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四、彝区新石器时代文化

大约在1万年前，云南开始由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以陶器制作和石器磨制为主要标志，在云南大约历时六七千年。至今已在云南各地发现了400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乎遍及全省各地。

（一）新石器文化类型

根据分布区域和文化特点，云南新石器文化通常划分为滇东北地区、滇池地区、金沙江中游地区、洱海地区、澜沧江中游地区、滇东南地区和滇西北地区等7大文化类型。

滇东北地区主要包括昭通市和曲靖市，已先后在昭通、鲁甸、绥江、镇雄、威信和宣威等地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滇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以昭通闸心场、鲁甸马厂以及宣威尖角洞等遗址为代表。出土的石器有石斧和石锛、有段石锛，以及磨制精致的扁圆形石器；陶器有炊煮器、盛器和食器等，陶器多为泥质或夹细砂灰陶，同时还出现了打磨光亮的黑陶，出现了画纹、点纹、回形圆圈纹和旋纹等装饰性纹饰。

滇池地区主要包括昆明官渡、晋宁石寨山、禄劝营盘山洞穴等20多处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和石器为主，陶器中红陶居多，器物有盘、碗、钵、盆、罐等，有些陶器表面有刻画纹、压印几何纹。石器有斧、锛、刀、铲和磨制石器的砺石等。

金沙江中游地区主要指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分布密集，至今已在这一地区发现了27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重要遗址有元谋县大墩子，永仁县维的、菜园子，姚安县方家屯，大姚县大河，禄丰县十八犁田等。出土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牙器、蚌器以及房基、火塘、窖穴和墓葬等。既有罐、壶、瓮、钵等陶器，也有斧、锛、凿、镞、刀、纺轮、杵、石球等石器，还有锥、凿、针、镞及管、珠镯、环等骨器装饰物。在元谋大墩子遗址中发现了15座完整房基、19座土坑墓、1座石棺墓、17座瓮棺葬、1座圆坑墓，出土了大量炭化谷物，初步鉴定是粳稻。永仁菜园子遗址发现7座房基、39座石棺墓，永仁维的发现了规模空前的60座石棺墓。

洱海地区包括洱海及其周围地区，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宾川白羊村遗址。白羊村遗址发现11座房址、14个火塘、18座窑穴和34座墓葬。出土的遗物有陶器、石器和骨器。陶器多为手制，部分使用慢轮，夹砂褐陶居多，部分为灰陶和红陶，纹饰有画纹、绳纹、印纹等。发现的石器有斧、锛、凿、刀、镞、网附、印模等，其中的石刀呈半月形。此外还发现了少量的镞、凿、锥、针等骨器。

澜沧江中游地区包括澜沧江中游两岸及周边的云县、景东、龙陵、景谷、普洱等地。出土的石器有双肩斧、双肩石锛、靴形器、钺形器、剪镞和网坠等，同时还出土了大量陶片等。

此外，在滇东南地区的麻栗坡小河洞遗址出土了以灰褐陶为主，有部分红陶和石斧、石锛、石刀的新石器文化。在滇西北的维西戈登村遗址和兰坪玉水坪遗址中发现了一些磨制石器、陶器、骨饰品等。

（二）重要原始崖画艺术

新石器时期人类已出现灵魂观念，当时的人类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原始崖画艺术，崖画反映的内容多与原始宗教信仰、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彝族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崖画分布广泛，内容丰富，集中分布在南盘江两岸。

石林崖画集中分布在距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城约15千米的小石林中。画面高约3米，宽约2米，可辨图像30余种，有人、兽、星、月等图像，内容多与原始宗教有关。

老虎山崖画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上价格村的岩壁上。崖画用棕红色矿物配制颜料绘成，上绘有人、羊、鸟、猴、箭、文字等符号，其中有文字14个，与传统彝文相同的有4个。崖画反映了先民的祭祀或猎神场面。

红石岩崖画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高甸村西南石岩上。崖画分左、中、右三部分，左边见葫芦形铜鼓2个，中部见几个人形，右面为箭头。崖画可能表述的是原始先民祭祀岩神内容。

金子洞坡崖画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县金子洞坡。其中有一组图像的中心绘有带光芒的太阳，边上围绕的6个圆圈表示星辰。另一组图像由20多个圆圈连成一个穹隆状圆形，下面绘有6个做舞蹈状的人物。崖画表现了原始先民对日月星辰的崇拜。

狮子山崖画位于云南丘北县彩云洞岩壁上，用赭红颜料绘制而成。现可辨认图像有3个，“人形鸟”状，人类、躯干、四肢用线条表示，两只手臂上各绘两组羽毛纹饰，头部画冠状羽毛，纹饰不对称，上下翻卷，表现“鸟人”在空中回旋翻飞的动态感。

（三）万家坝早期青铜文明

我们通常所说的青铜包含铜、锡、铝、锌等多种元素，主要成分为铜、锡合金。由于这种合金长期被掩埋在地下，氧化后表面生成一层绿锈或青锈，人们通常把它称为青铜。

云南青铜文化大约开始于商代，结束于东汉时期，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为青铜文化鼎盛繁荣时期。万家坝青铜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云南早期青铜文明的代表。

1974年，在滇中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城东南3.5千米处的万家坝，首次发现了大量古墓群。在1975～1976年的几次考古发掘中，一共清理长方形竖穴土坑墓79座，大型墓13座，小型墓66座，出土了随葬品1245件，其中有青铜器1002件。青铜器中有矛、戈、剑、镞、臂甲、盾饰等兵器647件，有铜锄、斧、凿、锥等生产工具150件，有铜鼓、羊角钮编钟、铜铃等乐器31件。出土的铜鼓被命名为万家坝型铜鼓，是迄今已知最早的铜鼓；出土的羊角钮编钟，通过音律测定表明已含有6声或7声音阶因素。另外，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牟定县还出土了一组编钟，共有6枚，是目前云南发现的最大的一组编钟，年代为战国时期。

万家坝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之多，为全国所罕见。万家坝青铜文化属早期青铜文化类型，所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万家坝青铜文化表明，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滇中地区已具有了相当高的青铜文明，反映了当时的楚雄彝族地区已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已迈入奴隶制社会。

（四）世界铜鼓之乡：滇中楚雄

顾名思义，铜鼓是用铜铸造而成。到目前为止，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的万家坝、牟定、禄丰、姚安等地先后出土了10面早期类型铜鼓，其中万家坝古墓群中出土了5面铜鼓。

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发现的铜鼓器身似釜，处于釜、鼓分工不十分明确的阶段。万家坝等地铜鼓制作粗糙，型制古拙，经过测定，年代在春秋早期至战国末期，为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铜鼓。

中外考古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铜鼓最早产生于今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在楚雄地区产生后很快传播到周边地区。往东传播后在滇池地区发展成为纹饰精美的石寨山型铜鼓；往南和东南方向传播，在文山产生了开化鼓、麻栗坡鼓；沿澜沧江、元江顺流而下，继续向东南亚各国传播；往北和东北方向传播后在滇东北曲靖珠街八塔台出土了承先启后的铜鼓；在四川会理、贵州赫章产生了石寨山型铜鼓。楚雄万家坝型铜鼓是中国乃至世界铜鼓产生的源头和中心，楚雄因此被誉为中国乃至世界铜鼓之乡。

（五）璀璨的石寨山和李家山文化

多数学者通常把云南青铜文化划分为滇池区域、洱海区域、滇西北地区、滇南地区等4个文化类型，在今天的昆明、玉溪、楚雄、大理、保山、曲靖、昭通和红河等彝族聚居地区均发现了大量青铜文化遗址。石寨山文化和李家山文化是秦汉时期辉煌的云南青铜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云南青铜文化已处于鼎盛阶段。

石寨山位于晋宁县晋城镇距滇池东岸约1千米的山丘上。1955～1996年先后进行过5次发掘，共清理大墓约21座，出土随葬品器物5000多件，有铜器、铁器、金器、银器、陶器及玉、石、玛瑙器、料珠、海贝等。其中，出土的青铜器所占比例最大，既有锄、镰、斧、钺、锤、叉、弩机、箭、镞等生产工具，也有贮贝器、伞盖、枕、斧、壶、盘、熏炉、勺、烹炉、镜等生活用具；既有铜鼓、编钟、葫芦笙、铃、锣等乐器，也有长方形扣饰、动物人物浮雕扣饰、人形屋形饰件以及杖头饰等装饰物。

石寨山古墓群中震惊中外的发现是在古墓群M6墓内出土的蛇纽篆文“滇王之印”和6枚一组的“滇王编钟”，由此证明，该墓是汉代滇王之墓。学术界通常把以石寨山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称为古滇文化，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晚期。

李家山古墓群最早于1966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发现。1972～1992年，考古工作者对李家山古墓群进行了几次考古发掘，一共清理古墓80多座，出土文物多达3000多件。出土的青铜器有铜鼓、编钟、牛虎铜俎、葫芦笙、铜铃、铜枕、猎鹿猎猪饰牌等。李家山青铜文化的年代经科学测定为战国至汉代，其中，葫芦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笙类乐器。

石寨山、李家山文化与楚雄万家坝文化一脉相承，具有相同或相似的风格特征，石寨山和李家山青铜文化是楚雄万家坝青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石寨山和李家山青铜文化中呈现的服饰文化、编钟文化、铜鼓文化、葫芦笙文化、铜铃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舞蹈文化与彝族文化密切相关，彝族等各民族先民共同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化。

（六）滇东北文彝文印章与朱提堂琅铜洗

两汉时期，滇东北彝族地区进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时代。近年在昭通、巧家、会泽、东川等地相继出土发现的东汉青铜铃、青铜面具、青铜鸡、青铜彝文印章与朱提堂琅铜洗，是这一时期滇东北青铜文明的重要标志。

金文是镌刻在金属器物上的文字，一种称阳文，一种叫阴文。1988年，在昭通怀远街发现了出土于昭阳区冷水滩的“统管堂琅印”，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彝文篆刻铜印。印章呈长方形，铜质，长4厘米，宽3.5厘米，印面厚2.5毫米，重39克，印纽为蹲伏状立体青蛙，印面是阴印阳文，有7个彝文符号，印章造型自然古朴，典雅大方，具有鲜明的彝族文化特色。铜印中的彝文直译成汉语意为“妥鲁（堂琅）山里手辖印”，意为“统管堂琅印”。公元前135年，西汉王朝在今滇东北巧家、会泽、东川等彝族聚居地区设置堂琅县，隶属犍为郡管辖。“统管堂琅印”是西汉时期彝族先民酋长被分封为邑长而管辖这片区域的信物，印证了西汉王朝为加强统治滇东北土著彝族而设置堂琅县的史实。

“以诺印章”是一枚较为珍贵的彝文铜质印章，出土发现于今昭通市昭阳区。印面阴刻阳文，上有6个彝文，汉语直译为“印章交以诺用”，意译为“以诺印章”。印章早年由昭通金石学家张希鲁先生收藏，后归藏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师大）历史系陈列室，“文化大革命”时期印章遗失，现存拓片。现有专家认为，“以诺印章”应为“夜郎印”，是彝文汉写同音异写的结果。

“以诺印章”在昭通的发现，证明西汉时期西南地区最强大的地方民族政权“夜郎国”的统辖范围在今滇东北与贵州接壤地区，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夜郎国是彝族等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

“孟琴子母铜印”于1972年出土于昭通市昭阳区二平寨的“梁堆”中，印章一套三印，呈方形，大、中两印为狻猊（suanni）钮。大印高3厘米，边长2厘米，刻孟琴之印；中印边长1厘米，刻孟琴；小印为龟纽，边长0.8厘米，刻伯称。三印均为篆刻，狻猊（suanni）是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有学者研究认为，该印章的发现证明两晋以来昭通地区的大姓孟氏是三国时期孟获家族的后代，三国时期的孟获为彝族先民。

汉晋时期称昭通为朱提，朱提境内聚居着大量彝族先民叟人，史书称这一时期的彝族为夷、叟等。近年在昭通出土了两枚汉文青铜印章，一枚叫“南夷长史印”，另一枚为“汉叟夷长印”。两枚印章是汉王朝委任当地彝族首领管理这些地方的信物。

铜洗是一种用来盛水的盥洗用具。东汉以来，滇东北彝族地区生产的朱提堂琅铜洗风靡全国，闻名遐迩。

朱提堂琅铜洗形制为圆形、盆状。底部铸有年代、产地、吉祥语、花纹等。常见的吉祥语有“大富贵”“宜王侯”“大吉”“吉羊”“日千万”等，装饰花纹多为双鱼、单鱼、鹭、羊、凤等。在今昭通、鲁甸等地生产的铜洗铸有“朱提造”款，在今东川、会泽、巧家等地生产的铸“堂琅造”款，少数铜洗铸“朱提堂琅造”或“堂琅朱提造”等铭文。说明这一时期，滇东北彝族等地生产的铜洗在中国青铜艺术中占有较高地位。

（七）东汉画像石画像砖

中原地区的画像石与画像砖最早出现在西汉时期的墓葬内，云南发现的画像石与画像砖最早见于东汉时期。陆良、保山、大理、昆明、姚安等地的画像石和画像砖，清晰地反映了当时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习俗。

在鲁甸县马厂和昭阳区洒渔河分别出土了两块形制相同的东汉时期画像砖，人们称之为“牛耕放牧画像砖”。画像砖长25厘米，宽7厘米。两幅图像放在一块砖面上，中间用几何花纹隔开。右边是一位身披披毡（瓦拉）、头饰为“椎髻”（天菩萨）的彝族形象，正挥鞭驱赶着一匹马一样的牲畜，被抽打的牲畜在回头张望，形象生动逼真。左边也是一位身披披毡、头留“天菩萨”的彝族形象，旁边是一头双角朝天的黄牛，牛和人之间用一条细绳连接，绳索的一端由披毡人牵引，另一端系在牛鼻上，牛鼻下有一堆三角形的土堆。栩栩如生的牛耕放牧图，不仅证明早在东汉以前，滇东北昭通一带彝族已经进入发达的农耕经济，而且直观地说明今天大小凉山彝族的服饰和发式在20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就已形成固定传统的穿着打扮方式。

（八）孟孝琚碑：滇中第一石

1901年发现于昭通市白泥井的孟孝琚碑，现保存在昭通市三中。

孟孝琚碑立于96年，孟孝琚为东汉时期今昭通的方土大姓之一。此碑残高1.33米，宽0.96米，碑文存15行，每行残存21字，现存250字。碑文字体介于篆、隶之间，结构方整，笔意圆劲浑朴，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享有较高地位，是现存云南时代最早的碑刻，清末云南状元袁嘉谷称此碑为“滇中第一石”。孟孝琚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以来汉文化在滇东北彝族地区的传播和普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