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程与农村社区公共艺术

社会变化带来的公共艺术在农村建设的问题，首先是人口与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进城务工等造成人口的迁移，农村年轻人进城市工作，出现老年人和妇女、儿童留守在农村的状况。在德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最大挑战是阻止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的人口流失，为那里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1]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涉及各个方面，老龄化与空心村使农村的建设存在很多问题，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变，人口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口从传统产业转向新产业。在中国某个调查区域中，56%的已婚男子或父亲是外出打工人员，他们一年中只有在春节才能和家人团聚，妇女负担所有的家务，而这些每年只不过带来700~900欧元的收入。在这种环境和收入条件下，根本无法谈起生活和工作质量，这样的家庭生活肯定是不如意的。^[2]在新的产业中人们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对技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相互交往产生新的价值观念，由此带来新的生活态度。人口流动带来社会结构变化，所以公共艺术应该有新的观念，扩大有吸引力的休闲设施，构建一个和谐的乡村，这就是要改善农村社区的视觉文化的原因，这增加了农村生活空间的吸引力，为居民就业或商业、企业、旅游业提供发展的空间。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环境中，人们正在努力体验扎根的感觉，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当前农村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

另外，农村建设和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公共艺术的建设也是以引导为主，“自上而下”往往是办公室规划、实施，以政府和机构为主导。正如袁祥生所说：“1988年为这个项目，济南跑了51趟，通过跑，朋友多了；通过跑，领导重视了；通过跑，困难解决了；通过跑，路子有了，视野宽了；通过跑，什么都有了，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是跑不起的。”^[3]农村社区的群众对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充满期待，掌握权力的相关部门动用社会资金建造公共艺术，占用公共集体拥有的公共场所，在名义上也代表了公众的利益，但没有公众事实上的监管与参与，难免成为权力机关的“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4]农村居民对于华而不实的公共艺术极为反感，损害群众建设的热情，建设中跑不起的问题，是资金的问题，各级村要争取资金，然而在争取资金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不合常规的做法。其实真正落实到农村建设中的费用很少，政府部门大多把钱用在城市建设上面，真正要建设农村还是要靠村民。“城乡等值化”实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土地整理与村庄革新的重要作用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对其了解不够全面；方式与手段应该进一步深化；农民的公众参与不够全面；政府实施的监督管理没有完全到位；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有待加强；目前存在单一化、片面的问题。^[5]南张楼村“援助加自助”的做法值得借鉴，农村发展需要一个有远见的整体规划，关键在于有没有制定可行性方案，有没有倾听专家或村民的心声。^[6]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急功近利思想比较突出，如中德合作项目在四川的试点，原来计划的时间为1年，要初步形成规模要10年的时间，然而四川当地政府部门要求在1年内全镇要基本初具规模，这在袁普华先生看来，既可笑又感到无奈。在德国，一个项目的实施需要经历一个深入调查与论证的过程，不是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长远的眼光与扎实的路线也是面临的问题之一。

国家政策对农村建设也产生影响，如在文化建设方面，新时期“村村通”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深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在公共服务方面，完善以人为本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农村的重要内容，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关系到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具有重大意义。^[7]针对出现的问题，唐仁健指出：从实践和群众的反映来看，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有“急”的倾向；二是有“偏”的倾向；三是有“冒”的倾向；四是有“同”的倾向。^[8]主要是对建设农村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在工作推进上操之过急，缺乏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对建设农村目标的全面性、完整性认识不够，把农村建设片面理解为新村建设，在工作中偏重于新村规划和村庄整治，对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深化改革的任务重视不够，并脱离当地实际，超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盲目攀比发达地区，把农村建设的目标定得过高，而且不突出特色，不区分轻重缓急，一张图纸，一种模式，一个步调。在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工作方面应充分尊重农民选择，以农民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工作开展情况的主要标准。^[9]同时也不能以民主做形式主义的游戏，这样往往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某些所谓的民主活动声势浩大，却没有体现真正的民意，这类游戏搞多了之后，民众便失去了热情。^[10]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是到2020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加强农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发展农村体育事业，开展农民健身活动。^[11]农村社区中的问题可归纳为社区公共管理混乱和公共物品供应不足。具体是广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村容村貌缺乏规划和整治；公共秩序的维持没有被纳入法制轨道；农民之间联系的纽带仍然有传统社会的特点，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地缘关系代替现代法制关系，文化教育事业落后，公共娱乐局限于旧的形式；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没有明确的职能，公共机构的产生机制没有真正的法制民主基础；对农村问题缺乏综合认识——这是发展的前提和合理建设的基础。

村庄革新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于村庄的内部社会关系协调，具体涉及改造和启用闲置不用的建筑物，与此同时要修复公共活动中心，使之具有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长期成长壮大地方面貌，同时保留村庄个性的重要部分。^[12]关于中国当代社会进程中“城乡等值化”是否适合在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院胡必亮在《多样化的中国村庄发展之路》中认为：将50年前在德国取得成功并普遍推广的模式在中国推广要结合实际情况，当今中国受到政治、政策的影响较大，实验目的是让农民在农村享受“同等的生活”，现实是没有企业的发展就没有现在的南张楼，“实验”的提法应采用“村庄综合发展”的概念。纵观中国农村存在的诸多问题，最大、最难解决的是农民的思维问题，农民传统思维是制约农民思想解放的最大障碍，而思想上不解放是制约农民生产力和创造性的根本阻力，转变思想成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关键，观念的转变和社会责任的醒悟是中国公共艺术事业得以长足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这也是本研究的中心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