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流觞迹何在

毛万宝

大凡到过绍兴，或熟悉绍兴文化的人都知道，在绍兴市区西南二十余里处的兰渚山下，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迹遗存——兰亭。据说，它就是当年王羲之举办雅集写下千古绝唱《兰亭序》的地方。而今，兰亭已成为吸引四方游客观赏、盘桓的风景名胜，成为无数文人书家朝夕神往的“中国第一书法圣地”。

然而，在一些书法学者与历史学者的笔下，兰亭遗址的具体地点却有着多种不同的看法。

日本学者铃木春彦撰《〈兰亭序〉的八大疑问》认为——真正的兰亭遗址当在“会稽山幽深处”：

从《兰亭序》文中“会稽山阴之兰亭”看，称兰亭之处乃（位）于会稽郡山阴县。但是，若追寻当时兰亭的遗址，那现在已不复存在了。不仅如此，所谓“兰亭”，无论是其自身的由来，还是带有特定建筑物上的意义，我们总是不能明确当时的记录。不过，按文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之载，想像兰亭应该座落在会稽山幽深处。当然，现在的兰亭是为了清代乾隆帝南巡而营造的，不属于王羲之时代的建筑物。这是众所周知的。⁽¹⁾

铃木春彦所说“若追寻当时兰亭的遗址，那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当然正确，由于水文地理的巨大变迁，加之没有具体详尽的说明文字予以如实描写（王羲之《兰亭序》虽有环境描写，但比较笼统，带有不确定性，而且文学色彩浓郁，难免存在想像、夸张成分，一如苏东坡游黄冈赤壁之后，作“乱石穿空，惊涛裂岸”词句，可事实上并没有该景观），亦未请一位擅长丹青的画家予以逼真图绘，那时又没有照相术的发明，今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确指雅集的具体地点所在。因此，今人探寻兰亭遗址只能凭有关文献记载或水文变迁资料进行大致之推测。但“大致之推测”也存在一个可信度的问题，若合情合理则易引起读者共鸣，否则，读者就不会予以认同。铃木春彦的“大致之推测”即不具备多少可信度，因他所“想像”的真正的遗址当在“会稽山幽深处”，所据只是《兰亭序》中的一个文学性描写——“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文学性描写可作参考，但将之视为唯一的证据则未免失之偏颇，“说了”等于“没说”。至于铃木春彦认定“现在的兰亭”是“为了清代乾隆帝南巡而营造的”，则既非“众所周知”，更远离事实。要知道，乾隆到兰亭之后，看到了他的祖父康熙所书《兰亭序》被刻成巨碑矗立其中，欣然提笔写下《兰亭即事》七律一首，命人刻于祖父碑书的背面，这就是今天依然完好保存着的兰亭三大碑刻之首——“祖孙碑”（又叫“御碑”）。可见，在乾隆到“现在的兰亭”之前，兰亭早已存在于世了，充其量，为了迎接乾隆的御驾，当地官府临时筹资对原有设施进行了一次大维修而已。

关于“现在的兰亭”始于何时，朱关田的看法是康熙年间，他在《古兰亭小考》⁽²⁾中写道：“今兰亭，系康熙三十四年宋骏业所建，距宋兰亭二里许”、“至康熙三十四年，因得御书《兰亭序》，宋骏业等勒石于天章寺侧，上覆以亭。三十七年复得御书‘兰亭’二大字，勒石筑亭，以祈永久。前疏为曲水，后起右军祠堂，并种修竹千竿，使之环绕左右，以合当年景象。”而在陈桥驿笔下，“现在的兰亭”的起始时间又被提前了，他认为：“直到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绍兴知府沈又在故天章寺以北择地重建。此次重建，实际上已非宋代故址，据明末人张岱云：‘因此地有池，乃构亭其上，甃石为沟，引田（水）灌入，摹仿曲水流觞，尤为儿戏。’故兰亭其址至此又一变。沈重建兰亭后，虽历经重修，但亭址从此再没有变迁了。历次重修中，康熙三十四年（1695），‘奉敕重修’，规模较大。据嘉庆《山阴县志》卷七所记：‘有御书《兰亭序》，勒石于天章寺侧，上覆以亭，三十七年复御书“兰亭”二大字悬之，其前疏为曲水，后为右军祠，密室回廊，清流碧沼，入门架以小桥，翠竹千竿环绕左右。’这就是今兰亭的整个结构布局。”⁽³⁾

对兰亭遗址之谜的探寻，我们觉得，盛鸿郎与邱志荣两人做得较为深入、细致，他们的观点不同，但依据的都是相对可靠的古籍以及地形、地质和水文资料，故尔，我们将在如下篇幅作重点介绍。

盛氏是一位水利专家，直接参与过“现在的兰亭”地区的水道改造工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就根据有关史料和亲身经历，撰写了一篇专题论文《兰亭原址与兰渚湖遗址考》⁽⁴⁾，结论是：

1．兰亭原址应具有地属山阴，既有“崇山峻岭”，又有“茫茫原畴”，且有南涧、东谷地形，两溪“映带左右”，位于“津梁”之旁，与兰渚山有关等特征。

2．《水经注》的记载，既提供了史实，又引起了分歧。与上述特征对照，否定了天柱山南的说法。从《水经注》记述的顺序，及兰上里至南宋尚存，并与苦竹里相近，句践种兰记载，古为重要陆道等（情况综合考察），认为兰亭原址应在今兰亭江上。

3．通过今兰亭地形与应有特征对照，及兰渚山位置的考证，认为（兰亭）原址应在今新桥头村南附近。

4．通过对“兰亭古池”及“古塘”的考证，认为现兰亭大门的（西侧）土堤是原兰渚湖的大坝，该湖建于晋太元十三年（388）稍后，废于唐末宋初之间。由于该湖的兴废，在不到200年的时间中，引起了“移亭在水中”、“起亭于山椒”（即《水经注》“湖口有亭”之说）、天章寺建宋兰亭等一系列迁移之举。由于泥沙淤积侵废鉴湖及三江闸的建成，又为湖口兰亭的重建创造了条件，且1445年来，再无大的变迁。

同盛氏一样，邱氏也是绍兴的一位水利专家。他于2008年推出专著《绍兴风景园林与水》⁽⁵⁾，其中用了5000余言篇幅探讨兰亭遗址的确切地点问题。不同于盛氏的“上移”（比“现在的兰亭”上移了二里左右）说，邱氏持的却是“附近”（即当年曲水流觞处就在“现在的兰亭”附近）说：

兰亭江至西长山（即“现在的兰亭”景区入口处西侧一段狭长土丘，又称之为“锡杖山”——引者按）在20世纪70年代末截直改造之前，过此段溪水呈“之”字型弯曲，之南溪水有宽阔之水体，并且西长山坝脚兰亭溪水两岸具备列坐其次的条件，身临其中可见崇山峻岭之奇观；兰亭江一带山麓多产竹，又可见茂林修竹景色。因之沿兰亭江从西长山西坝头东折至木鱼山（位于“现在的兰亭”景区入口处东侧约100米处——引者按）东西约250米段，以及此段再上下游200米段，应为王羲之“曲水流觞”所在地。此与唐人“宛是崇山下，依然古道边”、吕祖谦《入越录》“斟酌当是寺前溪”、刘宰《过兰亭》诗“茂林修竹翠参天，一水西来尚折旋”、张岱《古兰亭辨》“乃于天章寺前，得一平壤之地”，均是相符的。

反复阅读盛、邱两人的考证文字，我们感到，邱氏的观点更令人信服一些。

首先，从运用文献资料来看，他们都十分重视南朝人郦道元《水经·渐江水注》中的一段记载：“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吴郡太守谢勖封兰亭侯，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太守王廙之（一作‘王凝之’）移亭在水中。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但盛氏只取其中的“湖口有亭，号曰兰亭”，推测兰亭遗址当在“湖”之入口处，这个“湖”就是被他视作“兰渚湖”的古塘。他对其中的“湖南有天柱山”则不予认同，觉得那是郦道元的“误记”，因为天柱山亦位于他所推测的兰亭遗址东北方向二十多里处。然而，我们在此却要不无遗憾地指出，盛氏这种对待文献资料的态度与方法太实用主义了。本来，郦道元的这段完整记述不足百字，盛氏竟然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它割裂开来，凡符合其推测者则拿来作证据用，凡不符合其推测者则说成“错的”弃之一边（与此做法相同，盛氏还认为“现在的兰亭”西面南北走向的“兰渚山”非“兰渚山”，真正的“兰渚山”当为“新桥头村南”东西走向的那座山），试想，这能令人信服么？古人所言所记不尽然全对，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当然是需要的。问题在于，以之作“文献证据”时，前提必须统一，即要么认定它是可信的，要么认定它是不可信的。认定它是可信的，则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取”；如果说它不可信，则其中任何一句话都“不可取”。这里，不存在什么“有的可取”、“有的不可取”。其实，当你运用文献资料作证据，觉得“有的可取”、“有的不可取”之时，恰恰表明你的基本观点“错”了或者尚处于“假想”阶段。所以，我们认为，盛氏的“新桥头村南”遗址说，无论如何都难以成为人们公认的“定论”。

与盛氏相比，邱氏对文献资料的解读就显得智慧、圆满一些。邱氏是在“基本肯定”（之所以说“基本肯定”，是因为邱氏亦认为：“郦道元未到过会稽，《水经注》多根据文选［‘选’是否‘献’之误？——引者按］记载或传说以水为主线记述绍兴历史文化，只是大致方位，位置不一定很正确。”⁽⁶⁾）的前提下，把郦道元的记载作为证据运用的，只是给予了自己的独特解读而已。他认为，“湖南有天柱山”之“湖”指的即是古鉴湖，“天柱山”就在古鉴湖的“南”边；“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这个“湖”指的也是古鉴湖，这个“兰亭”不是特指后人所称或后人心目中的永和雅集之遗址，而是泛指一个古地名，从山阴城到诸暨的古道，越国时就存在。至于郦道元下文所及之两“亭”（“王廙之移亭”之“亭”和“起亭于山椒”之“亭”），则转向特指“亭台”之“亭”（为登高望远而建），与后人所称或后人心目中的永和雅集之遗址并不存在多少关系。在邱氏看来，王羲之当年修禊雅集行曲水流觞之乐的地方，是没有“亭台”之“亭”的，那里只有平坦的河床，小溪从河中曲折穿过（三月之初非汛期，汛期一到，小溪便要隐而不见，为汹涌的洪水所取代），人们分坐小溪两侧，离下游的鉴湖入口处（在今分水桥以下）不过一二里之远而已。显然，通过这种思路得出的结论，让人感觉要可信得多。

其次，在运用“实物”资料方面，他们都注意到了“古塘”之存在。对古塘，盛氏采用了《嘉泰会稽志》的说法，认为古塘由谢輶于晋太元十三年（388）稍后主持修建，“现在的兰亭”大门西侧之西长山即为当年之塘坝，该塘坝溃决于唐代末年至北宋初年间，修建的目的是灌溉“茫茫原畴”。然而，在我们看来，东晋时，古塘以下一二里即是浩淼之鉴湖，周边纵有“茫茫原畴”，有鉴湖足可得到灌溉之保障，又何必要耗费人力、占用那么多的良田，来修筑一个实际上并不需要的古塘呢？原来，盛氏之所以要肯定古塘存在，无非为了借机视古塘为“兰渚湖”，把兰亭遗址上移到“新桥头村南”的“南涧”之滨，以吻合于郦道元的“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之说。

同盛氏一样，邱氏也肯定了古塘的存在，认为西长山就是当年的塘坝。不同之处在于，邱氏认为古塘的存在是个更古老、更悠久的存在，大约在距今3000年左右的越国时期修建而成。塘坝修建的目的有三点，即御咸（挡住海水涨潮上湮）、蓄淡兼灌溉（这个“灌溉”只是对古塘周边极少数良田的灌溉）。证据在于20世纪70年代末兰亭江截直开挖西长山西侧下面的河道时，人们发现了很厚的泥炭层，而泥炭层正是当年绍兴平原的一些浅湖及沼泽地植物沉积腐变的结果。后来（东晋之前），因海平面退缩，御咸、蓄淡兼灌溉的功能丧失，为了交通之便利，人们便将西长山东段刨平，古塘随之变成可耕田地。邱氏把古塘修建时间推前，用意虽未明说，但客观上已推翻了盛氏的“新桥头村南”遗址说。试想，古塘于东晋之时已成废塘，“兰渚湖”并不存在，又何能把郦道元的“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之说引作自己的立论依据呢？相形之下，倒是邱氏“古塘塘坝上下”遗址（跟“现在的兰亭”差不多）说，更吻合于郦道元所述“湖口有亭，号曰兰亭”，当然，这个“湖”指的是古鉴湖，而非早已成为子虚乌有的“兰渚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不难看出，“现在的兰亭”虽然不是当年王羲之举办雅集活动的“确切具体遗址”，但作为“大致遗址”却不容置疑，而且这“大致遗址”的误差仅在数百米的范围之内。故尔，今天的人们把“现在的兰亭”，当作纪念王羲之举办永和雅集、写下《兰亭序》的“中国第一书法圣地”，是有充分理由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现在的兰亭”就是当年王羲之雅集的“大致遗址”，我们不妨将与此有关的文献记载胪列如下（上文已引者则从略）：

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东晋王羲之《兰亭序》）

山阴县西有亭，王右军所置，曲水赋诗，作序于此。（《旧经》）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之序以申其志。（《晋书·王羲之传》）

兰亭，山阴汉旧县亭，王羲之《曲水序》于此作。（唐杜佑《通典》）

山阴有王逸少兰亭。（《唐郡国志》）

兰亭山在越州西南二十里。（《元和郡县志》）

越州兰亭，王逸少会处。（《十道志》）

山阴郭西有兰渚，渚有兰亭。王羲之所谓曲水之胜境，制序于此。（《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引顾野王《舆地志》语）

天章寺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兰亭。至道二年二月，内侍高班内品裴愈奏，昨到越州，见王羲之兰亭、曲水及书堂旧基等处。……兰渚在县西南二十五里。……王右军墨池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右军鹅池在县西南二十五里。……兰亭古池在县西南二十五里，王羲之修禊处。……兰渚山在县西南二十七里。（《嘉泰会稽志》）

兰，《越绝书》曰：句践种兰渚山。《旧经》曰：兰渚山，句践种兰之地，王谢诸人修禊兰渚亭。（《会稽续志》）

山阴天章寺，即逸少修禊之地，有鹅池、墨池，引溪流相注。（北宋华镇《兰亭记》。后人引用或作《华镇记》）

越州山阴有兰渚、鉴湖。（《三朝国史》，南宋桑世昌《兰亭考》辑录）

十里含晖桥亭，天章寺路口也。遂穿松径至寺，晋王羲之之兰亭。……天章寺，盖王羲之之兰亭。右军书堂百余步至曲水亭，云是羲之鹅池、墨池。曲水蜿蜒，必非流觞之旧，岁久失其处耳。（南宋吕谦《入越记》）

绍兴郡西南二十五里，兰亭在焉。郡守吴江沈侯省方出郊，得其故址于荒墟榛莽中。（明文征明《重修兰亭记》）

古兰亭在崇山下，去今亭二里许。流觞之迹，农人垦之成田。明万历中，徐有桢明立石柱以表之，盖是亭之迁徙多矣。……然则是石柱者，宋兰亭，非古兰亭也。盖自天水诸君嗜翰墨，始有天章寺以护此亭。（清全祖望《宋兰亭石柱铭》）

或云兰亭非右军始，旧有兰亭即亭堠之亭，如邮铺相似，因右军禊会，遂名于天下。（清于敏中语，《浙程备览》辑录）

辛未之春，高增奉郡伯檄，委绘越州各图景，并查名山胜迹，爰携陆子辛崖，出常禧门登舟。……不觉身至兰亭矣。（清吴高增《兰亭志》）

虽然我们根据前人研究成果，确认“现在的兰亭”就是当年王羲之雅集活动的“大致遗址”，但我们还必须澄清如下几个相关问题，否则，兰亭遗址之谜仍然说不上已经得到彻底破解。

其一，关于《兰亭序》“会稽山阴”的所指问题。

王羲之《兰亭序》开篇即写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对其中“会稽山阴”的具体所指，陈桥驿认为——“这话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兰亭在会稽郡、山阴县，另一种是兰亭在会稽山北。对于兰亭的地理位置，这两种解释都是对的，但都不够明确。”（《兰亭及其文献》）然而，我们觉得还是取前一种解释准确些，因为永和九年，王羲之正在会稽内史任上，三月三日那天，为修禊一事，他由“郡”到“县”再到“兰亭”，行政区划空间由大而小，“行程”历历在目，目的地亦交待得一清二楚，这种记叙可谓最自然不过。若采用第二种解释，则未免“太泛化了”，读者读后对具体空间方位还是模模糊糊，毕竟会稽山作为一座山脉，绵延数十里，其北面又是何其大的空间啊！何况，从实际情形来观察，兰亭又并非位于会稽山脉的北部，而地地道道位于会稽山脉的西部（二十多里处）哩！

其二，关于“兰渚山”的位置问题。

如上所引，《嘉泰会稽志》认为“兰渚山在县西南二十七里”，与所记“兰亭古池在县西南二十五里，王右军修禊处”同时，于是，盛鸿郎便推算“现在的兰渚山”非真正的兰渚山，真正的兰渚山位于其南部的“新桥头村南”，呈东西走向，北面为阴，适合兰花之生长，而与《越绝书》所载越王种兰于此山相一致，当年王羲之就是在它的山麓下举办修禊活动的。事实上，这种推算仅为出于“迁就”自己“假想”的一厢情愿，是对约定俗成或文献记载中的兰渚山之无理否定。

那么，又将如何解释“兰渚山”与“王右军修禊处”相距的二里之差呢？

我们想，最大的可能当是《嘉泰会稽志》成书期间，人们心目中或文献记载中的兰渚山范围要大得多，它还包括着“现在的兰渚山”南部一些东西走向的山脉，而且以它们为主体、为中心，只是后来因兰亭名声的不断扩大，人们才将兰渚山的范围逐渐缩小为当时尚属余脉的“现在的兰渚山”。由此看来，盛氏将“新桥头村南”那座东西走向的山脉称之为“兰渚山”亦未尝不可，但不能因此反过来说“现在的兰渚山”不是“真正的兰渚山”。我们看到，在盛氏的推论中，不过将越王种兰于兰渚山的记载当作证据而已，他认为兰花喜阴不会种于“现在的兰渚山”之东面山坡。其实，这种看法一点儿也经不起推敲。首先，兰花喜阴不一定非得种于山之北坡不可，只要有森林覆盖、相应土壤，兰花照样可以在山之东坡、南坡与西坡生长。二者，古书只说越王种兰，但未具体标明这个“兰”究竟是“兰花”还是“兰草”⁽⁷⁾，而“兰花”与“兰草”是两种不同的草本植物，这样，假如越王种的是“兰草”，那与“兰花”喜阴又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我们认为，说“现在的兰渚山”就是真正的兰渚山完全正确，它就位于“现在的兰亭”之西侧。

其三，关于上引郦道元记载的真实性问题。

上引郦道元关于兰亭的一段记载文字，几乎所有谈论兰亭遗址的人都对之十分重视，足见其学术价值非同一般。可人们对它的运用却存在着极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要以它为据来证明自己的某种“假想”，而以它为据，又无法圆通解读，百分之百地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另一方面又说郦道元未到过会稽，里面的部分文字不正确而且制造了混乱，不能以之为据。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前文所指出的盛氏那样的做法：符合自己观点者则说它正确，不符合自己观点者则判定它为不正确。

但在我们看来，恰恰因为郦道元未到过会稽，他的记述反而全部真实有据。当然，这个“据”不是他眼见山、湖、亭等实景之据，而是他凭借的古舆地图及其相关文字记载之据。他说“浙江，又东与兰溪合”是一件事，其“兰溪”当然是指能在浙江东段与之会合的某条支流，而不可能指“现在的兰亭江”。接下来是说第二件事：“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号曰兰亭，亦曰兰上里。”该“湖”指的即是为大家所公认的会稽郡范围内最大的天然湖——古鉴湖。可以想像，古鉴湖在前人舆地图中肯定标识很突出（相关文字亦会记述得很详细）。与古鉴湖相较，人工修建的“古塘”（叫“兰渚湖”亦可）又算得上什么，它在郦道元看到的舆地图上也许一个小“点”都无法占据，既如此，也就不可能以它为参照物（凡参照物都得突出而明显）去描述周边地理标志。以古鉴湖为参照物，郦道元分别叙述了一“山”一“亭”两个地理标志，告诉人们：在古鉴湖的东南部有座很高的山峰叫天柱山；在古鉴湖的西南部的一个入水口上面，有个小地方，是当年汉承秦制建下的一个小“亭”（如清人于敏中所说为“亭堠”之“亭”，邮铺而已），名叫“兰亭”，又另外称作“兰上里”。这是非常自然而准确的记述，何“混乱”、“错误”之有？郦道元并没有具体指说兰亭的南面紧“贴”着天柱山啊，这样，即使天柱山离兰亭（兰上里）远到十多里之外，又怎能影响兰亭（兰上里）依然位于古鉴湖的湖口上面呢？对“现在的兰亭”下游二里处分水桥附近即为当年古鉴湖湖口的事实，邱志荣考证道：“鉴湖上游之溪水有三十六源之称，此湖口应为兰亭江入鉴湖之口，而当时鉴湖水位要高于今绍兴平原河网水位约1.5—2米，在5米上下（黄海，下同），而今兰亭镇分水桥以下地面高程多在7—8米，因之湖口大致位置与此相差无几。”⁽⁸⁾

郦道元叙完第二件事，便叙第三件事：“太守王羲之，谢安兄弟数往造焉。”所谓“数往造焉”，表明经常到兰亭（兰上里）那儿去修禊雅集，在次数上虽带有泛指、夸张成分，但毕竟内在地包含了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次修禊雅集活动。这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了王羲之永和雅集的“大致遗址”即在古鉴湖湖口上面的兰亭（兰上里）。当年的兰亭（兰上里），在水文地理上可包括发源于古博岭又向下流入古鉴湖接口处的兰亭江整个流域，但结合古塘之存在和四十二人曲水流觞需要占用比较开阔的曲水滩岸，以及后人为纪念该次雅集活动而建的一些标志性园林建筑等因素，可推定必在古塘塘坝（即今西长山）上下的一段区域内，而“现在的兰亭”便处于这样的区域当中，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把“现在的兰亭”视为九年王羲之举办永和兰亭雅集的“大致遗址”，一点儿差错也不会有。

郦道元所叙第四件事为“吴郡太守谢勖封兰亭侯，盖取此亭以为封号也”，其意是说谢勖的封号取自兰亭之地名，从一个特定侧面显示了谢勖封侯时，兰亭之地名已经因王羲之的永和雅集之举而传扬天下了。

再说第五件事：“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王廙之，具体情况不详，但作为王羲之的后人（哪怕是旁系的）却可以肯定。他当上太守后，想到了自己先人的永和雅集之举已名扬天下，该建个“亭”（该“亭”自是“亭台”之“亭”）子以纪念之（就像后人为表彰某种特殊人物、特殊事件而建造牌坊与纪念碑那样），说“移亭于水中”，肯定是“移”于“水中”（古鉴湖湖口处）的一座高出水面且叫作“兰渚”的地方（而附近山名唤作“兰渚山”，也许即因渚上建亭而名声大起来之故）。一个“移”字，无非表明该亭先在湖岸建好，然后拆装运往“兰渚”当中再加以整体组合，可以推想，这个亭子不会太大，仅仅作为一个标志性的纪念物而已。

紧承第五件事，郦道元又叙述了最后一件事，即：“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亭宇虽坏，基陛尚存。”这是说，何无忌到会稽之后，发现前人立于“水中”（兰渚）之亭已荡然无存（一个木结构的小亭子又怎能长时间地经受狂风暴雨之侵蚀？），便决定在人们传说的王羲之永和雅集遗址附近的一座山顶（当为兰渚山靠近湖口的某一山顶）上，另“起”（即“建造”）一个亭台，既为纪念王羲之永和雅集之举，又为人们登高望远、赏茫茫鉴湖风光提供便利。然而，时隔不久，亭子照样“又被雨打风吹去”，仅仅剩下亭子的“基陛”了。

至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是水到渠成的——郦道元关于兰亭地理位置及后人建亭纪念等情况的记述，不仅完整有序，而且准确无误，完全可作探讨兰亭遗址的可靠文献证据看待。原来，古人并没有错，是我们后人的解读出了问题。不从自身找问题，只想当然地“厚诬”古人，省事倒是省事，但与应有的严谨学术态度却背道而驰。

今后，人若再问：“兰亭遗址究竟何在？”即可答之：“兰亭遗址就在‘现在的兰亭’之附近！”

【作者单位】绍兴市兰亭书法研究所

————————————————————

(1) 梁少膺：《当代日本书论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当然，铃木春彦的观点并非由他第一个提出。该观点早在1965年，郭沫若就曾叙及，只是郭持不赞同态度而已。郭文于反驳之前，引述道：“有人说浙江绍兴现存兰亭遗址，是清高宗（即乾隆皇帝——引者按）南游时，便于他的游览而假定的。真正的兰亭遗址，在离现址二十里许的山中。因而‘临河’二子不妥，不合乎真正遗址的情况。”（郭沫若《〈驳议〉的商讨》，《光明日报》1965年8月21日；《文物》1965年第9期）

(2) 《书法》1982年第3期。

(3) 《兰亭及其历史文献》，《绍兴师专学报》1985年第4期。

(4) 见《王羲之研究论文集——纪念〈兰亭集序〉问世1640周年》，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5) 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6) 邱志荣：《绍兴风景园林与水》，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3页。

(7) 最早记载越王种兰于兰渚山的古书是《越绝书》（东汉袁康撰），原文写道：“句践种兰渚山（‘山’一作‘田’）。”对此，已有人从文献解读角度提出疑问，认为该则记载“说不通”——从主谓宾结构来看，“兰渚山”是无法“种”出来的；若在“种”后补“于”，则所种未必为“兰”；若把“渚”字视作“诸”字之误，释为“之于”，则此山又未必指“兰渚山”。究竟是否“说不通”，我们这里姑且悬而不论，仍根据约定俗成的解释，认为该则记载记的就是“越王句践在兰渚山上种兰”。明确标注越王于兰渚山所种为“兰花”者，已是很晚的事了。直到晚明《万历绍兴府志》始言：“兰渚山有草焉，长叶白花，花有国馨，其名曰兰，句践所树。”

(8) 邱志荣：《绍兴风景园林与水》，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