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人文环境与商办浙江铁路

王　逍

喧哗一时的清末商办铁路，大多昙花一现：“如皖路如晋路如豫路，如川汉川线鄂线仍束诸高阁，杳无续办之期，且从前已筑路基经十年风雨仍复原状，而已购材料或被窃去或竟朽蚀不堪。”⁽¹⁾但浙江铁路公司却能在“造端甚宏，收效甚鲜”⁽²⁾的商办铁路史上脱颖而出，共筑路200多公里，“邮传部考敷成绩，许为全国商路之冠”⁽³⁾。究竟是何种因素孕育了商办浙江铁路（以下简称浙路）的斐然之绩？有学者从经营管理层面对其进行过探讨⁽⁴⁾，但仅限于纯经济角度，因此有必要对隐藏在经济背后的文化因素进行解读。正如经济人类学所言：“经济过程绝非冷冰冰计算的合理性，它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并凝结岀共同的社会价值目标，激励着该共同体成员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⁵⁾

综观清末众多商办铁路企业，因浙路同时运作于上海和杭州，故具有其他企业无可比拟的区域人文环境。按照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的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理论：上海与杭州同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大区域，但属地区性都会城市的杭州与属顶级中心大都会的上海具有某种层级上的隶属关系，又按其“客民流动策略”⁽⁶⁾，上海必然成为浙人寻求发展、施展才能的近水楼台。浙路公司经营管理层就是这些在上海打拼的浙籍绅商或称之为浙路精英。浙沪一体的区域人文环境孕育了其卓尔不群的精神气质。在他们身上，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浙东学术传统与“兼容”“开新”、拼搏进取的海派文化融为一体；民族忧患意识与近代上海移民精神交相辉映；传统的经营方略与开拓式的经营理念相得益彰。正是这种独特的区域人文精神隐含着人们特定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以及实践能力等。因此，较之其他商办铁路企业，浙路无论是商办信念，还是经营策略等方面都远胜一筹。同时，活跃在独特的区域人文场域中的各种文化传媒的推波助澜，使浙路获得广泛、空前的社会支持，精英实践与民间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并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历史合力，从内外两方面加速着浙路企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