。

《晶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是一枚硬币的正面和反面，容易盯住正面似乎也是人之常情。

任剑涛：作为创新的两个结构面，人们的眼光极容易盯住成功的创新，这与人的行动逻辑在古典时代形成的基本结构有关。“成者王侯败者寇”，总是被古典社会视为当然。人们常常乐意接受成功的创新，因此也就对那些从动机上讲致力于创新的行动表示鼓励，而在不确定当中寻求创新的风险意识则相对削弱，主导创新的人们也总是不太愿意正视失败的可能。深圳将创新的成功和失败面同时展现给人们，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致力于创新的行动将承受巨大的风险，必须为人们所广泛理解，这正是深圳以现代精神理解创新的明确体现。因此，它引起社会各界巨大反响也在情理之中。由于这一命题切中现代人的行为方式、行动逻辑以及行为效果的根本，社会各界和各个层面广泛接受也是必然的事情。

《晶报》：汉代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事实上，创新就是因为“天”变了，“道”也要跟着变。

任剑涛：“鼓励创新”缘于守旧、守成不足以支持人类社会的运行发展，古典的、当下的有用经验弥足珍贵，但不能构成人们拒绝正视变化了的现实的理由。对人类来讲，所处环境客观情形的变化及人们主观愿望的调整，必定使人类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新环境中。在过去经验积累的基础上，“鼓励创新”是使人们能适应变化了的主客观情况的必然要求。因此，鼓励创新体现为一种精神导向，也体现为一种制度精髓，还体现为一种行为方式。鼓励创新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常态。

《晶报》：“宽容失败”是因为在创新过程中失败的几率太大吗？

任剑涛：无论是社会创新还是科学创新，失败的几率都很大。创新当然要寻求成功，然而一次创新即获成功，把人类创新行动视为一种一蹴而就的简单事宜，势必难以理解创新的复杂蕴含和艰难程度。创新本身，必须与失败和成功两者紧密联系。成功的创新取得经验，失败的创新获得教训。正是在“成功”与“失败”创新之间，人们才渐渐明确成功创新与失败创新的边际界限，从而探索出走向成功创新的特殊道路。在针对具体创新目标的创新行动条件下，“宽容失败”就是为成功创新奠立宽松的创新氛围。苛求创新必然成功，其实就是一种鲁莽的功利心态的表现。因为它让人们畏惧创新可能的失败，降低人们承担失败的创新风险。因此，单纯提“鼓励创新”，回避“宽容失败”，其实是一种扼制创新的有害观念。

《晶报》：不回避失败，才谈得上创新；反过来说，谈创新，就必须“宽容失败”。

任剑涛：作为一个创新城市，深圳的历史就是失败被宽容或不被宽容的历史。“宽容失败”就是人们对失败要采取一种同情性的、理解的态度，虽然“鼓励创新”的提倡性和“宽容失败”的同情性，依然不可避免具有某种功利性质。在深圳的发展中，最初的城市设计尽管已经被认为是开拓、创新，但回过头来审视，却可以发现初期城市设计的气势不够、眼光有限。人们以为，深圳这个城市一条马路有八个车道，那已是气势恢宏的大都市的理念驱动的设计，但是一个眼花缭乱的汽车时代的到来，使深圳迅速校正了城市设计理念、都市规划方案，这样才使深圳展示了大都市的宏伟气魄。假如，人们一直追究当初深圳的城市规划存在局限的责任，不宽容善意的失败，哪有今天的深圳？

《晶报》：在中国历史上，一种反创新因素始终占着主导地位，无疑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任剑涛：首先要承认，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技术改革者和社会改革者支撑起了中国五千年文明，但作为后人，又必须痛彻反省中国社会的反创新因素。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制度的建立，以及思想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但这种国家哲学对于在自由基础上才足以激发的民族创新性有极大的负面作用。同时，从制度的资源布局上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使社会的普遍创新陷入尴尬的资源匮乏状态。从官场看，当这种国家统治状态演变为“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唯求政治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时，技术的创新、社会的改革在社会制度的布局上也就缺乏激励机制。在古典官僚体制中，升迁基本上由政治理念引导，也就促使人们在寻求掌握权力的道德正当化资源，国家权力忙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这样必然钝化官僚统治集团对社会变化的敏锐感知，因此，创新和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也就显得硗薄。

《晶报》：中国一直以农业立国，这种“你耕田来我织布”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创新的障碍。

任剑涛：中国是农业立国，农民的纯朴与土地的厚重相伴随，使得民族的行为逻辑行进在遵守旧制、抑制创新的轨道上。农民，具有典型代表农业文明的特质，是一个拘守经验、憨厚朴实、勤奋劳动，以诚实的道德动机谋求可靠劳动回报的阶层。因此，农业社会的变迁仅仅是日常的、功能的，而不是非常的、结构的。人们对那些改革创新者不服古法、不守旧制，普遍缺乏好感。这样的社会，人们安土重迁、谨守规矩，是一个变革社会中人们为之心动的秩序井然的超稳定社会，但不是一个以改革创新来推动的、蓬勃发展的社会。

《晶报》：“士农工商”中，除了“农”，另外三个社会阶层为什么也没有创新的冲动呢？

任剑涛：中国古代社会在社会阶层的排序上，以士农工商为序。士，主要是读书人，是介入社会政治权力运作的阶层，他们有道德理想，有救世冲动，有入世情怀，但缺乏个人意识、自由观念和创新欲望，他们可忠实执行皇帝指令，保证国家的运行秩序，但无力提供给社会以创新甚至革命的动力。唯有工匠、商人需要以自己的技术创造、市场创新作为谋生的基本手段，但中国历史上恰恰对于工匠、商人的评价极其低下。工匠的巧夺天工被认为有违农民的质朴，是“奇技淫巧”；商人从事的交易、理性的计算被认为有违农民的憨厚，被定位为“无奸不商”。创新的文化因子由此受到了严重压制。一旦一个技术的创新者、一个社会的改革者要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劳动习性、提供给人们陌生的劳动手段，一个政治家要出面改变社会习惯、输入新的理念、采纳新的举措，人们就会认为是惊天之变，社会就会充满怪异的感觉，公众会加以拒斥，权力会给予相应惩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的反创新国家。在这种氛围中，改革创新者当时的处境与历史评价自然就不会令后起的改革创新者受到鼓舞了。从技术创新上看，某一技术创新生产的新产品多数被作为贡品用于宫廷展示，这使得技术创新既不足以为创新者吸纳资源，也不足以为社会创造财富，更不足以改变既有的劳动方法和生产方式。因此，技术创新者既难于获得社会公众的认知，也难以赢得社会普遍尊敬。

《晶报》：历史上不触及皇权的改革创新必然会危及掌权者的利益，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近代康梁变法，改革者没有好下场也在情理之中。

任剑涛：中国古代充溢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的改良观念，但因为这种改良不能触及权力，所以只能流于权力的运用。因此，当改革不触及权力的来源问题时，有限的改革总是有广大的空间。但从现代经验来看，社会领域的改革总是以权力来源的正当性作为前提的，因而不问皇权来源的正当性，只问皇权运用的有效性，便从改革的根底上限定了改革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一种宗法家族结构，讲究消弭矛盾的和谐，而改革势必在这种和谐中寻求旧秩序的更新。中国社会改革势必以冲击旧秩序为前提，这无形中强化了国家权力抑制改革的既有定势，因为社会据此改革的特性与国家权力的特性出现同构。再一方面，在既有的基础上改革创新，带有对这一基础上已经展开并取得成效的观念制度与行为策略的否定。因此，改革必然触动自认成就辉煌的掌权者与社会权势阶层已牢固树立的荣耀感和自信心。以自我否定为基础的改革，即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改革改革者的改革”，势必将改革创新宥限于改革与权力正面冲突的窘境，改革难度可想而知。

《晶报》：皇权的刚性世袭性质，决定了社会和政治创新只能以造反的方式进行，尽管这一方式付出的社会成本过大，尽管最后一样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任剑涛：从社会改革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乎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来自社会底层的则是造反的冲动，中国历史上的皇权更迭，多数是由农民造反促成。这一方面是因为皇权刚性世袭性质决定的，权力可以分享，但权力拥有者，抑或权力最高掌控者没有任何商议余地，这使得权力开放性质不足。人们可以作为权力的执行者来履行皇帝托付的职责，但权力执行者不太具有权力决断的空间，因而，决策性权力和执行性权力是绝对分割的。当皇帝“奉天承运”时，中国古代社会处于安宁祥和的秩序化状态；当皇帝无能时，中国古代社会万马齐喑。因此，这就注定了皇权更迭不可能是一种和平民主的机制，只能是充满血腥的叛乱。正是中国皇权运作的刚性特征，使得中国实现在国家权力结构不变的既有基础上的改革非常困难。

《晶报》：西方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竞争的绝对优势，一定与其创新有关，但这种创新环境是怎样形成的呢？

任剑涛：在古典历史阶段并没有显现比中国更有优势的西方，在近现代脱颖而出，成为全世界发展的引擎。西方不仅是现代思想的供应者，而且，西方所设计的一套现代社会运行制度大致解决了权力来源、权力更迭和权力运用的难题。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观念与民主、宪政、法治的现代法律体制配合，使人类社会第一次建构起了既具强大活力又长期协调稳定的社会机制。西方经济持续增长发展，科学技术不断创造更新，使得西方处于全球范围竞争的绝对优势。而西方的这种高速发展，无疑可以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来概括。

《晶报》：西方在近现代突然加力，被称为欧洲第一思想家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是西方社会历史断裂的结果”，您怎么理解这个判断？

任剑涛：西方社会建构起了国家创新体制，有效抑制了国家的反创新因素，建立起了对善意失败的宽容机制，使得人们形成了安于失败但不止于失败的创新心理。被称为欧洲第一思想家的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西方社会历史断裂的结果”，这一断言有几点值得强调。其一，西方人正是在面对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体制的。其二，在西方历经数百年的变迁中，以理性和启蒙精神为导向，确立了“敢于知道”的求知精神，逐渐寻找到经济活动的最有效方式——市场经济。其三，处于传统与现代转变边沿上，西方人具有开放的文化胸襟。

《晶报》：虽说是“历史断裂”，其实是一种“历史融合”。

任剑涛：中国人常认为西方的现代发展是古希腊的理性哲学、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希伯来的宗教精神线性地推向现代的结果，其实是严重误解。从古希腊理性精神到现代精确科学、精密技术，是经历了12—18世纪数百年的革命性变迁才实现的，而从古罗马的法治方式演变为现代的宪政法治精神，也是经历了12—19世纪的伟大革命才实现的。至于希伯来的传统、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传统的现代转变，则是经历了千余年政教分离的艰难过程的结果。西方人的这种历史创新精神，是他们今天能够建构国家创新体系最深厚的动力。

《晶报》：找到市场经济之路是西方近现代最大的成功，毕竟只有市场经济才最适宜生长创新。

任剑涛：经济活动的最有效方式——市场经济，也是西方在数百年变迁中，以理性和启蒙精神为导向，“敢于知道”，不断探求，换言之，不断地接受失败，顽强地进一步探求，才逐渐寻找到的。西方建立具有确定性支持的知识进步及科学，才缓慢地探索出一套将技术创新广泛运用于社会生产的方式，这一过程就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过程。仅仅从托勒密的“地心说”到哥白尼的“日心说”的伟大革命，就可观察到西方“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真精神。托勒密按照教会的教义建构“地心说”，哥白尼借助科学观察，确立符合自然世界状态的“日心说”。但人们在哥白尼的发现之后，并没有对托勒密“地心说”体系错误的理论无穷追究，而是沿着哥白尼的“日心说”进一步探索宇宙空间结构。从这个意义上，失败者托勒密是成功者哥白尼得以成功的催生巨人，所以牛顿也说自己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发现了真理而已。

《晶报》：您说西方人具有开放的文化胸襟，怎么解释？

任剑涛：从公元前500年往前推五千年，今天的西方人，曾经一直是东方文化哺育的对象。从希腊文明开始，一直到18世纪，西方人敞开胸襟与东方文化积极碰撞，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粹，确立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终于在19世纪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大幅领先东方世界。这样一个大历史的变化过程，是西方人直面自己文化上的缺失和失败，不断致力于建构有利于激发国家活力的创新体制的结果。因此，文化间的相互吸收，对文明体系中内部优势的重铸，是西方宽容文化得以兴起的强有力动力。“宽容失败”与社会的宽容文明具有紧密联系。此外，西方的民主结构使得反对创新、不宽容失败的偏执行动受到抑制，质疑阻止创新、苛求创新、不接受失败的既有文化观念与致力于创新、宽容失败的文明精神，可以在民主的体制下，处于良性互动状态，从而进一步激发创新。最后，现代西方建构了在资源配置上有利于创新的体制。市场机制使那些从产品技术、设计、品牌各方面致力于创新的企业，获得高额回报，立于市场的不败之地，从而激励企业不惧失败，致力于建构技术和产品的创新企业机制，推动西方社会产生以冒险和创新为阶层标志的企业家精神，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只属于现代社会的特殊的阶层。在政治上，由于民主政治确立，选举文化发达，掌权者或寻求掌权者必须放下身段，克制自己的优越感，尊重公众选择，满足公众口味变化，从而不断在政治上推陈出新。而受到国家权力高度尊重的自由自主自治的社会公众，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效分离的基础上，有了充分发现发挥自己想象力、创造性的空间，从而使创新文化有了深厚的社会土壤，也使得公民个人创新失败不至于偿付过大的社会代价，为宽容失败累积了宽松的社会心理空间。

《晶报》：有人说，深圳提出“宽容失败”是因为有许多并未失败者没有得到宽容，比如梁湘。〔2〕

任剑涛：在深圳作为创新城市的历史构建中，创新者、失败者、成功者，大多受到了正面激励和鼓舞，这是三十年深圳拔地而起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深圳兴起中，一些睿智的改革者如梁湘等，在政治上锐意改革、敢于创新，在改革布局上具有气势，对深圳发展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受了不少委屈，既未得到公正的待遇，也尚未得到身后公正的评价。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深圳的普遍个案，但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梁湘现象值得引起从市民到领导乃至国家高层领导者对国家创新体制建构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反思。

《晶报》：这种反思，对于深圳以“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作为城市精神，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任剑涛：在“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中，如何区分创新者所承担的政治、个人、社会风险，是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将创新者甘冒的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全然转变成创新者的个人风险。换言之，社会政治领域的创新者，尤其身在高位的领导干部作为创新者，他们进行的创新即使没有失败，但因为他们的创新触及一些身居更高位置领导者信守的政治观念、偏好的制度安排、喜欢的行事作风，很容易使他们居于未曾失败即被牺牲的创新者的悲剧地位。梁湘的处境之所以让改革者心寒，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创新体制，还没有健全到在制度上抑制在上位者对下属的创新进行非制度性阻挠的地步。这意味着，透过梁湘事件，我们要花大力气建构合理免责的理性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国家制度。这种体制，一方面要建立在尊重公民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使公民创新的深厚社会资源得以焕发出来，从而将技术领域中的、国家权力承诺的创新渐次推进到科学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

《晶报》：应该说，深圳的探索或许会为国家创新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起到试点作用，但如何降低失败的风险呢？

任剑涛：深圳“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作为地方立法是探索性的，因而是动态性的。有了这一城市创新体制的合理法律起点，下一步需要在创新实践、行政裁量、施法实践中逐渐加以明确和完善。不可抗力导致的创新失败，人们无力规避，但大多数创新，是可以降低失败风险和对失败的认定风险的。避免失败有三个条件：创新者的周全考虑、细致运作，社会的广泛支持理解，以及支持创新的决策体制的健全、程序的合法。仅从科学决策来看，要使创新不至于处于失败的尴尬，需要几个保障。一是决策是民主的，表现在一个创新行动，并不是来自于两个人的认可——领导支持，创新者尝试，达成一致，而是涉及这一举措的行动者、相关者、决策者、决策层乃至社会公众民主合理科学的评价。决策不只是领导的事情，而是所有市民的事情。二是一项创新举措是否有倾斜性资源配套，获得强有力的物质支持，要有程序化、技术性评价机制保障，保证审核限制机制与之匹配。要对一个举措进行项目论证，要强调支持和反对意见的综合平衡。在决定进行匹配时，要循序渐进，初、中、预期效果要有跟进性评价机制。要有勇气大胆投入，也要有勇气及时中止。要依据程序理性判断，决定支持还是取消支持。三是支持创新要强调决策及修正机制。为了保障合理性，要集体决策、制度决策和组织决策，同时要建立修正机制。因为修正相对于做出决策的难度要大得多，目前中国的决策修正机制处于匮乏状态，深圳可率先进行探索。在建立权威的民主评价机制时，要放开眼界，具有全球意识，特别要强调的是信守党政机构在评价中的中立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出现社会无法容忍的失败代价。否则，创新的成本让人无法承受，不利于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这对深圳来说，也是一个重大考验。

《晶报》：社会心理也是“宽容失败”的软环境，这个建设或许更加任重道远。

任剑涛：“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要在社会心理的矫正上花费更大心力：对失败的创新要有宽容，对没有失败乃至成功的创新要有理解；对失败的创新者要有支持维护，对成功的创新者要有爱戴拥护。要真正将那些致力于创新的社会人士作为社会的人格典范，抑制“无过即是功”的懈怠心理的社会弥漫，真正将致力于创新的人士作为社会中坚、国家典范，尤其需要迅速建构社会政治领域的“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

《晶报》：对于改革创新者个人而言，是否也需要克服功利化的心理，比如说只为自己的升迁。

任剑涛：在一座创新城市的构建中，从事改革的创新者必须有心理承受能力、社会担负能力。一个不惧失败的创新者，并不能保证自己所推崇的创新举措总是受到人们心悦诚服的赞美。创新者既然是打破旧局、开创新局的行动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就必须具有正气凛然或真理在握的强大心理。一个计较当下得失、社会评价或官位升迁的创新者，是无法真正开拓创新局面的、有着明显局限性的创新者，这样的创新理解也不足以支持创新者长期的创新举措。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创新，绝不能建构在这种脆弱的创新心理基础之上。

注　释

〔1〕出自《诗经·大雅·文王》。

〔2〕梁湘，海南省第一任省长，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为深圳特区拓荒者之一。

【注释】

[1]本文系2011年1月回答《晶报》记者习风提问的记录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