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

长期以来，研究乾嘉学术的人们往往把“实事求是”视为乾嘉学者的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未能深入揭示其文化内涵。从清代江南学者对“实事求是”的阐释中，可以发现这个观念并非个别人所特有，而是绝大多数学者的普遍共识。这充分表明“实事求是”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乾嘉时期江南学者的头脑里，成为他们研治经史之学的治学宗旨。

乾嘉时期江南学者不仅把“实事求是”口号作为考据手段，而且用来作为其治学实践的指导原则。开乾嘉江南文化风气之先的戴震，首先阐明“实事求是”治学原则的必要性。他说：“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则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戴东原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凌廷堪认为：“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即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戴东原先生事略状》）钱大昕指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卢氏群书拾补序》）把这一标准视为治学的最高原则。王鸣盛治史目的在于“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十七史商榷·序》），强调研治经史之学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赵翼评价朱熹《四书集注》说：“《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陔余丛考》卷四《四书别解数条》）这样做既不会掩盖前人创始之功，又可以看到后人新解之长，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意识。

乾嘉时期的江南学者不仅按照这个原则研治古代经史，而且用以评骘古今学者的学术成就。章学诚高度评价宋代朱熹、黄榦、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元代金履祥、许谦，明代宋濂、王祎，清代顾炎武、阎若璩诸人治学“服古通经，学求其是”（《文史通义·朱陆》）。钱大昕不但指出宋人沈括、吴曾、洪迈、程大昌、孙奕、王应麟诸人“穿穴经史，实事求是”（《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而且称赞同时之人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钱大昭治学“孜孜好古，实事求是”（《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三国志辨疑序》），汪辉祖考史“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元史本证·序》）。梁玉绳评价钱大昕《汉书考异》“皆实事求是，出自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清白士集》卷二十八《答钱詹事论汉侯国封户书》）。洪亮吉赞誉邵晋涵“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卷施阁文甲集》卷九《邵学士家传》）。这类评价在乾嘉时期学者著作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清代江南文化中“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就是要审视前人的学术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卢文弨指出：“汉人去古未远，其所见多古字，其习读多古音，故其所训诂，要于本旨为近，虽有失焉者，寡矣。唐之为释文、为正义者，其与古训亦即不能尽通，而犹间引其说，不尽废也。至有宋诸儒出，始以其所得乎天之理，微会冥契，独辟窔奥，不循旧解，其精者固不可易，然名物、象数、声音、文字之学，多略焉。”（《抱经堂文集》卷二《九经古义序》）王鸣盛治经迷信汉人，治史则没有禁忌。他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贬之……经文艰奥难通，若于古传注凭己意择取融贯，犹未免于僭越；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它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贬，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十七史商榷·序》）钱大昕评价史书记事是否得实，指出：“史者，纪实之书也。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非实也；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亦非实也。”（《潜研堂文集》卷二《春秋论二》）史家记载历史如果“当时称之，吾从而夺之”，就必然造成历史记载的遗漏或史书记事的失真；倘若“当时无之，吾强而名之”，就必然导致伪造历史。上述两种“非实”情况，在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大量存在，需要进行考异、纠谬、辨伪、祛疑。对于前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是否和真实史事相符，重在纠谬刊误。对于后一种情况，史家的任务在于考证史书记载的内容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重在疑古考信。两者虽然考史旨趣有所不同，但其共同之处则是通过考证史书记载与客观历史是否相互吻合，审查史书记载的内容是不是“实事”，最终达到“求是”境界。上述情况表明，乾嘉时期江南学者的“实事求是”概念，并不只是治学特征或考据方法，更主要的是规范其治学实践的学术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