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化与齐文化

朱丽霞

明代文坛的门户之争固然与明代特殊的政治及社会思潮密切相关，但更为深层的却是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争，与区域诗学休戚相关。明遗民张岱云：“五方风气不同，一时诗学之角立不相下。”⁽¹⁾所言即由于文化习俗不同，不同地区各形成具有独立特色的地域诗学。楚人杜濬于易代后“虽淹留于吴数十年，几忘其为楚，然其诗之卓然自立，仍未失乎楚也”⁽²⁾。这说明，文化内在的张力如何深刻地影响到个体的创作，以至于移民异地数十年，仍然保留着本土的文学风格。康熙三十五年（1696）费锡璜《国朝诗的序》论诗坛三种不同趋势云：“吴越之诗婉而驯，其失也曼弱；楚蜀豫章之诗，勇于用才使气，其失也剽而争；中原之诗雄健平直，其失也板而乏风致。”从地域范畴和大文化圈的背景论，“吴越之诗”可归入吴，“楚蜀豫章”可并入楚，而“中原之诗”则指以齐为代表的秦晋齐鲁⁽³⁾。明中后期流派纷纭的文人社团大致可分别归属于齐、楚、吴三大地域，诗坛总体呈现出三类不同风格：齐健、楚幽、吴柔。齐气格调宏肆，楚风凄清幽独，吴声适情达意。齐气、楚风、吴声交相并起，建构了自明中期至清初诗坛的总体格局——“齐吴代兴，江楚特起”⁽⁴⁾。清初山左遗民徐夜论前七子诗学功绩云：“齐风大出歌诗后，越见高临气色来。”⁽⁵⁾前七子鼓扬“齐风”而出，诗坛上便充坼了“高临气色”。万历进士王象春的诗便“才气奔逸，时有齐气”⁽⁶⁾。徐夜并认为后七子的诗学成就在于：“重开历下盟齐会，一洗江南变楚风。”⁽⁷⁾所谓“楚风”⁽⁸⁾乃公安、竟陵诗派。同时，与齐气、楚风共时而存的是江南“吴声”。“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绵徐逝。”⁽⁹⁾“吴声”作为一种文化传统⁽¹⁰⁾，与齐气、楚风鼎足而立，在流派纷争、分门立户的明代诗坛上显示了恒久的生命活力。

自明中期始，诗坛的主流趋势便是齐气与楚风，大江南北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卷入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学角逐之中。即使如此，江南一带，仍然有大批文人不受齐气、楚风所拘囿，一直在强势话语之外保持独立的吴歈特色。晚明诗坛实际上是在三种不同地域诗学宗尚的相互抵抗、相互对峙和相互包容中递嬗行进，并一直延续至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