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鄞县史氏、山阴陆氏为代表的越地文化家族的崛起和发展，体现了宋代文化家族不同于六朝的文化家族诸多的特点。
首先是科举在整个家族的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决定地位。
六朝的文化家族多集中于世族门阀，本来就是权门望族，其子弟依托家族的影响可以获得较丰富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六朝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享有特权。《晋书·王羲之传》附《许迈传》载：“许迈，字叔玄，……家世士族，而迈少恬静，不慕仕进。”因为世族子弟享有门阀制度带来的与生俱来的特权，因此，他们可以不慕仕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宋代的文化家族则不然，宋代的文化家族一般崛起于寒门，往往以科举进士起家，通过科举跻身仕途，或在政坛上有所建树，或在文坛上声名卓著，从而光耀门庭与改变家族地位。明州史氏兴起以前只是一般寒族，祖先史成是一介布衣，默默无闻。山阴陆氏祖上虽有声，但陆游的祖先唐末五代从吴郡迁徙到嘉兴、钱塘，再避乱迁到山阴农村隐居时已落魄不堪，陆游的七世祖陆忻入赘鲁墟一个李姓人家，从事农桑之业，后来才恢复陆姓。陆游的六世祖陆郇和五世祖陆仁昭一直是在鲁墟一带农村定居的，世守农桑之业，亦耕亦读，与一般农家无异。到高祖陆轸时才翻开了宋代陆氏家族的重振家业的新篇章。
宋代推行的科举制度竞争很激烈，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难度很大，但是科举一旦成功，能为这个家族步入仕途取得更多的机会。宋代在推行科举的同时又推行荫补制度，让科举成功者的子弟有机会直接进入仕途，来保证科举成功者家族的既得利益。但荫补出身的官员起点比科举出身的低，升迁也慢，所以，一个家族如果不能在科举上保持优势的话，就不能成为有影响力的官宦世家。鄞县史氏家族虽然前有史才、继有史浩以进士起家步入达官行列，但如果后来没有“弥”字、“之”字辈后浪推前浪式的在进士科考试中获得巨大成功，就不可能有史氏家族的百年持续辉煌。
其次，宋代的文化家族往往注重家学和家风。家族无论贫寒韬晦、富贵显达，都始终秉持耕读传家的传统，崇尚品德，以家族声誉为重。
鄞县史氏家族十分重视家教，从流传至今的《史氏宗谱·史氏家训》中可知，良好的家教对于一个文化家族的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史氏家族不遗余力聘请社会名流、文坛硕儒教育子弟，使整个家族保持旺盛的发展力、竞争力。如“弥”字辈中，史弥坚、史弥巩、史弥忠、史弥远等都受惠于大学者楼钥、杨简和袁燮，全祖望写诗赞道：“真翁家世半清秀，文靖于中亦拔尤。曾与杨袁同学术，不因子弟减风流。”(21)宋代的学术文化强调个人功夫以及师友之间相互影响，对于一个有影响力的家族来说，高起点的训练应该是个人在学术文化上取得较大成功的重要保障。
史氏家族成员还十分重视道德文章和人格修养。《宋元学案遗补》中载道：“淳熙甲辰，史忠定王延致先生讲道东湖，丞相鲁公（弥远）与其昆弟实从之游，诵集中诗文。”“孙烛湖与同叔书曰：‘努力学问，儒素清苦，不为富贵之气所移，通知国家源流，习朝廷宪度，讲太傅宰相事业，不魄韩范诸大家，于以报称君父其志，念当倍切于衡门，瓮腑之士，乃可浸浸为时用，不患无显官贵仕，惟愿益养器业，以扬先烈。”(22)所以，尽管鄞县史氏三代为相，特别史弥远独相理宗朝二十多年，权倾朝野烈火烹金之时，其家族成员仍不乏荦荦不群者。当初，史浩没有步史才之后尘。后来，史弥远的胞弟史弥坚因不满史弥远专权而告退，史弥应不肯顺适富贵，“遁迹林墅，不与世接，稍寓托于诗，花之朝，月之夕，兴有所废，志有所之，必搜吟以自遣”(23)。侄子史守之因厌恶史弥远的所作所为而隐居月湖，杜门藏书讲学，体现了有着良好家风的文化家族的气度与品格，堪称于世。
与鄞县史氏在政治权力的风口浪尖坚守富贵不淫的家风不同，山阴陆氏更强调贫贱不移、诗书传家的品质。陆游告诫儿孙要重视稼穑、莫论得失穷通：“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24)这也是宋代绝大多数士大夫文人家庭秉持的人格风范。
另外，科举、仕宦、学术是宋代文化家族得以扬名的核心要素，其影响力往往是综合的。鄞县史氏属于科举、仕宦型家族，重要的建树在政治上，是最典型的科举仕宦家族，学术文化仅仅是这个家族的起点和归属。而山阴陆氏则属于科举、学术型家族，主要重要的建树在学术文化上，家族在文化上的长期积累，完成了诗书传家的过程，仕宦仅仅是其安身立命的手段。宋代靖康之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越地的文化家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更直接更有利的机遇。这两个家族虽然起于北宋，但辉煌期都是在宋室迁南建都临安后，这与彼时越地已成为京畿之地时，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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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规划办重点课题、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越文学艺术论》（06JDYW05Z）阶段性成果。
(2)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节妇》之《冀国夫人传》，《宋元方志丛刊》，第6217—6218页。
(3) （元）戴表元：《跋史和旨诗卷》，《剡源集》卷一八，《丛书集成初编》第2057册，第278页。
(4)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页。
(5) 沈松勤：《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绪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7页。
(6) 吴梅：《吴梅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7) 赵晓岚：《论史浩〈鄮峰真隐大曲〉及唐宋宫廷大曲之别》，《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8) 张如安：《汉宋宁波文学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9)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74页。
(10) 冯丽君：《谈宋代山阴陆氏家族对陆游的影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1) 孔凡礼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
(12) （宋）陆游：《园庐》，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99页。下文引《剑南诗稿》均用钱仲联校注本，只明篇目、卷次、页码，不备注。
(13) 《读书》，《剑南诗稿校注》卷一四，第1118页。
(14) 《寒夜读书》，《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九，第1490页。
(15) 《冬夜读书》，《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五，第1212页。
(16) 《遣兴》，《剑南诗稿校注》卷四三，第2693页。
(17) 《右朝散大夫陆公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二。
(18) （清）陈初哲：《陶山集》序，武英殿聚珍版。
(19) （宋）陆佃：《陶山集》卷一三，武英殿聚珍版。
(20) 《诵书示子聿》，《剑南诗稿校注》卷四九。
(21) 《宋元学案补遗》卷七十四，丛书集成续编，第3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837页。
(22) 同上，第847页。
(23) （宋）史弥应：《自乐山翁吟·自序》，（清）董沛编：《甬上宋元诗略》卷八，宁波出版社2007年版。
(24) 《示子孙》，《剑南诗稿校注》卷四十九，第29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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