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

包立民

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着手收集与研究张大千的逸闻与艺术生涯，并分批将研究成果在海内外的报刊上发表，历八年之久，编辑成《张大千艺术圈》一书，由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段章节，即张大千的去国怀乡之事，一直想写，却又迟迟未写。未写的原因主要是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张大千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态度，涉及如何看待张大千的爱国与否。由于这是一个比较复杂微妙而又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采取了暂时回避、再加思索的态度。

1996年从友人寄来的一篇署名黄壤的文章《张大千欺骗了大千世界》中，读到一段抗战胜利后，张大千与张群对国共两党前途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二张大谈军政要事，张群还以“狡兔三窟”之计，精心安排了自己与张大千在国民党撤退后迁居巴西的退路（见《中华收藏》1995年第23期及《收藏》1996年第10期）。这篇奇文采用“假语村言”的笔法写出了“二张在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心态，也赤裸裸地触及张大千在去国前的反共态度”。据作者黄壤披露：“此文虽用‘假语村言’敷衍，然而却没有将真事隐去，但告诉我内幕的老先生（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国外，皆是著名人士，其中有一位最近已去世）的姓名，由于其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不得不隐去。”

《张大千欺骗了大千世界》一文发表后，激怒了张氏子女和大风堂学生，他们指责黄壤伪造历史，诬陷张大千，有的还请了律师，准备状告黄壤，对簿公堂。黄壤是谁？黄壤者，黄郎也。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将真名隐去的一个假名。真名、假名无关紧要；笔墨文章涉及是非曲直，但要对簿公堂，也大可不必。艺术圈内外，惯于造谣欺世之伎俩，可谓屡见不鲜，但也不能见怪不怪，置若罔闻。何况，究竟是谁“欺骗了大千世界”，乃是一个不可不辨的大问题。黄壤文中的奇谈怪论，倒是又一次引起我的思考：张大千为什么离乡去国？为什么迟迟不归大陆，而要到台湾？张大千是不是一个有爱国之心的画家？思之再三，促成了我这篇文章。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的这篇文章是因黄壤的“二张”奇谈催化而成的，而这段奇谈确实又是鲜为人知、闻所未闻的“秘闻”，所以有必要抄录于下，供读者“同赏”。

张群问张大千：“您看这次国内战争，国民党与共产党谁胜谁败？”

张大千说：“还用问吗？共产党不过是几个土匪，何堪一击呢？”

张群叹了一口气：“您毕竟是一个画家，军政大事，您不了解啊。国民党内部很多人也断言，一年内消灭共产党，半年内消灭共产党，有人更叫喊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其实谈何容易啊！这场战争十有八九是国民党败。”

大千听后吃了一惊，反问张群：“何出此言？”张群因深知内情，于是便向张大千做了详尽的分析。

张群说得老泪纵横，不停地叹气，张大千听后，觉得颇有道理。

张群叹道：“您是画家，不论哪个党当政，您靠自己的画吃饭，我张群就不行了。国民党当政，我吃得很好，国民党败了，我张群就无安身之地。唉……”

张大千一拍胸脯说：“这个您放心，有我张大千饭吃，就有您的饭吃。”

张群摇摇头。他深知这个行政院长，拖家带眷，一掷千金，靠画家卖画养他，就太寒碜了。他又深知张大千是讲义气、重朋友之托的可靠人，因而，他要张大千配合他安排后退之路。

张群告诉大千：“如果国民党胜了，一切都不成问题；如果国民党败了，那我们就要先找一个安身之处。大千，我今天找您，就要您帮我办这个事。”大千一听，又是一愣。张群又告诉大千：“狡兔三窟。可我现在忙于政务，没有时间去经营，我在巴西有朋友，我们可以在那里买地或经商，但巴西政府对在巴西投资太多的人，要查清其财产来源，财产来源不清的，或者不准经营，或者没收其经营财产。即使巴西政府不问，这批钱也要有来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

不久，张大千果然依嘱举办了一个大型画展。张群也果然带领他的部下光临，其中多数是川籍的军政人员。他们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番张大千的画，接着便纷纷贴红纸条购买，而且为了抢购，竟出高价……于是舆论哗然，消息不胫而走。

……本来一个普通画家，一日之间，变成了与齐白石齐名的大画家，其名气传播之远之广，自然超过了齐白石……

以上所引的“二张”谈话，谈在何时何地？黄壤没有交代。传自何人之口？黄壤说，故隐其名。但是细细分辨谈话内容乃至用语口气，就会发现，这段话编得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破绽百出。兹质疑如下：

其一，从当时“二张”的地位身份和交情关系上，不可能大谈国共两党谁胜谁负的重大问题。关于“二张”之交，拙著《张大千艺术圈》中，曾有专章论及。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张大千就已结识了张群，当时张群的身份是上海市市长，而张大千只是客居上海的一介画家。当时他俩的交往是“二人同嗜石涛、八大书画，每有所得，辄相夸示”。30年代张群藏有石涛通景屏风，60年代张大千还为其影印出版写序。据北京画家、大风堂早期弟子刘力上回忆，当时他刚拜师，住在大千先生家里学画，他还遵师命到张群家里送过书画（很可能是他俩“每有所得，辄相夸示”的石涛、八大书画）。又据刘力上告知，40年代“二张”在成都交往很少，他也偶有所闻，主要是艺术上的交往。大千先生从不谈政治，从当时的身份地位和交情关系上，他绝不可能与张群大谈军政要事。为了证明刘力上的判断，可以引用张大千逝世后，张群在回忆大千居士时说的一段话来证明：“大千与我最初相识于上海，抗战时期又在四川，当时我的先后职位是上海市市长和四川省主席，大千不太喜欢接近官员，我们相处熟而不亲。那一时期，我所得的大千书画，都是购买的。”（见黄肇珩《画德、画才、千古一大千》，转引自林建同编著的《大千璀璨录》）试想，一介不问政治的书画家怎可能与“熟而不亲”的四川省主席大谈国共两党的命运前途呢？

其二，黄文中谈及张群找张大千商量“狡兔三窟”，安排巴西退路之事，这更是子虚乌有。按黄文所言，张大千迁居巴西，早在40年代中期，就由张群安排好了。事情是不是这样呢？

众所周知，张大千从香港迁居南美洲，时间是1952年8月。但是第一站是阿根廷，而不是巴西。在阿根廷侨居一年后，他才迁往巴西。如果数年前张群早有安排的话，何以又要多此一举呢？至于张大千何以又要从阿根廷迁居巴西，据张大千自述：“我在阿根廷侨居期间，曾赴美国旅行，来回都要经过巴西，会见侨居在巴西圣保罗的朋友，知道他们在那儿办农场养鸡，都颇能安居乐业，巴西的人情味远比阿根廷好，在巴西的朋友都劝我搬到巴西来，因为巴西欢迎移民，居住权的问题也好解决。”（见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又据张大千的香港老友朱省斋在《记大风堂主人》中说，是“因受人骗，损失不少，遂又迁到巴西”。不管是为了居住权，还是因为在阿根廷受人骗，总之他是由阿根廷迁居巴西的，而不是张群早有安排的。

其三，黄文说，张群为了安排退路，让张大千在成都举办画展，他在幕后指挥川籍部下抬价抢购张氏展品，变相筹款。这件事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实际上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据李永翘在《张大千年谱》（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中记载：1945—1949年，张大千在成都先后举办过两次画展，第一次是在1945年10月，第二次是在1947年10月。两次画展中，第一次确有轰动效应，全部展品在数日内也的确被定购一空，张群也参加了这次展览活动，并且为其中一幅展品——临安西榆林窟的《水月观音像》——平定风波。“达官显贵，古董商人，字画收藏家们争出巨金购买，相持不下，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排解无效，只好请示省政府主席张群定夺。最后由张群决定，该画由新都县买下，放置在宝光寺内，这场争画风波才告平息。”（见《张大千年谱》，转引自修文《张大千的水月观音像》）如果黄壤所说的张群授意张大千筹款举办画展，就是这次画展的话，那么可以推定他所说的“二张”谈话时间是在1945年10月或更早。

倘若推定时间不错的话，那么可以断定张大千不可能将这批画展款储存起来。何以见得？首先，存钱不符合张大千的个性习惯，他从来都是一手钱尚未进来，另一手钱就已出去了。也就是说他往往先借后还，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超前消费。其次，当时他正急需用钱，有钱也存不住。因为1946年初（也就是两个月后），他就携款从成都飞到北平，以数百两黄金的巨资，买下了董源的《江堤晚景图》等历代名画，为了买下这批名画，他不仅花完了从成都带去的所有资金，还向朋友借贷（据他的学生曹大铁说：仅从他处就商调了一千万元，约合一百一十两黄金）。这次成都画展卖了多少钱，不得而知，但怎么也不够他这次北平之行所需。可见黄文所说的，张大千把这次卖画所得存到迁居巴西才动用，纯属编造。

其实，张大千去国前卖画所得最多的画展，不是在成都，而是在上海。不过，去定购展品的都是李祖韩、李秋君兄妹邀请的一批银行家、收藏家，而不是张群手下的“川籍官员”。卖画所得，除了归还旧账，又去北平以五十根金条的巨资，买下了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董源的《潇湘图》两幅稀世珍品。试问张大千如此这般挥金如土地购买历代名画，哪里还有钱储存下来呢？

从以上三点来看，黄壤在《张大千欺骗了大千世界》一文中记述的张群与张大千的一场谈话实在可疑。这场谈话黄壤从何人口中采集到的，有没有录音与笔录的旁证，不得而知，或许只不过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笔者以为，不管是属于哪一种，“二张”的这场谈话，怕是纯属虚构而成的。

本文的主题是写张大千的去国和怀乡，因此黄壤文中涉及张大千人品、艺品等的另一些问题，不再一一辩答，以免喧宾夺主。

张大千曾一度收藏的《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张大千最后一次携妻徐雯波离开成都，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北的时间是1949年12月上旬，即成都解放前夕。自此一别，直到1983年4月1日病逝台北，他再也没有回过大陆。离开大陆后，他先后旅居过台北、香港、印度、日本、巴黎、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最后定居于台北。足迹遍布欧美、东南亚，因此，他的去国之日大致可以从他最后一次离乡之时算起（据李永翘在《张大千年谱》中考证，他从成都搭飞机赴台湾之日是1949年12月6日）。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上。刘力上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所以既不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不亲近。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但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作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此事刘力上亲耳听大千先生说过，张还反问力上知不知道润之先生是谁，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我问刘力上，既然张大千对国共两党既无恩仇，也无亲疏，为什么又要离乡去台？刘力上回道，说大千先生一点儿也不怕共产党，不信“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也不符合实际。他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有所耳闻，并存戒备之心的，这是一。二来，他考虑到，共产党新政府搞供给制，以后卖画给谁呢？如果不能卖画的话，今后他一大家子的日子怎么办？谈到这里，刘力上插了一段徐悲鸿托人捎信，邀请大千先生北上，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的故事，大千先生亲口对他谈起此事，他听后高兴地说：“好啊，老师，咱们一起去吧！”大千先生踌躇片刻说：“你老师一走，师母、师弟、师妹们郎格办？王灵官会放过他们吗？”表面上看，张大千是怕成都的军阀王陵基的捣乱迫害，实际上心里是在盘算三千斤小米够什么用。

张大千自巴西寄给友人的照片

刘力上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分析了张大千离乡赴台的原因，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是从思想根源上来剖析，张大千先生的老友叶浅予看得更为透彻：“1949年蒋介石政权已退居西南一角，作为自由主义的艺术家，又依恋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关系，对中国即将到来的革命，不但不能理解，而且会有反感。原因很简单，他怕在这个即将来临的新社会，没有他的用武之地，说穿了，他怕戴上反革命帽子，也许活不成。他所依附的‘达官贵人’怎么也要把最后的大师从成都带走。”故而张大千要在成都解放前夕，搭乘张群亲自签署批准的军用飞机飞往台北。

1948年4月17日李秋君率友人并大风堂门下在上海送张大千夫妇回成都。
第一排自左三起：李祖韩、顾青瑶、杨浣青、李秋君、徐雯波、张大千、梅兰芳、李祖葵、张乃燕；第二排左起：张彼德、曹逸如、糜耕云、伏文彦、李祖明、顾景梅、李祖桓、谢稚柳、李祖元、陈德馨，右起：胡亚光、陈从周；第三排左起：张嘉德

关于张大千离蓉赴台的经过，已故原台北《时报》记者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有详细记载，此处不赘。这是一部张氏口述体的传记，在记述史料上比较客观，符合原意，但是在政治倾向上，却过于强化渲染了张大千的恐共、仇共的情绪。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曾告诉我，20世纪50年代初，陈毅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答在海外。陈毅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恩来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回国，一次是张大千在国内的家属捐赠了一批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四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两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以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就先后记载了两次：一次是在法国的巴黎，中国商业代表团访问巴黎时，适逢张大千画展在巴黎赛那奇博物馆举行，代表团全体去看画展，并且设宴为张大千画展祝贺；另一次是在瑞士苏黎世，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获悉张大千到瑞士的消息，由参赞出面到张大千下榻的旅社，邀请张氏夫妇出席大使馆为他举行的接风宴席。

张大千的态度是，对于亲友的劝说信件，或婉言谢绝，或不予回复。对于中共官方的宣传工作，能回避则回避，不能回避，就左右周旋。总之一句话，他不愿意回归大陆。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笔者按：实为副团长冀朝鼎）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这段对话，在张大千的口中说得绘声绘色，活像单刀赴宴，活像鸿门宴。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据当时参加宴会的北京画家张仃回忆，行前他们受到了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委托，做海外艺术家回归大陆的工作，包括张大千在内。他是以装帧设计家身份随国际贸易促进会代表团参加法国博览会的，博览会结束后，又接到文化部通知，让他再参加文化代表团，团长侯德榜，副团长冀朝鼎，团员有作家李霁野、何家槐，画家王雪涛和他，音乐家郎毓秀。届时赶上张大千画展在巴黎举办，代表团去看了他的画展。关于与张大千会面，一共有两次，一次是在赵无极家里，由张仃出面邀请了几位旅法艺术家，一位叫常玉，一位是潘玉良，还有一位是张大千。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聚会，彼此介绍一下海内外的情况，实际上是一次摸底会，摸底的结果是常玉想回国，但怕回国后没有合适的工作；潘玉良也想回来，又怕过不惯大陆的生活；张大千根本没有回来的意思。第二次是由副团长冀朝鼎主持，在一家华人餐馆开了一个小型艺术家的宴会，张大千也出席了这次宴会。冀朝鼎介绍了一下新中国的建设情况，当然也欢迎海外的艺术家回国，参加文化建设工作。由于事先已摸清了张大千的态度，所以宴会没有也不会逼张大千摊牌表态。可见这段情节，如果不是记者谢家孝的“妙笔生花”，那就是张大千摆龙门阵时随口编出来的故事。

张大千铜塑像，旅法著名画家雕塑家潘玉良塑于1958年。现陈列于法国国立现代美术馆

这让人联想起书中的另一个在瑞士苏黎世的故事。张大千和夫人刚下火车到旅舍，中国驻瑞士参赞就跟进，掏出名片邀请他们到大使馆去赴宴，而张大千采用金蝉脱壳之计，摆脱了中国大使馆的纠缠。这则故事也靠不住。两个故事不管真假，但意思是一个，张大千不回大陆的态度是坚决的。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大陆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一是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思想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做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若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人民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解决四亿多人民的温饱问题上。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从国家主席到小公务员、小职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张大千自述：20世纪50年代初，他旅居印度大吉岭，曾接到齐白石的一封信（由香港友人转交）。信中“先是说人民政府如何照顾他，希望我也不妨回去看看。一个‘然而’大转弯，齐先生才表示出他的真心。他说他目前的生活很苦，他想寄两张画给我，问我在海外可否代他设法卖出，他希望只要一百美金就够了”。张大千阅信后，“赶紧请香港的朋友代我汇一百美金给他，我也回了信，自然不要齐先生寄画来”（见《张大千的世界》）。齐白石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画家了。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大千《我同我的小猴儿》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一房如此，其他两房也不少。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

最近，笔者从张大千的侄孙（三哥张丽诚的孙子）张之先处读到了一些张大千致张丽诚的家书，这批家书是六七十年代写的，信中所叙的多属家庭生活及手足之情。其中有一封写于1961年5月29日的信颇能说明问题，现摘抄如下。

三哥赐鉴：

老年弟兄天各一方，不得相见，惨痛万分！月初经过香港，曾托一门生兑上美金五十元。度此信到时，此款亦当收到，外寄砂糖二公斤、花生油五公斤、花生米二公斤、红枣一公斤、肉松二公斤、云腿四罐。则云须一月半或两月方可寄到……哥手示，拜读再三，哭泣不已。老年手足但求同聚，不计贫苦。弟之近况尚可慰，弟于万里之外，每年卖画可得美金万余，只是人口稍多，足够家用，无多蓄积而已（保罗夫妇及子女三人共五人，澄澄、满满、牛牛、阿乌、尕女、满女、丑女共七人，弟同弟媳二人，一家共有十四人，果园有柿子一千五百棵，每年可收四五千美金）……

张大千眺望八德园中的寒分亭

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享有天府之国的川中盆地也在劫难逃，因政策失误而造成的“人祸”更是惨重，消息传到迁居巴西的张大千耳中，自然要焦急，因此托香港的学生，寄了一批食品给三哥三嫂，聊解口腹之欲。信中开列了一大篇食品清单，这是不足为奇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封信中，张大千破天荒地也开列了一张他在巴西的家庭收支的清单。清单中的收入是卖画所得万余美金（约合人民币三万元）加上儿子保罗经营的果园收入四五千美金，支出是一大家十四人的生活费用。且不说张大千的卖画所得是否打下埋伏（据悉，张氏精品按当时的行情，一幅至少上千美金），即使按卖画年收入万余美金来计算，当时在国内是绝不可能有此收入的。至于张大千在信中所说“只是人口稍多，足够家用，无多蓄积”云云，则有点“叹苦经”了，叹“大有大的难处”，是怕老家亲友认为他在海外发了洋财，狮子大开口，要钱要物。闲话少说，一篇食品清单，一篇收支清单，两相对照，很能说明他不能回大陆的经济原因。

从政治上看，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土改”“肃反”“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社教”，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张大千虽然不明究竟，但是他有一些亲友和画界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各种伤害，通过香港的新闻媒介和亲友书信的传递，他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产生了反感。更有甚者，有关他的传闻，也通过香港友人之口传到了他的耳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大陆沦陷之初，共产党对外对内一直是大骂张大千的，骂我是资本主义的装饰品，骂我生活腐化，骂我盗窃了敦煌艺术品……”（见《张大千的世界》）说张大千一点儿也不想回来看看，看看故乡的亲人，看看老朋友，有点不近情理，但是他心里的确真害怕，怕扣住他不放，怕扣住他算账。

可以设想一下，倘若张大千50年代果真回国了，他能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吗？即使“反右”这一关“保护”过去了，“文革”这一关是怎么也躲不过去的。这也是张大千迟迟不归的根本原因。

张大千的怀乡感情，最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诗词中。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诗词，很难有精确的统计。因为他即兴题画，应酬诗词很多，随手题写，随手赠送。他的乡友乐恕人教授在编辑出版的《张大千诗文集》中，收录了诗五百八十首、词十七阕半，嗣后我与张大千的学生、常熟诗人曹大铁又在《张大千诗文集编年》中增补了诗一百七十三首、词七阕。数年后，我又在公私藏家处发现十余首诗词，发表在香港《大成》杂志上，若将辑录的诗词加起来，共有近八百首诗词。这是不是总数了呢，不敢说。但有一点儿可以敲定，他一生的诗词怕不会超过千篇。

通读张大千的近八百首诗词，我认为他的诗词写得最好的是旅居印度大吉岭时期，其次是迁居巴西八德园时期的。而在这两段时期写得最好的诗词，一是怀乡，一是怀友。

张大千在印度大吉岭前后住了不到一年。这一年对他来说，是经济上最拮据的时期，原因是他的画尚没有打开销路，住在山里吃老本，“坐吃山空”。但是这段时期又正值盛年，他刚年过半百，无论在精力上，还是视力上都是最佳时期，住在山里又极少应酬，因此这段时期，正是他的绘画诗词创作最勤奋、最工细的时期。从现存的《大吉岭诗稿》手抄影印件中可以看出，他写了改，改了圈，圈了再改，数易其稿，可谓极尽推敲苦吟之能事。诗稿中有一首《题得句图》，可以窥见他苦吟诗句的一斑：“穷年兀兀有霜髭，癖画淫书老更痴。一事自嗤还自笑，断炊未废苦吟诗。”可以断炊不食，但诗却不能不吟。

张大千旅居大吉岭是20世纪50年代初春，这是他离乡去国的第一站。因此心里最惦记的是家乡的妻儿乡亲，因此诗稿中有好些诗是读了家书后作的，有时他就以诗代替家书，寄了回去。“万里山隔衡阳远，望断遥天雁字难。总说平安是家信，信来从未说平安。”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他读了家信后的焦虑心情。据笔者所知，张大千留在成都的家属子女众多，家累较重，写信叹苦经在所难免，读了这些家信，自然要引起“万里山隔”的张大千的不安。

张大千所书《大吉岭诗稿》首页

八德园

张大千的不安，除了来自家人的诉苦，更多的还是对故乡的政治形势变幻莫测的困惑与恐惧。在《梦回枕上作》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家书压枕啼号满”“多难故山怨猿鹤”“浮天又见横流脉，认作承平为一嘘”。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件事是搞“土改”，镇压“反革命”。张大千认识的友人中也有人被镇压，此事传到他耳中，自然要引起他的猜疑了。“浮天又见横流脉”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抒情，抒怀念故乡“不承平”之情。

大吉岭的山川景色虽然很美，但是作为一个身居异域的游子来说，仍免不了产生“山川信美客思家”、“理梦深惭负首丘”的心情。负首丘也就是对故土有负疚感。难怪又会产生“故乡无数佳山水，写与阿谁着意看？”在异国又有谁来“着意”观赏中国的佳山水？

苦恋故乡，苦恋故国，在几十首大吉岭诗稿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当然毋庸讳言，在这些诗稿中，也流露了他对共产党政府进行“土改”“肃反”运动的不理解，乃至不满和怨恨情绪，这对一个远居国外又关心祖国命运的张大千来说，是不能也是无须苛求的。

较之印度大吉岭来说，张大千迁居巴西数年后，由于他的画打进了巴黎博物馆，打进了世界艺术市场，经济收入起了较大的变化，其心情也随之一变。张大千在巴西圣保罗市牟吉镇旁发现了一块风景酷似成都平原的地方，于是耗资八十万美金买下了有两百多亩土地的农场。为了纪念故土，他将“圣保罗”音译为“三巴”，寓意为四川古时的巴、巴东、巴西三郡，又将译音“牟吉”谐音为“摩诘”。他积数年之功，按照中国园林的特点营造了“八德园”。为何叫八德园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因为我那个园子，原是别人种柿子的农场，有一千多株柿子，我是以柿来命名的，我们古称‘柿有七德’，就是说柿有七种好处，后来我又知道柿树的叶子泡水，吃了可以治胃病，再加一德，故称‘八德园’。”

张大千在八德园柿子树下

在八德园中，他开辟了人工湖，园中有笔冢、竹林、梅林、松林、荷塘、映鱼石、下棋石……纯粹是中国格式的一座园林。他天天住在八德园中，喝着中国茶，吃着中国饭菜，按照中国的传统过年过节，与全家人说着四川话。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张大千，是否乐不思蜀，忘了故乡呢？没有。请看他的《怀乡》：

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
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

1976年思乡心切的张大千从美国回到台北定居，自己掏钱购地建屋，名之曰“摩耶精舍”。图为张大千在摩耶精舍园中赏荷

摩诘山城酷似成都平原，但山城四周见不到一个说巴山乡音的巴人，怎不教这个老蜀客不思念巴山蜀水？请看诗跋：“投荒南美八年矣，曰归未归，眷念故山，真如梦寐中事……”这位老蜀客也只有在梦中才能满意地诉说乡关了。

说是满意，也是无奈自嘲的反语，聊堪自慰而已。在《青城老人村》两诗中，更进一层写出了他频频入梦思念故乡的苦楚：“万里故乡频入梦，挂帆何年是归梦。”（其一）“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城不可攀。”（其二）故乡频频入梦，可望而不可即，一梦醒来，只能在诗中“含毫和泪纪乡关”（其二）。

怀乡，思念故国故乡，是客居异国异域的游子爱国情怀的具体表现。何谓爱国？有人说，爱国就是“千百年来筑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张大千浪迹海外三十多年，时时处处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时时处处保持着中国人的尊严和国格，坚持穿中国衣，吃中国菜，说中国话，读中国书，画中国画，无论身居何地，不入外国籍，保留中国国籍，离乡去国越久，思乡念国越烈，最后叶落归根，回到了祖国宝岛台湾。试问，这样一个艺术家，难道还不能称之为具有爱国心的艺术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