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人文环境熔铸成坚定的商办信念

20世纪初荆棘载途的商办铁路运动，在收回利权的民族觉醒浪潮中，扮演着极为沉重的一幕。然而浙路公司虽“鸩毒在前，虎狼在侧”⁽⁷⁾却抗争了近十年，成为最后一家收归“国有”的商办铁路公司，也是唯一的始终在泥泞与崎岖中奋勇前行的商办铁路公司。倘若没有坚定的商办信念，浙路又怎能斐然可观？而坚定的信念又缘于浙路精英们独特的人文素质。以总理汤寿潜为代表的浙路企业高层管理精英们，大多为具有维新思想的文化名流，他们蕴涵着深厚的吴越文化底蕴，尤其是传统士人“内圣外王”、积极入世的价值取向与浙东学术经世致用思想的相互交融，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们又大多旅居风气早开的上海，目睹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面对20世纪初年国家利权丧失殆尽的严酷现实，其民族忧患意识被大大强化。这种意识已不同于19世纪建立在“华夷之辨”的文化隔膜上的民族排外情绪，而是在鸟瞰开埠后的大上海之后，从国际意识中构筑的具有理性思维的民族觉醒。理性的民族意识、浓郁的桑梓情怀以及百折不挠的近代上海移民精神，相互扭结、内化为浙籍绅商们自办浙江铁路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执着的商办信念，该信念贯穿于浙路十年风雨兼程的创业史中。

汤寿潜为浙江维新思潮杰出的代表人物，号称“杭州派”，早在1890年即撰写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危言》，呼吁维新变法，其文笔如“长江大河，浩渺无际，令读者爽心豁目，开拓心胸，足以辟中朝士大夫数百年之蒙蔽”。“时人以比唐甄、冯桂芬，有疏通知远之用。”⁽⁸⁾他比著名的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早四年喊出了警世的“危言”。张謇曾精辟地将汤氏一生概括为：“夙以时务致称，晚以铁路见贤。”⁽⁹⁾汤氏一生并非表象上的互不关联的两段，实际上“以时务致称”为“以铁路见贤”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早在1905年美商倍次即对浙赣铁路垂涎欲滴，其时被聘为上海龙门书院院长的汤寿潜为从根本上杜绝外商的觊觎之心，率先领衔致函同在上海的较有势力的浙籍绅商严信厚、沈敦和等，力陈自办浙路的重要性：“铁路一事，利益既大，即使此次勉强支吾，倘吾国久延不办，终有空穴来风之虑。……何不径援四川、江西成例，集资自办？”并表示自己决不袖手旁观。汤的明确表态坚定了众多浙籍绅商自办浙路的决心。同年7月，商办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成立于上海（后总公司设于杭州，上海设分公司），汤因“办事素来公正练达”、“乡望素著”，加之其淡泊名利（曾辞安徽青阳知县及两淮盐运使之肥缺）而被被公推为总理，刘锦藻为副理。

起初汤寿潜被公推为总理时，因“铁路非其所习”，深恐难以堪当重任而力辞，但众绅商以“先生不出如苍生何”之语相恳请，他亦不忍目睹桑梓之地自办铁路却群龙无首，终于知难而上，以实现其匡时济世之志。诚如日本支南珏一郎所誉：“浙江筑铁道事起，然谋延领袖才，久之得寿潜，群焉许可；寿潜亦自喜于实业上造福群氓较诸一官为烈，此英雄之用心与醉心爵秩借以肥己者大异处也。……县令也、运使也，皆非可以大造苍生之福者也。……谋设铁轨与两浙东西，此举实开旷古未有之伟典，亦两浙人士翘首跂足所企望之大要政也。”⁽¹⁰⁾

自上任伊始，他即表示要以“愚公之愚”来达到浙路商办的目的。汤任职七年以来，“不受薪金，不支公费，芒鞋徒步，忽杭忽沪者无论矣”。从筹款、征地、施工、管理及经营等“无事不责之于总副理”⁽¹¹⁾，他尤其还要不妥协地与各种破坏浙路商办的中外势力相斗争。汤在总理浙路期间，“不恤一身，为拯民，不为取位”，虽“榛棘牵衣、风波满眼”，“十面受敌、五官并废”，却率领董事会“衔哀奔走、枵腹为之”。当铁路勘线触及房屋、坟墓而遭乡民阻饶时，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劝说。甚至有人密谋拆其老屋、掘其祖坟也动摇不了其办路之决心。⁽¹²⁾1909年为反对浙路名义上的商办，他再次高举“废约、退款，辞英国工程师以使浙路完全商办”的大旗。对于清廷的调虎离山计，他竟然公开三次“抗旨”。1910年，汤寿潜为反对主张借债筑路的盛宣怀而致电军机处：要么将盛“调离路事以谢天下”，要么将自己革职或“悬首蒿街”、“从先帝于天上”，“寿潜中国男子，得免俯首低眉，受罪魁祸首之教令，幸为大矣”。⁽¹³⁾他甚至准备入京以身殉路，在上海曾以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托言郑孝胥：“吾月底入都，必闯大乱，或致见杀，无所托君，愿以一诗吊我足矣！”⁽¹⁴⁾此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凛然正气令清廷恼羞成怒，旋即将“狂悖已极”的汤“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汤虽被革职，但其以死抗争的强硬态度，产生了轰动式效应，使浙路幸免于难。

浙路副理刘锦藻乃湖州丝商巨头刘镛之子，不仅家资殷实而且学术根基深厚，又身为内阁侍读学士，曾撰《清朝续文献通考》400卷，为人正直、沉着。秉着深厚的民族使命感和桑梓情怀。他不顾年事已高而选择与汤同舟共济、共挑浙路之重担，在总理浙路期间，汤以刚劲闻名，而刘以镇静著称，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致使浙路企业具有超群的领导素质。刘的出任，还直接导致上海势力雄厚的湖州籍丝商购股如狂。⁽¹⁵⁾此外，还有一批对浙路企业鼎力襄助的文化名流、维新斗士等，或呐喊、或躬行。例如，海盐人张元济，乃著名的出版家，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物衙门章京，因参与戊戌维新被革职，后毕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主持商务印书馆，在浙路进程中，他时而在前列冲锋陷阵，时而在幕后为企业运筹帷幄。例如，1907年冬，他和孙廷翰等浙江代表为争浙路商办冒着危险前往北京请愿。他在担任第一届董事会的查账员期间，公私分明、一丝不苟。他甚至为浙路征地，多次亲自与英国教会反复交涉、据理力争。张元济鲜为人知的铁路生涯与其广为传播的书卷人生交相辉映。再如，著名的维新人士、一代报人，钱塘人汪康年以及近代文学家、史学家，杭州人夏曾佑等也都为浙路或奔走、或呼吁。

此外，浙路精英们凭其在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为基础，以亲缘、地缘、业缘为纽带，广泛寻求铁路商办的强大后盾。例如，为争取上层人士的有力支持，他们动员了王文韶、孙宝琦、葛宝华、沈家本、黄绍箕等一大批浙籍京官入股浙路，这些重量级人物不仅为浙路大股东，也是疏通朝廷的重要媒介。⁽¹⁶⁾王文韶等甚至表示“生为浙人，一息尚存，为浙计不能不为路计”⁽¹⁷⁾。他们还联络在浙沪两地的商界巨擘，使其慷慨解囊、和衷共济。例如，严信厚、虞恰卿、李厚佑等宁波帮三巨头对浙路公司的投资均在1万元以上，而湖州刘、张、刑、庞、邱五大丝商家族也争相购股。至于汤寿潜的姻亲杭州绸商蒋廷桂则投资20万元，而杭州信源金店店主胡焕第一次入股即达10万元⁽¹⁸⁾。总之，良好的区域人文环境凝聚了商界、政界及文化界的浙藉人士，成为商办浙路的中流砥柱。而以汤寿潜为代表的董事会倘若没有高度的民族忧患意识、浓郁的桑梓情怀和百折不饶的近代上海移民精神，必然难以孕育出坚定的商办信念，浙路亦势必早被摧之、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