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学派内部尽管治学风格各异，但均强调严谨治学，熟稔国学经典。以汤寿潜为代表的浙路精英们，受浙东学术精神濡染而呈现的是一种求真务实的人生态度和脚踏实地、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同时海派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进取精神又赋予他们前瞻性的企业理念和开拓性的经营策略。这两种文化品格相得益彰地融合在浙路企业的运作中。
首先，汤寿潜等主持制订了中国商办铁路史上唯一完善的严格、规范的公司管理章程。
自1906年浙路开工后，虽然“求一潦草章程不可得”，但他们秉着“填海之诚、移山之愚”的精神，及“实心虚心”的态度，借鉴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着手起草详细的浙路章程。汤寿潜曾亲自致函清廷驻日大臣李柳溪，请其代向日本铁道作业局调取有关铁路组织、经营管理等全套资料，奉为蓝本(19)，并以留美铁路专科生濮登青提供的情况作补充，同时还广泛征求富有企业经验的董事绅商们的意见，甚至致函江苏巡抚“章程附呈教正”(20)，草案边实施、边修改，“行之有碍而改焉，改之有碍而又改焉”(21)。正是在集思广益、反复锤炼的基础上，较详尽的《奏准商办全浙铁路有限公司章程》于1907―1908年间完成，以后又进一步补充与完善。该章程乃求真务实和“兼容”、“开新”的产物。综观浙路章程，折射出以下几方面的现代企业经营理念：
其一，严格、民主的企业管理体制。
章程规定：每年召开一次股东大会，代表全体股民的利益，并按一人一票制选举董事会成员和查帐员；经众股东民主选举出来的董事会为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凡涉及有关公司经营管理、发展规划等重大事件均须由董事会集体讨论并表决；每三个月在杭沪两地轮流举行一次总会，每月分别在杭沪举行三次定期会，如有必要还可召集临时会。
其二，规范、有序的行政管理制度。
章程对自总副理至普通职员的工作职责、奖惩赏罚、出勤休沐、探亲抚恤等制度、细则均有详细的明文规定。
其三，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
浙路公司自开办之初就设有查帐人，尔后该制度愈来愈健全，成为独立于公司职权部门之外的监察机构。查帐人不仅有权审查总副理是否遵守章程及执行股东会所议决之事，而且对本公司一切业务往来、帐目簿册、出入款项、公司一切财产等有随时核查之权，公司职员有配合之义务。所有检查之物如无差错须由查帐人签名、画押存档，并将查核情况形成书面报告在股东会及董事会上宣读。该体制有利于防止滥用职权、贪污作弊等腐败行为。
其四，健全、透明的财务制度。
章程对自总理至普通职员的薪水等级作了明文规定，其中总副理、董事及查帐员的薪水均由股东大会议决。旅费章程对职员差旅费的预支、报销、补贴规定得极为详尽，甚至规定：“旅行中如遇有道路阻塞及其他意外事故不能照指定路程径赴者当照实报销”，如“因私逗留或照指定路程以外因私迂道者，所有迂道及逗留之费概行扣算”，“倘偶遇疾病不刻计日径赴者除计日给予栈费外，由董事会酌议津贴医药费”。
为避免流于形式，汤寿潜首先带头恪守公司章程：“每月考勤，有不照章办理者，不稍事瞻徇。”“一切帐目，不时查问，工料出入，营业收支，尤为注意。”“应开支则开支，应撙节则撙节，劳怨概所不计。”(22)“子弟、亲戚门生，至有佳者，经合例之股东荐保，亦必不用，曰宁矫情以防私弊。”(23)汤的楷模形象有力地强化了职员遵守章程的自觉性，也大大保证了浙路公司各项制度的有效性。
完善、严格的章程体现了浙路公司较高的企业管理水准，使浙路企业形成良性运作的机制。制度的发育源于经济组织的需要，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乃经济组织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制度文化着重于管理……，管理的导向是为了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保证经济活动的合理性。”(24)与浙路形成鲜明对照，其它铁路公司则大都未兑现日后再订详细章程的承诺，致使流弊丛生、路工放任、成效低微。例如，招股不亚于浙路的川、粤两公司即为流弊丛生的典型。川路公司常年不设董事会、查帐员，股东无权过问公司的帐目及经营状况，长期“帐目繁杂，簿册凌乱”(25)，存放上海用于购料、生息的350万两白银仅由保管员施典章独自支配，被亏蚀、挥霍一空，八年间，川路“前后所费几一千一百三十万元，而仅完成十英里”。致使广大股民血本无归，且“追讨无门”。至于粤路公司的大股东均为华侨，他们常年在海外，鞭长莫及，故董事会长期以来派系林立、尔虞我诈、贪污受贿、因循苟且：“自光绪三十二年禀商部文内声明另订详细专章，乃距今四年尚未提出，丛生百弊，是其总因。”(26)粤路甚至聘在籍京官梁诚为公司总理，贿以二万四千元的年薪（恰为汤的四倍），使其“凡事悉听董事局及总工程师所为，把持播弄，不敢干预”(27)，其舞弊之风愈演愈烈，自1906至1909年，粤路耗资800万，筑路45公里，“其成本之巨，糜费之多，工程之延缓，实为中外铁路所仅见”(28)。反观川、粤两路的流弊，高素质的管理水准乃浙路企业成功之根本，而高素质的管理水准无疑受益于良好的江南区域人文环境。
其次，在区域人文精神的濡染下，浙路精英们将传统经营方略与开拓式经营理念相得益彰地融于企业运作中。在上海的浙籍商帮深受“影响绵长的浙东学术氛围”中“工商皆本”和“重然诺”思想的濡染，内敛成良好的商业精神（敬业、守信、机敏等），同时又兼具吃苦耐劳、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上海移民精神。独特的人文环境使他们在商业领域中英才卓荦。正如时人所誉：“浙人性机智，有胆识，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其经营商业也，不墨守成规，而能随机应变，故能与票号抗衡，在南中别树一帜。”因此，他们敢于投资风险大、周期长的铁路企业，能发挥固有的经商才能，审时度势地实施了其他铁路公司无法望其项背的开拓性的经营策略：附设铁路银行、创办铁路学校、自建煤矿等，从资金周转、技术人才力量、燃料动力等方面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原材料的采购方面更是独辟蹊径，为避免资金的糜费，公司采取灵活的对策，尽量不要进口货。因此钢轨大部分购自汉阳铁厂，钢桥则大都购自上海，他们还对国内原材料厂家进行资本渗透，如参股盛宣怀筹划的汉冶萍煤铁矿公司等，对于必须进口的材料，则采取多国比较，择其最经济实惠者而取之，如枕木购自较便宜的日本、新加坡，机车则分购美、英、德、比利时等，巧妙地避免受外国垄断价格之操纵(29)，致使伦敦《太晤士报》因英国不能获得优先权而颇为不满地指责汤：“杭公司之主任者于采办机车事，竟登报广告，招人投标。”
浙路公司这种开拓性的经营理念，在汤寿潜首倡的“东南铁路大计划”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同时代人所未能企及的高度。汤不仅有自办全浙铁路的雄心，更有胸怀整个东南的壮志，具有跨区域合作的前瞻意识。他呼吁闽粤浙赣的绅商们：“为国防计、为商业计”，“东南数省将相互提携，以期存立，尤应该以铁道贯通之。”(30)为将此宏伟蓝图付诸实践，汤还多次风尘仆仆远赴潮、汕、南洋等地演说、筹款。而其他商办铁路则各自为政，相互观望，导致“如西潼之有待洛潼，湘路之力催鄂路，彼此趑趄不前，而时机已不我待矣”(31)。可见，浙路若无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开拓性的经营策略以及前瞻性的经营理念，也势必如川路、粤路般糜费低效，亦如湘路、鄂路般趑趄不前，而难以成为“商办铁路之显著者”。因为“精神文化对于人们的经济生活的派生作用虽然没有那么直接，却可以提高生产者的素质，从而转化成经济生产能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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