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公平政策，构建包容文化

东莞提出经济社会双转型，并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明确提上议程。这是东莞谋求新一轮发展的理性的、自觉的选择。面临产业基础薄弱、社会中间组织发育不足、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滞后等难题，东莞的产业调整升级，需要至少两个政策周期。但是东莞要发展，必须要改变社会龟裂的现状，形成公平、多元社会相互宽容的文化氛围；必须唤起全社会的忧患意识，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空间”，发扬创新精神，只有继续改革，才能继续发展。

一、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选择

东莞的经济社会转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转型要求比较强烈；第二就是必须要克服经济社会发展脱钩的潜在危机。

粗放型发展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东莞日报》：东莞的经济与社会互动方面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任剑涛：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讲，东莞从一个县级市发展成为中国“世界工厂”的样本，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要高度肯定的。我觉得现在东莞谈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某些人认为东莞发展模式要更新，就把原来的发展模式否定了，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东莞此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匹配关系，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是历史选择。

《东莞日报》：为什么说是历史选择？

任剑涛：东莞的发展从计划经济起步，在当时贫瘠的经济土壤上，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是要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正好契合跨越式发展的需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只能选择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从1978年到2008年，东莞的经济基本上都是粗放型发展，但这种发展模式有几个局限：第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低素质劳动力从事加工制造业工作；第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第三，在大量使用低素质劳动力的情况下，没有技术带动，因此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尽管如此，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东莞的经济还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取得相当辉煌的成就。这证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东莞的经济模式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撇开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限制，来讲经济的飞跃，这只能是幻想。

经济内部萌生转型需求

《东莞日报》：那么，对今天的东莞来说，经济和社会发展遇到了哪些问题？

任剑涛：由于粗放型经济发展的三个内在局限，现在东莞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生产出来的财富似乎达到了极限。因此，东莞要开始产业的升级换代和经济整体模式的转型。这个时候谈转型，有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在国际经济本身具有强烈周期性表现的情况下，东莞要维持外向型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制造业中心地位，有一定困难。因为，如果国内内源型经济发展不充分，外向型经济承担压力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通俗地说，国际经济体系一感冒，东莞的经济就会生重病。

第二，东莞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太大了。三十年的时间里，粗放型经济的发展动力已经达到极限，其对资源和环境的破坏程度，也达到极限了。在这两个极限的情况下，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转型。

第三，除了深圳，东莞是广东经济整体转型的首发之地。广东劳动力素质整体偏低，东莞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口文化程度不够高，在产业调整升级过程中如何使这批人力资源有较大的产出，这是一个现实难题。

这是在经济发展从内部结构上讲需要转型的三个理由，从外部经济结构上讲，就是经济与社会的互动状态，也需要更好地提升。

经济社会互动发生脱钩

《东莞日报》：怎么理解东莞经济与社会的互动现状？

任剑涛：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本身和社会发展本身脱钩了，这种脱钩使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者的生产保障和社会保障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社会的供需分配和财富分配也成了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当东莞发现自己的产业发展必须升级换代的时候，遇到了劳动力人口素质较低。社会能提供的产业调整升级的动力源不足的问题。东莞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一旦劳动力价格上升，一个很现实的风险就是，外资企业资本出逃、企业转移。所以说，东莞要避免两个危机，一个是产业空心化，另外一个就是资本抽逃情况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

《东莞日报》：您觉得资本抽逃将会带来哪些社会危机？

任剑涛：如果东莞经济发展没了动力，繁荣景象也会荡然无存，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例如美国的匹兹堡，原来钢铁工业是它最重要的工业，但钢铁工业又是夕阳工业。钢铁工业受到影响后，匹兹堡现在在美国的城市体系里的地位大为下降。东莞也有这个风险，东莞是世界工厂生产链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的地位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升级，“中国制造”要变成“中国创造”了，东莞就应该有危机感了。

从外部环境来讲，东莞自身的社会发展还不够完善，比如说东莞的教育发展，相对东莞的经济发展，显得滞后。东莞的市民素质（包括企业主的素质），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分享财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普遍寻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加了企业的运转成本，流失了社会的普遍信任。所以说，东莞的经济社会转型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转型要求比较强烈；第二就是必须要克服经济社会发展脱钩的潜在危机。

二、警惕：经济社会转型不可一蹴而就

不要指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一个瞬间达到的过程，起码没有两个政策周期，也就是十年，产业升级换代是见不到成效的。

《东莞日报》：您如何看待东莞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任剑涛：东莞在当前的形势下提出经济社会双转型，提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是一种理性的自觉，非常值得肯定。但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范围内的东莞的社会经济观念来讲，我觉得目前的转型，需要突破一些客观条件上的制约。

产业基础配套服务薄弱

《东莞日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有哪些制约因素？

任剑涛：我认为，东莞在产业调整升级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匹配。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当我们谈产业升级换代的时候，谈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时候，我们这种要发展、要升级换代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实际是要对我们所处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进行超越——而实际上这个鸿沟很难超越。

一方面，东莞当前的劳动力素质比较低，与高技术含量产业的要求还不相匹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已经提出，对于今天的中国，最现实的经济发展模式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东莞这样的矛盾体现已经鲜明。这种情况下，当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到来的时候，请问，工人的素质够不够？技术密集型的高投入所需要的高效金融服务够不够？这些做得还不够。对于东莞来讲，港澳投资和一些海外投资已经达到极限了。

另外，高层次技术对当前的企业来讲，是严重匮乏的，要迅速弥补相当困难，因为技术的密集需要有一个积累过程。广东的一些大型企业，基本上都是在利用别人的技术和专利。大型企业用于产品自主开发的经费不到2%。在这样的情况下，东莞首先要务实，认识到产业的升级换代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必须自觉而理性地去系统筹划。推动这个转型，需要稳步前进，保持地方产业的长久繁荣，否则社会容易丧失发展信心和发展凝聚力。

分享财富的愿望消解技术投入

《东莞日报》：从社会和政府的角度来看，又有哪些制约因素？

任剑涛：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东莞的社会资本不足。随着经济发展，有两个愿望在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强烈。一个是分享财富的愿望，这是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在东莞已经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民工工资怎么提高，东莞的户籍制度能不能改革，怎么使外来人口中高素质部分实现本地化和低素质部分有效转移，这些都是矛盾。东莞的社会发展，一定要有慎重转型的筹划。

另外一个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政策和公共物品的压力迅速增大，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行政管理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讲，公民对一个全能的政府，有一种狂热的期待。一出了问题，公民们就会去想，政府在做什么？所以，对于今天的东莞来讲，伴随着分享财富的需求，政府要提供一个三元分流的结构空间，这样会使得社会显得更有秩序，能够长时间支持经济的发展。

另外，行政管理体制不适应，社会分享财富的愿望在消解着技术的投入和产业的升级换代。在这样的情况下，东莞目前有个问题：不要指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一个瞬间达到的过程，起码没有两个政策周期，也就是十年，产业升级换代是见不到成效的。

三、前奏：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空间

这个三元分流的结构空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第二，有一个遵循价格机制的市场空间；第三，社会组织自治的空间。

《东莞日报》：您是否可以详细说说，政府该如何提供一个三元分流的结构空间？

任剑涛：这个三元分流的结构空间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物品的供给，必须是合理化的，因此必须要杜绝一个全能的政府；第二，有一个遵循价格机制的市场空间。我们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都是地方政府大力推进的结果，怎么样更好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使市场的火力更足，需要进一步探讨。第三，社会组织自治的空间。居民因自己的职业、兴趣甚至是地缘组织起来，减少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不至于让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问题由政府来个“通兜”——而政府是兜不住的，因为全员福利政策必须要政府占有全部的社会资源才能实现，而这恰恰是非常可怕的向计划经济的倒退。东莞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坚决要杜绝这种思维。

《东莞日报》：能否具体谈下社会组织的建设？

任剑涛：比如说，社会组织更多的是在法律规范下的NGO和NPO，也就是非政府组织和非赢利组织。东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该先尝试实行。但是，这方面东莞的经验是非常不够的。这种情况下，社会和经济之间脱钩的危险还会依然存在，并且这个鸿沟有可能加宽。所以，我认为，对于今天的东莞来讲，经济社会双转型还需要一定的过程准备。东莞从官方到民间，都应该形成一种齐心机制，经济社会发展要匹配，这是肯定的。

四、政府：提供公平政策，消除社会区隔

东莞的空间区隔非常明显，在政策供给上，政府要善于通过政策的公平使整个社会一体化，而不是分裂化。

《东莞日报》：当前东莞经济与社会发展如何才能匹配？

任剑涛：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消除一种状况，另一方面是建立一种状况。各自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阐述。消除一种状况，首先是政府必须改变现有管理模式，其中有几个观念要改变：第一，不能是民工提供财富，其他人安享财富，这种现象在东莞是存在的。政府必须要树立一种观念，就是财富必须是本地人和外来人员共同创造，共同享受。第二，必须促进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的进一步融合，没有本外之分，只要合法居住就可以了。第三，必须改变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脱钩造成的社会龟裂现象。政府高层宏观布局，居民安享财富，移民努力谋生，各自关心的都是自己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十年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富裕的东莞，但是社会的整体融合还不高，区隔为几个空间。

《东莞日报》：具体看来，区隔了哪几个空间？

任剑涛：比如区分为富裕居民空间和贫民空间、本地居民空间和新移民空间，还可以区分为成功者的空间和不成功者的底层空间。所以说，东莞的空间区隔非常明显。要打破这些现象，必须通过东莞进一步发展来弥补社会的龟裂。

《东莞日报》：您刚才谈到了建立一种状况，又该怎么理解？

任剑涛：建立一种状况也要从三个方面来说。

先说政府方面。第一，政府要提供更加公平的政策供给。比如说相对公平的户籍制度改革。在美国，希拉里并不是纽约人，但是她在纽约买了一套房子，很快就能成为纽约州的参议员，这在我们这里是匪夷所思的。所以我说，在政策供给上，政府要善于通过政策的公平使整个社会一体化，而不是分裂化。

其次就是社会保障制度。东莞能不能与某一部分外来人员的户口所在地政府商议，根据外来人口当地政府所出的保障费用，东莞补足差价，使外来人员能够就地保障，从而增加他们的归属感。

最后，就是制定一个政策，比如设置一些条件：工作多少年，有什么样的固定工作，纳税达到多少等。不管这些条件多么苛刻，东莞应该先制定一个使外来人口就地化、培养归属感的政策供给。

第二个方面，政府应当适当让利，充分让利能够营造政府和民间的社会信任。政府要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让利，让所有公民平等地享受发展的成就。就广东来看，七年来，广东工资的平均升幅在全国是倒数的，这不是好现象。

五、社会：打通底层社会向上流动渠道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生存逻辑，生存和发展之间必须能相互对话，按社会学逻辑讲，就是要保证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通畅。

《东莞日报》：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说，应该如何着手转型呢？

任剑涛：从社会建设上来说，应当有一种公平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氛围建设。第一，从价值观念上来说，应当有一个一体化的社会成员的认同方式。只要在东莞劳动就是东莞人。一般来讲，排外不是一个族群关系的问题，而是制度设置的问题。对整个社会来讲，今天的发展应当有一种对族群关系的政治反思，那就是虽然族群的新老成员之间永远需要弥合分歧。我们是社会成员，我们虽然有心理的排斥感，但我们不能上升到公共政治生活隔离的高度。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生存逻辑，生存和发展之间必须能相互对话，按社会学逻辑讲，就是要保证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通畅。

因此，东莞要建设向上流动的社会新型体系。比如说，要允许不同人群根据自己工作的机构成立自我保护组织、权益保护组织，而政府必须具备平衡处理原有居民的强势诉求和新移民的弱势诉求的能力。

《东莞日报》：如何平衡这种诉求？

任剑涛：这就是我要提的第二点。我们要在媒体上公开提倡新型价值观念。谈到这里，我有两个反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反对提“农民工”，这是我个人主张的，我认为这个概念是错误的。因为对于社会发展来讲，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一旦进城打工，他就是工人。第二，坚决反对“外来工”的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的公民，只要是合法移居的，当地政府和社会成员必须要认同他就是当地社会的一员。

《东莞日报》：您说这种概念，东莞也有，比如说东莞现在提的“新莞人”。

任剑涛：对，这个概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觉得有一种提法是比较奇怪的，那就是“外来农民工人大代表”。我觉得东莞就可以首先打破这种提法。

六、市场：尊重劳动力引进的市场机制

我们对市场价值的机制要尊重，不要人为地设定和排斥。这样的需求和购买之间，应当启动市场调节的杠杆。

《东莞日报》：刚才您说到社会体制方面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落实到目前东莞产业调整升级的过程中，我们在遵循市场逻辑的规则下，该做哪些方面的努力？

任剑涛：对于一种蓬勃发展的经济状态来讲，劳动力的需求永远是全球性的。尤其是像东莞这种经济体制。从中国制造转移到中国创造，劳动力需求是全球性的。因此，要有一种对劳动力引进的市场规则。高知识劳动力必须要高度尊重、高工资、高收益、高地位。东莞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的话，东莞的产业调整升级就不能实现，东莞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不能维持。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哪怕是普通工人，也是东莞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劳动力。美国的西雅图，微软总部在那里，波音总部曾经在那里，这些都是高技术的公司，但是，就算是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也必须有低端劳动力的匹配。

不要因为产业转移，就忽视了低端劳动力。劳动力如果有稳定的生活来源，说明市场对他们是有需要的，否则的话，就是我们去留也留不住。所以，我们对市场价值的机制要尊重，不要有人为地设定和排斥。这样的需求和购买之间，应当启动市场调节的杠杆。

《东莞日报》：那么，市场怎么调节？

任剑涛：人力资源的配置方面，市场是有功能的，市场能够吸纳进来，也能排斥出去。比如说东莞，五年前的时候，一个高级技工的工资就能达到年薪10万，这是非常强烈的价格信号。就是说，东莞现在需要技术含量较高的劳动力了。

七、价值观：创新是最需要的精神

和谐是指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越是多元的社会，越是活跃的社会。东莞就是要提供一个大熔炉的功能，大家在东莞都能感受到生活在火热的发展氛围里。

价值观冲突影响产业调整升级

《东莞日报》：一个城市的共同价值观对经济转型、产业调整升级都有什么样的作用？

任剑涛：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从不同视角观察。因为前几年提核心价值观和城市精神以后，中国又陷入了一种核心价值狂热，每个城市都提倡自己的城市精神和核心价值观。我并不认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精神，除非这个城市具有非常强的典范性。比如深圳，不用提什么城市精神，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它的城市精神。但是核心价值全国是统一的，核心价值是个国家的概念，不是地区的概念。自由、繁荣、发展、上进等等，这不是某个城市的城市精神，全球都在这样提。怎么样把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和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转换成东莞现在发展的共同认可的基本准则，这才是考验东莞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难度，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念的话，积极推动东莞产业调整升级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会非常困难。

东莞尚需“洗脑”＋洗牌

《东莞日报》：那您认为东莞需要何种价值观才能有效助推产业调整升级？

任剑涛：刚才我们讲到，外来务工人员有自身的价值观念，我就到你这地方来打打工，赚赚钱，然后回老家继续搞个小商店，或者继续去种地；其他人则在想，财富分给我是理所当然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东莞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价值观。东莞现在，尤其是地方政府意识到了，要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重要的。但是这种价值观要注意，不是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因为，社会底层、中层和高层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首先要注意，一个城市的精神反映的既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更是一个能把城市全员都能凝聚起来的价值观念。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底线价值观。比如说，对东莞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底线就是，你的宽容和理解够不够，群体和谐够不够，共同奋斗够不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主张从低端出发，来归纳城市精神，不要太理想主义，要有一个集腋成裘的理念。

其次，东莞确实需要有能够统纳城市所有成员的一个价值理念。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价值理念不仅是个口号，其实最关键的是，统一价值观来自我们的社会、市场和政府三方能够共同去凸显的这个价值观。比如，我们要强调“海纳百川”，这个口号本身非常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政策是否体现了公平、包容的理念，有没有足够的政策去吸引、留住所有人？

再次，东莞需要吸纳更多的智慧来重新“洗脑”。“洗脑”就是说东莞的观念要变。说老实话，东莞这个地级市一下子成为世界关注的地方时，东莞尚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还有，东莞的社会要洗牌，现有的财富分配格局要逐步打破。

形成多元社会宽容氛围

《东莞日报》：如何让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统一，或者相互兼容？

任剑涛：要通过“洗脑”和洗牌，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改进，使东莞真正成为一个“两个链条”能滚动性运作的地区。第一，社会上决定公共政策的领导阶层，能不能达成共识。因为东莞的社会毕竟是个多元的社会，宽容是最重要的，相互理解是最重要的。其二，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的发展要形成一种新型的态势，是要东莞达成共识的同时，让所有的改革人才、创新人才都愿意进入东莞，使东莞的城市精神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说白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四个字的调整，就是东莞当前最需要的精神。

《东莞日报》：东莞在社会团结和社会互助方面，怎么才能形成良好氛围？

任剑涛：就是形成多元社会宽容。互不排斥，互不敌视，这本身就是一种宽容和多元的社会状态了。在美国，华裔和华裔住在一起，日裔和日裔住在一起，韩裔和韩裔住在一起，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相互尊重。我们说和谐，和谐不是相敬如宾。和谐是指相互宽容，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这就是和谐了。如果没有利益差异，没有矛盾，那这社会还能成为社会吗？越是多元的社会，越是活跃的社会，越是需要进行矛盾调节的社会。东莞就是要提供一个大熔炉的功能。大家在东莞都能感受到生活在火热的发展氛围里，这样，人们对东莞就有认同感了，城市精神就凸显出来了。

八、总结：唤起危机意识，改革无法回避

东莞现在下不能比深圳，再下更不能比香港，往上又不能比广州，请问，东莞的城市定位是什么？我觉得东莞应该让全市的居民都来考虑，有序开展大讨论。

达成社会共识　改革分配机制

《东莞日报》：您刚才说了一些抽象的问题，我想问个具体问题，在东莞目前的社会问题中，哪个具体问题对经济效率影响最大？

任剑涛：对于今天来讲，我觉得分享财富这个社会问题对东莞的经济效率影响是最大的。相对而言，东莞的财富分享的不平等问题较为突出。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就是东莞的物业经济。分享财富和创造财富之间怎么摆平？这是东莞的政府和社会以及市场都在共同观察和考虑的问题。

《东莞日报》：对于改变这一种分配方式阻力显然是很大的，那我们该如何克服？

任剑涛：第一个就是积极向上，改变东莞的价值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说，东莞现在已经在享受现成劳动密集型产业成就带来的成果，我们干吗还要去改革呢？因为一改革，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就跑了，就没有成就可享受了。所以，安于现状可能是东莞社会层面上最大的问题。

《东莞日报》：那如何才能达成这种改变现状的社会共识？

任剑涛：我觉得可以通过传媒引导。引用一个20世纪80年代比较通俗的说法，任何一个人，务实的时候，要埋头向钱看，另外，要得到这个金钱，对不起，你必须抬头向前看。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东莞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使得东莞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证明东莞务实能力很强，但务虚能力仍有待提升。现在来看，东莞对自己城市的迅猛发展，自身的准备不足，对自己的城市发展的前景是比较模糊的，对于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里的定位还是有些含糊。对今天东莞而言，建立抬头向前看的新理念很重要，东莞需要在务实之外，建立一个务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媒体应起到很大的作用，电视、报纸、杂志以及宣传部门应当有意识地去营造一个氛围，全体东莞居民养成愿意去关注城市发展宏大问题的习惯。所以，官方引导与社会秩序之间，还需要一个碰撞的过程。

除了改革　别无他路

《东莞日报》：那是不是说，要通过一些方式，再次唤起东莞的改革意识？

任剑涛：从城市发展的历程来看，东莞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东莞的行政体制仍然比较传统。东莞的改革进程仍然缺少更多的大冒险家。当年是一批冒险家进入深圳，包括中华轿车的全塑轿车发明者也冒险进入深圳，虽然后来很悲剧（这个人没有在深圳进行生产，中华轿车创造者去了美国），但这仍然是中国现代工艺上的一个重大发明。当时深圳就是对他有吸引力，他哪里也不去，就是要到深圳。现在东莞能不能有这样的吸引力？因此，经济和社会转型对东莞来说刻不容缓，这需要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相互匹配。原来的经济发展，说到底，群众是被推着走的。现在是群众和政府共同推进的。东莞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群众基础仍然是不雄厚的——继续发动吧！

《东莞日报》：看来创新改革是东莞转型升级不可回避的路径了。

任剑涛：那当然，因为我们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付出的代价已经很大了。东莞不能再这样付出代价了。东莞的发展已经进入了十字路口的张望期，应该坚定向前看。过去路径形成了一种情况，一旦有加工型的企业进入，打工者就能拿到工资，企业管理部门就能见到利润，导致东莞经济社会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一种功利性的特征。

东莞要做的是，把改革推向深入。所有市民要有一个认同感，我们要共谋发展，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东莞首先要在全市营造出一种危机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意识必须建立起来。东莞现在下不能比深圳，再下更不能比香港，往上又不能比广州，请问，东莞的城市定位是什么？我觉得东莞应该让全市的居民都来考虑，有序开展大讨论，不妨命名为“东莞发展关系你我他”这样的讨论。东莞政府能不能吸纳东莞市民的金点子？这种讨论的空间和余地在东莞是非常大的，这样才能有继续发展的动力。这一点，我也警告过深圳，如果逐渐丧失改革城市的气魄，就会退化成内地城市。东莞只有继续改革，才能继续发展。

【注释】

[1]本文系2008年4月回答《东莞日报》记者王永刚提问的记录整理稿，刊于《东莞日报》2008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