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史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王充《论衡》引《诗》规则和用《诗》旨归等方面打破了当时流行的说《诗》模式，在汉代《诗》学发展史上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早在春秋时期，赋《诗》言志广泛运用于诸侯国朝聘、盟会等外交活动之中，《左传》对此有不少记载。统计数据表明，《左传》赋诗赋《国》、《雅》的次数和篇数相差不大（《国风》24首26次，《雅》32首41次），而《颂》则显得非常少（仅《周颂》1首1次）。⁽¹⁵⁾《国策》中引《诗》各体比例大体亦如此（赋《风》2首2次，赋《小雅》5首5次）。⁽¹⁶⁾这可能与《颂》自身的内容和运用语境有一定关系。在盐铁会议中，双方都大量引《诗》为据，从今本《盐铁论》来看，其所引虽以《雅》为主，但引《风》、《颂》也不少，据笔者粗略统计，《盐铁论》中直接引《风》6次，《小雅》16次，《大雅》12次，《颂》（以《周颂》为主）7次。西汉后期的刘向曾大量引《诗》进行劝谏成帝，仅《条灾异封事》一文直接引《诗》15次，其中《风》2次，《小雅》9次，《周颂》4次。到了东汉前期，《诗》三体比例变得更不为平衡。如上所说，《论衡》引《风》仅2次1首，并且2次所引诗句完全相同，而引《雅》竟达16次13首，这还不包括重复篇名。这表明，在东汉时期，人们对《雅》更为重视，而对《风》与《颂》皆有所忽视。这一情况同样也表现在同时代其他人的文章之中。东汉前期三帝（光武、明、章）诏书共引《诗》5条，无一不出自《雅》，而诸臣子奏疏中共引《诗》8条，亦无一不出自《雅》。由此可见，《论衡》引《诗》三体比例巨大差距反映了当时《诗》三体地位的变迁，《雅》兴而《风》、《颂》衰。

西汉经学尚专，太学博士精于专经，并以专经教授，其它经师亦多如此，只有少许高才兼通数经，如董仲舒、王吉、韦贤等。到了东汉时期，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通多经者众，通儒也越来越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儒大多能通于五经中的两经或多经，如卓茂习《诗》、《礼》，苏竟明《诗》通《书》，而兼通多家经说、学贯古今经学者寡。西汉刘歆先习《榖梁传》，后又习《左传》。到了东汉时期，兼通数家经说的学者逐渐多起来，如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后汉书·郑兴传》）；张玄少习《严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如《严氏》、《冥氏》等。如上所说，王充经学尚博，融古今众家于一体，如《书》兼采古文、欧阳、大小夏侯等诸家，《春秋》兼采《公羊》、《榖梁》、《左氏》等诸家。就《诗》而言，王充以《鲁诗》为主，同时兼采《韩诗》、《毛诗》以及《逸诗》等。这表明王充《诗》学已经是通学了。“东汉中后期之《诗经》学，也呈现出宏通趋势。”⁽¹⁷⁾如许慎、张衡、马融、王符、郑玄、赵岐、应劭、仲长统等。其后通学亦成为《诗》学的主流，著名经师莫不如此。贾逵通于《齐》、《鲁》、《韩》、《毛》四家，并受章帝之命，“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后汉书·贾逵传》）。郑玄亦通数家《诗》学，其撰《毛诗传笺》以《毛诗》为主，兼采鲁、齐、韩三家诗说。王充《论衡》融古今各家《诗》说一体，实开《诗》学通学之先河。

《毛诗序》将《诗》与政治联系起来，开启了以政治教化说《诗》的先河，此后《诗》成为宣扬政治教化的工具，王吉以《诗》三百当作谏书，刘向、谷永等人大量引《诗》进行劝谏君主。到了西汉末期，随着政治危机的加深，托言于孔子的谶纬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对朝代更替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光武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谶纬被神圣化、经典化，获得崇高的政治地位。于是五经政治地位逐渐下降，而谶纬在政治上发挥着重大影响。前汉明经致用，后汉明经修身。光武帝鉴于前汉士人忠孝意识淡薄，“故举逸民，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¹⁸⁾。于是明经不再以致用为鹄的，以经修身成为经学的旨归。经明行修被强化为普遍适用的选士标准，官吏拔擢中的德行色彩也越来越浓郁，泛道德主义的人才观流行于世。谶纬的兴起以及经学旨归的转换等，导致《诗》的政治功能日渐弱化。东汉前期三位君主虽然在形式上非常推崇经学，自身经学素养也很高，可是三位君主诏书共引《诗》5条，其中光武帝引2条，明帝引1条，章帝引2条。据笔者粗略统计，西汉元帝诏令引《诗》有5条，成帝诏令引《诗》也有3条，而《王莽传》引《诗》达7条之多。东汉前三帝时期朝臣奏疏引《诗》仅8条，且分见于八人奏疏之中。西汉刘向《条灾异封事》一文引《诗》达15条之多，谷永《黑龙见东莱对》引《诗》达3条之多。由此可见，东汉前期《诗》的政治功能不能与西汉同日而语了。到了东汉末期，到了郑玄等人手中，《诗》学才逐渐摆脱政治教化，而向着学术本位回归。以上分析表明，《论衡》说《诗》旨归重在论述自己观点以及表现情感等方面，而很少运用于政教方面。《论衡》引《诗》、用《诗》生动了展现了东汉前期《诗》学政治地位的变迁，随着政教功能弱化，《诗》学的其它功能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发挥。

《论衡》不仅展示了东汉前期《诗》学发展情形，还标示《诗》学发展的新趋势。如上所说，《论衡》引经常随文训注，这同样也表现在引《诗》方面。王充往往从上下文论证需要出发，对所引《诗》作些解说。如“《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言文王得贤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阒其少人’，《尚书》宜言‘无少众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无人，亦尤甚焉”（《艺增篇》）。王充并没有将“济济多士”直接解释为“贤者多”，而是解释为“贤者多，而不肖者少”，并以此为据，论证“阒其无人”和“毋旷庶官”之说不可尽信。再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言鹤鸣九折之泽，声犹闻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穷僻，名犹达朝廷。言其闻高远，可矣；言其闻于天，增之也”（《艺增篇》）。王充虽然对“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字面义和引申义都作了说明，但在论证时却仅取其字面义，并对其夸饰手法作了批判。王充对《诗》的解说是否可取，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本身便很有意义。其一，将引经与适合需要的注说结合在一起，既能引导读者的解读方向，也能达到更有力的论证效果。其二，从自我需要出发来解说经文，甚至随意取舍，显然区别于传统的注经和说经方式，表现出较明显的“六经注我”倾向。遗憾的是，《论衡》的这一做法在后世并没有得到传承和进一步发展。

总而言之，王充《诗》学不仅展示了东汉前期《诗》学发展状态，还标示着《诗》学发展的新方面，因此不可忽视其在汉代《诗》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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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2)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0页。

(3) 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43页。

(4) 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20。除特殊注明外，本文所引《论衡》原文皆引自此书。

(5)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781页。

(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322页。

(7) 转引自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204页。

(8) 岳宗伟：《〈论衡〉引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第43页。

(9)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7页。

(10) 同上。

(11) 庄大均：《王充经学论略》，《孔子研究》1998年第1期。

(12) 此语亦见于《本性篇》。

(13)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第56页。

(14) 具体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第697页。

(15) 具体参看俞志慧：《〈左传〉赋诗（含歌诗、诵诗、奏诗）统计表一》，载其著《君子儒与诗教》，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39—142页。

(16) 同上，第149页。

(17) 刘立志：《汉代〈诗经〉学史论》，中华书局2007年，第143页。

(18)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第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