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经济的繁荣

南宋时期，绍兴的都市经济也非常繁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南宋绍兴的酿酒业、造纸业、丝绸纺织业、雕版印刷业、制盐业等都称盛于世。

当时绍兴出产的名酒有竹叶青、瑞露酒、蓬莱春等，特别是蓬莱春美酒，深受人们的青睐，可以说是当时绍兴酒的杰出代表。张端义《贵耳集》卷上载：

寿皇忽问王丞相淮及执政，近日曾得李彦颖信否？臣等方得李彦颖书，绍兴新造蓬莱春酒甚佳，各厅送三十樽。寿皇曰：“此间思堂春不好，宰执郄不敢受。”嘉定以来有珠玉之贡，闻此可愧矣！

由此可以看出，绍兴出产的蓬莱春，其质量要超过三省激赏库所产的名酒思春堂（一作思堂春，又名碧香思春堂）。另据清人梁章钜《浪迹三谈》所云，此酒即今之绍兴酒。由此可见，今日的绍兴酒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定型了，只是名称不同罢了。

丝绸业也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绍兴“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几占整个浙东路的一半。精美绝伦的越州尼罗寺绫“名著天下”，“近时翻出新制，如万寿藤、七宝火齐珠、双凤绶带，纹皆隐起，而肤理尤莹洁精致”⁽¹⁴⁾。绍兴府诸暨县机户所产的绢，颇为时人所爱，其品种不一，“曰花山，曰同山，曰板桥，甚轻匀，最宜春服，邦人珍之，或贩鬻，颇至杭而止，以故声价亦不远也”；同府嵊县所产的强口布，“商人贩妇往往竞取，以与吴人为市”。⁽¹⁵⁾此外，据《图经》所载，越地贡花纱、自编绫、轻交棱绫、轻容生縠、吴绢、十样绫、大花绫、编文纱花罗。⁽¹⁶⁾

造纸业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的绍兴府诸暨县枫桥镇和会稽县三界镇等地都设有官营的造纸作坊，由此绍兴与徽州、成都一起并列为全国三大造纸业的中心。出产有竹纸和敲冰纸。竹纸最早见于北宋，苏轼说：“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¹⁷⁾然而当时由于技术水平的局限，竹纸的质量还比较差，韧性不强。北宋初年苏易简曾评价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¹⁸⁾至南宋，绍兴一带所产竹纸的质量已经有了大的提升，开始扬名天下，有“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¹⁹⁾的美誉。当时的会稽便盛产竹纸，“民家或以致饶”⁽²⁰⁾。品种也较多，据《嘉泰会稽志》载：“竹纸上品有三：曰姚黄，曰学士，曰邵公。……自王荆公好用小竹纸……士大夫翕然效之。建炎、绍兴以前，书简往来率多用焉。”其时越州竹纸所具的优点远非他纸所能比拟，书画家喜欢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竹纸惟工书者独喜之：滑，一也；发墨色，二也；宜笔锋，三也；卷舒虽久，墨终不渝，四也；性不蠹，五也。”正因为如此，“今独竹纸名天下”⁽²¹⁾。除竹纸外，越州剡溪所产的敲冰纸，也以洁白光滑得到时人的喜爱。吕本中诗：“敲冰落手盈卷轴，顿使几案生清芬。”⁽²²⁾极言此纸的可贵。《宝庆会稽续志》载：“敲冰纸，剡所出也。张伯玉《蓬莱阁诗》：‘敲冰成妙手，织素竞交鸳。’注：越俗呼敲冰纸。《新安志》：‘纸，敲冰为之益佳。’剡之极西，水深洁，山又多藤楮，故亦以敲冰时为佳，盖冬水也。”⁽²³⁾

随着竹纸质量的提高、成本的下降和生产量的扩大，极大地促进了绍兴地区印刷业生产的发展。淳熙九年，朱熹在会稽印刻了吕祖谦所定的《古易》。这一年，洪适也在会稽大刻张九成的经解。乾道二年（1166）十月，他把四篇论战文字编成《杂学辨》，由何镐作跋行世。

绍兴的制盐业也较发达，这里的验卤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当时的“会稽亭户煎盐法”，明确记载了当地使用石莲验卤法：

以海潮沃沙，暴日中，日将夕刮碱，聚而苫之，明日又沃而暴之，如是五六日，乃淋咸取卤，然后试以莲子，每用竹筒一枚，长二寸，取老硬石莲五枚纳卤筒中，一二莲浮或俱不浮，则卤薄不堪用，谓之退卤。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三莲浮，则卤将成，四五莲浮则卤成可用，谓之足莲卤或谓之头卤，然石莲试以卤，取最后升者为足莲，足莲乃可验卤，有无足莲者，必借人已验莲卤。较莲之轻重为之，然后为审（原注：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即正浮在上，卤薄则二物侧浮，与此相类）。⁽²⁴⁾

郭正忠先生评价说：“宋代海滨验卤技术的进步，主要反映在石莲验卤法的普及与改善方面。从北宋初的十枚莲子‘半浮半收盐’标准，到南宋初的十枚莲子取七浮的‘七分卤’，这是淮东验卤规格的重大改进。南宋初浙东越州用五枚‘老硬’‘足莲’，以四、五枚直浮者为‘足卤’，其浓度标准又更高些，至宋元之交浙西采用‘莲管汲卤试’检，几乎已达到古代验卤技术的顶峰。”⁽²⁵⁾这是一个十分公允的评价。

商业更是繁华，是当时著名的商业都会。

城内外商贾云集，店铺遍布，百物汇聚。特别是酒肆林立，正如陆游在诗中所说的那样，“城中酒垆千百家”。

市场众多，其中，仅绍兴城内的市场就有：照水坊市（东南郭外）、古废市（都亭桥南礼逊坊）、清道桥市（城西1里）、大云桥东市（城南2里）、大云桥西市（城北郭外）、龙兴寺前市（城北2里）、驿地市（城北2里）、江桥市（城北5里）、斜桥市（城东北郭外）、南市（第三厢南市坊）、北市（第四厢北市坊）、瓦市（第四厢瓦市坊）等十多处。⁽²⁶⁾城外市场更为繁多，根据《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的记载和陆游相关诗篇的叙述，南宋中期，会稽、山阴两县境内分布着二三十处市镇，其中会稽县境内有：小江市（东北40里），樊江堰市（东22里），东关市（东60里），禹庙东市（东南12里），平水市（东南25里），樵风市（东南25里），沉酿市（东南，里数不详），若耶市（东南25里），西路口市（东南，里数不详里），曹娥镇（东南72里），大云桥东市（南2里），云门市（南30里）；山阴县境内有：梅市（西北15里），柯桥市（西北25里），钱清镇（西北50里），禹会桥市（西北50里），清道桥市（西1里），西跨湖桥市（西6里），虹桥市（西7里），桑湖堰市（西11里），东跨湖桥市（西南郭外），三山东市（西南9里），三山西市（西南9里），三山南市（西南9里），蜻蜓浦市（西南9里），亭山市（西南12里），兰渚市（西南25里），项里市（南15里），金家畯市（南，里数不详）。上述众多的市场，便组成了绍兴地区内部非常紧密的商业网络，加速了城乡商品的流通。《嘉泰会稽志》卷七《宫观寺院·府城》便对其地府城开元寺的灯市盛况作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描述：

开元寺在府东南二里一百七十步节度使董昌故第，后唐长兴元年吴越武肃王建，奏以开元复为大善寺，而以此为开元寺。盖处一州之中，四旁远近适均，重闳广殿，修廊杰阁，大钟重数千斤，声闻浙江之滨。佛大士应真之像，皆雄峙工致，冠绝他刹。岁正月几望为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彛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

绍兴的市场不仅密布，而且分工也是非常的精细，连米、茶叶、鱼类、药材、花卉、菱、笋、柴草、盐、水果、酒、葱、葛、糖之类的日用品都有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如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所在地区盛产茨（俗称鸡头）和杨梅，当这两种土特产品上市时，当地是热闹非凡，由此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水果专业交易市场。诗人陆游曾以“绿阴翳翳连山市，丹实累累照路隅”、“项里杨梅熟，采摘日夜忙；翠篮满山路，不数荔枝筐”⁽²⁷⁾、“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²⁸⁾等诗句，来描述这两个草市果品交易之活跃和市场之繁忙。此外，陆游在其诗词和笔记中还为我们生动地描述了南宋中期绍兴府境内众多村落墟市的活动情况：“村南啼布谷，村北响缫车，隔浦卖鱼市，傍桥沽酒家。”⁽²⁹⁾其《出行湖山间杂赋》中所说的“鱼市樵风口”，是指府城东南25里会稽县境内的樵风市，属于水边鱼虾小集市；《老学庵笔记》卷五中所说的“寺乃在草市通衢中，三面皆民间庐舍”，是指会稽县东部的东关市；《小江》一诗中所说的“数家茅屋小江头”，是指会稽县东北的小江市，属于典型的村落小市；《湖上作》一诗中所说的“兰亭之北是茶市”，是一处以茶叶交易为特色的乡村集市。

此外，绍兴地区草市的夜市活动十分活跃。对此，陆游诗歌中曾有不少具体描述。如《秋夕书事》中所说的“鹊飞山月出，犬吠市船归”，《晚兴》中所说的“村市船归闻犬声，寺楼钟鸣送鸦栖”，《林间书意》中所说的“三三两两市船归，水际柴门尚未开”等，都反映了当地农民赶夜市归来的情况。农民们白天在田间耕作，夜晚赶市出售自己所种的农副产品和采购家中所需的物品。夜市的兴旺，反映出绍兴地区市场交易规模、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进而出现了部分相邻草市在活动时间上彼此错开、使日市和夜市结合起来的现象。如山阴县境内镜湖边的三山市，由三山东市、西市、南市和蜻蜓浦市组成，在活动时间上，东市的夜市十分活跃，西市等则主要是日市。

需要说明的是，绍兴地区的市场活动，主要是通过横贯东西的浙东运河等交通路线与外部市场发生紧密联系的。浙东运河早在北宋时，就已是沟通浙东和浙西的重要孔道。南宋时，经过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整治和疏浚，通航能力进一步提高。其中萧山、上虞段可行200石舟，山阴、余姚段可行500石舟⁽³⁰⁾。官府纲运和民间客货运输极其繁忙，时人陆游在谈到浙东运河商品运输的繁忙景象时说：“富商大贾，捩柂挂席，夹以大舻……重载而往者，无虚日也。”⁽³¹⁾乾道六年（1170），他由家乡山阴县出发，便是途经浙东运河、江南运河和长江，西行赴川蜀任职的，期间，他每日记录所见所闻，撰成《入蜀记》。王十朋也说绍兴，“航瓯舶闽，浮鄞达吴，浪桨风帆，千艘万舻”⁽³²⁾。通过这条运河，都城临安及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绍兴。如临安制作供解暑、保鲜等用的冰块，便运销到邻近的绍兴地区，这在陆游《重午》一诗中有载：

叶底榴花蹙绛缯，街头初卖苑池冰。

世间各自有时节，萧艾着冠称道陵。

并在诗注中曰：“会稽不藏冰，卖者皆自行在来。”⁽³³⁾“泉州葛布好造汗衫”，当时绍兴人制作衣服的葛布便“出自闽贾”。

商业的发达，使当地的商税也是大幅度增长。据《嘉泰会稽志》卷五《课利》所载，嘉泰元年（1201），府城都税务年商税额有62256贯959文，相当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在城税额28916贯92文⁽³⁴⁾的2.2倍。府商税祖额十万五千七百六十七贯七百九十二文，递年额十万五千三百一十二贯十四文，是熙宁十年两浙路商税收入的八分之一⁽³⁵⁾。

绍兴的农副业生产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水稻作为当地的主要粮食，品种大幅度增加。据《嘉泰会稽志》卷一七记载，到南宋中期，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所种植的水稻品种有56种之多，早、中、晚和籼、粳、糯一应俱全。

绍兴盛产名茶，《嘉泰会稽志》载：“日铸岭在会稽县东南五十五里，岭下有僧寺名资寿，其阳坡名油车，朝暮常有日，产茶绝奇，故谓之日铸。”⁽³⁶⁾

水果生产同样如此，会稽的杨梅名闻天下，并成为贡品或运输到都城临安销售。陆游《项里观杨梅》诗便对此作了说明：

山前五月杨梅市，溪上千年项羽祠。

小伞轻舆不辞远，年年来及贡梅时。

山中户户作梅忙，火齐骊珠入帝乡。

细织筠笼相映发，华清虚说荔枝筐。⁽³⁷⁾

原盛产于西北的葡萄，在绍兴已有种植，《嘉泰会稽志》称：“葡萄盛于西北，会稽有浆水、马脑二种、味亦佳。”⁽³⁸⁾楼钥《潇自剡州寄水晶葡萄》有诗赞云：“马乳从他堆满盘，未如清嚼水晶寒。固知一县葡萄熟，不用劳人数问安。”⁽³⁹⁾王十朋《葡萄》诗说得更明确：“珠帐临檐挂，龙须满架抽。也知堪酿酒，不要博凉州。”⁽⁴⁰⁾

南宋时的绍兴又是樱桃的重要产地。绍兴初年，来自中原的陈与义在食用了绍兴所产的樱桃后，专门作了一首名叫《樱桃》的诗，对此种水果极为赞赏，诗云：

四月江南黄鸟肥，樱桃满市灿朝晖。

赤瑛盘里虽殊遇，何似筠笼相发挥。

当时，临安城中出售的樱桃就来自绍兴。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云：“董宋臣，始为小黄门，稍进东头供奉官。极善逢迎。如樱桃宴，即于樱桃未出时，遣人往越州买得百颗，奏曰：‘请赏樱桃！’”⁽⁴¹⁾

当时，绍兴府会稽、诸暨等县乡村养鱼成风，“大家多凿池养鱼为业”，其鱼苗也来自江州，“每初春，江州有贩鱼苗者，买放池中，辄以万计。方为鱼苗时，饲以粉，稍大，饲以糠糟，久则饲以草。明年卖以输田赋，至数十百缗”⁽⁴²⁾。会稽的养羊业也兴起于时，并大量贩运至临安。据《嘉泰会稽志》记载：“会稽往岁贩羊临安，渡浙江，置羊艎版下。羊啮船茹，舟漏而沉溺者甚众，至今人以为戒。”⁽⁴³⁾

在此氛围下，绍兴出现了众多的专业种植户。如在山阴县农村，芡实（俗称鸡头）大量种植，“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⁴⁴⁾，当属于大规模的专业种植户。会稽出产的药也运往杭州去卖，《嘉泰会稽志》云：

紫石英……今诸暨枫桥山间，每雷雨后民竞往采之。然必祠神而后入山。盖用谢敷故事。但土豪为垄断，民得石多归之。它人未易得也。自此至婺女，地产紫石英甚多，但不如诸暨之莹洁有光彩尔。都下及吴中药肆所卖紫石英，皆此石也。⁽⁴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