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灵武学生二三事

民国时期灵武学生二三事

走过的历史车轮印迹会慢慢淡去，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会被人淡忘，民国期间灵武学生的一些事情经“老学究”的回忆，又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1924～1930年，灵武县城第一完小的校长是陈明新，教师是李玉鼎、王文炳，还有其他教师。学生们都说1～3年级的教师王文炳教书非常认真。他讲课时，对每个生字举一反三地进行讲解，力图让学生们听懂、记住。口碑非常好的老师是家住吴忠梁家湾子的梁科老师，字甲三。这位老师工作非常认真，教课时对学生循循善诱，而且教学方式多样。为了让学生多学知识，他提倡自学和晚自习教学，并到很多学生家中动员说服学生住校，晚上补课。高年级的老师是李玉鼎、唐万寿等人，这些老师都是清代拨贡，古文基础好，教书要求严厉，对学生“礼义廉耻”的教育非常重视，特别是对写字要求严格。在他们的熏陶下，高年级的学生都写出了一笔好字。

灵武城当时设有5个完小，第一完小的师资非常好，学校在灵武、吴忠一带很有名气，一些吴忠的学生也赶到灵武第一完小读书，如学生苏忠、李寿山、张雄先、张锦、张镇等，都是从吴忠过来的。那时上学对学生的年龄没有明显的限制，很多年龄较大的青年人也到县城完小读书，20多岁的学生就有20几个，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也没有人觉得奇怪。学生的数量在高中低三个年级的班里，时常增加或减少，主要原因是有很多学生的家庭非常贫穷，有时读上一个阶段后就辍学了，家境情况好时再来继续上学。县城完小的学生读到6年级后进人中学读书的人更少。20世纪30年代，在灵武从县城完小读完小学进入中学的学生不到20人，大多数学生都是因家境不好而中途辍学。有一年整个县城初中毕业的只有灵武南乡的学生代思信一人，可算是凤毛麟角了。高中毕业的学生就更少了。有一年，灵武只有东塔塔湾子旁和东门的白琏、龙沛霖两人高中毕业。那时的高中毕业生，真算是鹤立鸡群了。在民国期间高中毕业生是很稀少的，白琏后来当了县党部书记，龙沛霖也在民国时一些部门先后任过很多职务。灵武的知名人士谢瑞祯、赵光祖、陈明德，在民国期间曾和他们一起在县小读书时的同班同学近30名，最后只有孙振华1人大学毕业，3人初师毕业，2人初中毕业。那时兴的是“学而优则仕”，上了初中才能出人头地。如民国期间，县城完小的学生苏成霖、陈明德、赵光祖、谢瑞祯等读完了小学继续读中学，初中毕业后有的当了学校校长和教师，有的在县政府一些部门任职。陈明德语文功底很好，在政府任秘书长。小学毕业后回家务农的一些学生因为有6年的小学经历，在农村也属于“小知识分子”，被农民称作“有文墨”的人，在农村也当了区长、乡长，如完小毕业的学生吴万录回家就当了灵武第二区副区长。

当时的学生在读完小学后，学习成绩优秀的或家庭条件较好的，父母为把孩子培养成人，就继续把孩子送往银川就读，上学的地点是宁夏第一中学。这个学校有两块牌子，是将中学和师范办在一起的一所学校，学校有初中部、高中部，同时设前期师范班，这是宁夏的一所“高等学府”，在民国时期是最好的，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很强。学校除宁夏籍教师外，还有很多教师是从外地聘请来的。数学教师陈春岗，理化教师邬梅溪，历史教师黄执中，体育教师陈宝剑，英语教师杨崇德，语文教师许景鲁，生理卫生教师黄光贫等。校长更换比较频繁，徐宗儒、黄光篑、牟风鸣等人都轮流当过校长，教务主任是孙延吾。学校地址在银川书院和文庙旁，附近就是银川的米粮市场。

民国期间，马鸿逵统治集团为粉饰自己，标榜关心教育，支持学生就学，也曾做过这样的规定：各市县到银川宁夏第一中学读书的学生，各地政府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自行制定标准，发给一定的补助费，补助标准也由各县制定，数量不一。灵武制定的补助标准是每个学生一年两个学期补助72元，学生的生活费每月实际花费在8～9元。家中补贴2～3元。民国期间，由于宁夏第一中学是宁夏唯一的“高等学府”，各县高小毕业的家境好的学生基本上都到这个学校求学。为了加强管理，按照学校的安排，各县的学生都成立了学生自治委员会，定期将学校填好的上学补助费花名册加盖学校印鉴送往所属县政府，领取补助费。

1932年，灵武有近30名学生在宁夏第一中学就读。灵武学生自治会会长由赵光祖担任。1932年，程福刚调任灵武当县长。秋天学生们到县政府领取补助费，在县政府的大会议室里（老百姓叫二堂），程福刚坐在一把太师椅上，翻看着领取补助费的花名册，他边看边皱着眉头。领头的学生赵光祖、谢瑞祯很害怕，胆战心惊地告诉他，领取补助费是过去政府制定的，已成惯例。他听完这件事后说：“日怪了，哪有拿上钱让你们上学的道理，你们家能供养你就去上学，无力供养就回家种田。”学生们听后十分焦急，纷纷说这是过去政府作的规定，请程县长开恩。程福刚发了脾气骂道：“过去定的规定，那是过去的事，现在没有这个规定，县府也没有这笔支出让你们上中学，都给我走。”学生的补助金就这样被程福刚野蛮地取消了。学生们回去把这事告诉了家长。家长听后也无可奈何，只能在家中偷偷地骂“程剥皮”坏了天良，断了孩子的求学之路。取消补助费后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只好辍学回家种田。也有很多学生已临近毕业，家中为了不让孩子半途而废，就向四邻告借筹措学费，使孩子完成了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