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二年灵武县长程福刚

民国二十二年灵武县长程福刚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程福刚调到灵武县接替了县长任永的职务。在得知程福刚来灵任职的音信后，县政府各科室的工作人员三三两两扎堆悄悄议论，特别是各科科长手心里都捏着一把冷汗，心中忐忑不安。原因是程福刚有宁夏的统治者马鸿逵做靠山，是马鸿逵的得力干将、忠实走卒、目中红人，名气大，脾气坏，为人蛮横霸道，很难与人相处共事，在为马鸿逵卖命的十余年中，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深得马鸿逵的器重。

程福刚，字剑秋，山西省稷山县人，他矮胖身材，常年留着齐刷刷的板刷式平头，紫铜色的方脸上缀着几个深褐色的麻子，大嘴厚唇，不苟言笑，使人望而生畏。两道浓黑的扫帚眉下，一双大眼睛黑亮有神，盯起人来使人不寒而栗。他早年入伍，靠政治上的溜须拍马、欺上瞒下、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本领，一路青云直上。他在民国期间，追随马鸿逵，先后在宁夏县、平罗县、中卫县、灵武县等六县任过县长，还担任过15路军总指挥部上校军法主任，军法处少将处长。他在任各种职务时，为人傲慢霸气，性格暴戾，但头脑机敏，办事干练，认真细致，老百姓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程剥皮”。这个绰号广传宁夏，很多人都知道，包括他的同事和上司。

1946年，马鸿逵为标榜自己“施行仁政”，欺骗人民，在省城和各县设置了“告密箱”，让百姓揭发“徇私舞弊、受贿违法”的官员。很多老百姓看穿了这种“告密箱”不过是掩盖马鸿逵统治集团暴行的一种手段，即便对统治者官员有气和看法也不敢去投，知道投告信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有一天，有人却在银川钟鼓楼设置的“告密箱”中投进一幅描写马鸿逵统治集团四大奴才丑恶嘴脸的漫画，他们是手拨算盘、搜刮民财的财政厅厅长赵文府，矮胖凶恶、满脸横肉拿着血淋淋大刀审案杀人的军法处长程福刚，提斗拿秤、垄断粮食市场的军粮局局长金钟秀，长袍马褂、戴礼帽眼镜奉献钱财的招财童子银行行长李云祥。这幅漫画非常形象逼真地画出了忠于马鸿逵的干将的神态，特别是画中的程福刚神形兼备，令人生畏。

民国期间，程福刚是马鸿逵统治集团的得力干将，他和宁夏建设厅厅长苏连元、财政厅厅长赵文府、民政厅厅长海涛并称为马鸿逵的四大金刚，是宁夏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传说着程福刚到任当天的一件事。程福刚于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二月十日到任，他在县府接见了全体工作人员和商会各界代表，始终未露一丝笑容，紧接着令秘书科人员拿来职员花名册点名认人。这天除二科一人因母亲去世守孝外再无人请假，都来应卯，才算平安无事。这是程福刚到任后的第一个下马威。第二天，程福刚命人购买了两丈长的白布，亲自书写了一副对联悬挂在政府大堂东西两边立柱上。上联是：“图升官发财，为个人谋利益的滚出去”，下联是“能清廉真正，给大众办好事者请进来。”对联高挂了很长时间，但大家都知道程福刚作恶多端、为虎作伥、嘴上一套、内心狠毒，都是以静观的态度观望着“程剥皮”的所作所为。他手底下的办事人员则心惊胆战，生怕一句话说不好，一件事办不妥便有灭顶之灾。一些科长尽管办事小心谨慎，但还是有人挨过他的耳光，灵武人又给他起了个绰号“程大巴掌”。

程福刚上任一月后，便以县府行文成立了地政科，对全县的土地人口进行清查勘丈，将灵武县的人口土地全部清查一遍。这次清查的人口是12144户。紧接着程福刚又接到宁夏省府的安排，推行区乡保甲制，强化基层统治，10户为甲，10甲为保，设置了保甲长制度，把灵武设为4区、16乡、68保、932甲。区长、保长、甲长共1020人。一人犯事，一甲株连，敲更值夜，抽丁派款。区乡保甲的费用都由自己自筹解决，向老百姓摊派。两个月后，程福刚下令在县城内拆去了刘公祠等寺庙，将木材拉到银川修筑军事工程。看到程福刚拆毁古旧建筑、破坏文物，从百姓到县府各科室工作人员都非常气愤，但大家深知程福刚凶恶异常，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任其胡作非为、横行霸道。

程福刚上任三个月，又按照马鸿逵的旨意，由县府行文，命令将县内所有公办、私办学校财产一律充公，不论过去是谁投资，谁是股东、学东，财产全为县府所有。一纸公文使大批民间财产落人县府，很多人更是敢怒而不敢言，背地里暗骂“程剥皮”。

程福刚在灵武一年中，苛捐杂税种类繁多，百姓深受其害。县府的工作人员也每日奔波，到处布置查验，疲惫不堪。这是程福刚秉承马鸿逵统治集团的旨意，积极反共防共、加强管理措施的实施。

程福刚的卖力效忠深得马鸿逵的赞赏，到灵武任县长短短一年时间内，就为马鸿逵统治集团筹集军粮、丈量土地、拆除寺庙，做了很多事。马鸿逵也非常高兴，在省府会议上对程福刚到灵武后的“政绩”大加表彰嘉奖，并说，“阿扎，尕娃剑秋真能干，堪为县长楷模。”

程福刚为官期间，确实为马鸿逵卖了命，流了汗。他不论在哪个县任县长，都颇有一番卖命的“实绩”。民国三十六年，他在中卫任县长时，以办暑假教师团、惩办共党分子为由，逮捕了学校教师潘钟林、温宝玺，使中卫县笼罩着浓厚的恐怖气氛。为反共防共，他按照马鸿逵的命令，不惜搜刮民财，在中卫修筑了50多座碉堡。修建碉堡时，程福刚每天领着中卫县府的工作人员到各工地视察，遇上质量不好的工程，毫不客气，不是责打便是重罚。修建碉堡摊派的人力、物力，使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对反共反人民，为马鸿逵统治阶级服务的事，程福刚非常尽力。他在任军法处处长时，逮捕过许多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1940年4月12日，程福刚亲自带领30多名宪兵逮捕了崔景岳等30多名地下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自始至终参与了审讯党的地下工作者崔景岳等人的活动。1941年4月17日深夜，程福刚又参与了屠杀崔景岳、孟长有、马文良三位共产党员的行动。刑场上，崔景岳怒斥程福刚：“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死虽然不得其时其地，但死得其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一辈子感到无上光荣。你们杀不完共产党人，也杀不完中国老百姓。他们总有一天会给我们报仇雪恨的。”程福刚面对三位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共产党员，汗流浃背，面如死灰。程福刚还查禁过进步书刊，他所管辖的稽查处分布在宁夏各个县，贺兰、永宁、灵武、金积、中卫、同心、盐池、惠农、磴口等13个县都设有稽查分处。各分处又在各辖区的关卡渡口设置稽查所28个，形成了28个关卡，在宁夏如蜘蛛网一样，并配有宪兵连、便衣队、骑兵巡查队，权力很大。他还兼管过宁夏的电力照明业务。马鸿逵非常信任他，举办的一些大型集会，都亲自点名由程福刚负责警卫事宜，如民国33年宁夏举办大型运动会，就由程福刚担任大会宪兵警备处处长，负责安保警卫事宜。

对于地方公益事业，程福刚是另一种态度。他在灵武任县长时，县城东街康熙年间修建的东鼓楼因大风吹毁楼阁，地方绅士联名请愿，请求县府拨资修复，但程福刚借口地方财政贫乏，分文未拨。鼓楼修复无法进行，百姓只好集资在东鼓楼残存的墩台上盖好三间土房以维持鼓楼的简陋形象。东鼓楼墩台上的三间土房盖好后，程福刚为消除百姓对他不支持公益事业的怨恨之气，写了一条“钟灵毓秀”的条幅，令秘书科刻成木匾，送往东鼓楼土房内悬挂。挂牌那天，灵武城中有些文人和书法家也去观看，一些书法家的评论是：程福刚的颜体字写得确实有一定功底，字写得凝重大方、墨气淋漓，颇有颜真卿颜体的韵味。而老百姓却把这四个字反过来念“羞死灵虫”，把程福刚说成是“灵虫虫”，形容他玩弄权术，太过于聪明了。

程福刚对于老百姓的事情采取的态度是一推二挡三不管，但对“官修衙门”这句话却奉为经典。为了在政治上钻营，飞黄腾达，他不惜余力，不择手段，在灵武花费大量的民脂民膏大兴土木，修建县府衙门，建了大堂、二堂、东花厅、西花厅，且修得富丽堂皇。马鸿逵视察灵武时，在很多官员面前表扬了程福刚。他在中卫任县长时，也按照灵武县府的模样修建了政府，并且非常气派。他在很多会议上讲自己为灵武百姓办了事，为造富桑梓出了力、流了汗，想标榜自己，树立自己的威信，沽名钓誉。岂不知，老百姓对他流传在宁夏各地的丑闻了如指掌，对他“官声”的好坏心中早有定论，对拆除灵武刘公祠、少公祠的举动极不满意，对稍不遂意便动手打人、骂街的行为非常气愤反感。

在动荡的民国年间，程福刚为虎作伥，鱼肉百姓，为官不修厚德，为人刁蛮，暴戾霸道，对其人品及所作所为百姓自有公论。程福刚为马鸿逵的卖命也得到了马氏统治集团的回报，20世纪40年代，程福刚被推荐为南京国民党立法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1日，解放宁夏的进军号角吹响，马鸿逵携带四姨太刘慕侠、五姨太邹德一、六姨太赵兰香、民政厅厅长海涛及军法处处长程福刚一行30多人仓皇逃离宁夏，辗转重庆跑到台湾，程福刚最终落了个客死他乡的下场。

岁月骎骎，日月如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对于灵武县历届官员，老百姓自有口碑，褒贬分明。若造富一方，百姓会脱靴挂墙、铭记恩德；反之则视为洪水猛兽，路人皆绕行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