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状元”李珍

农民“状元”李珍

俗话说：“三年时间能学会做买卖，十年光阴也学不会种庄稼”“行行出状元”。在灵武城东北门外的近郊农村，凡是年过花甲的农民，说起李珍这个人都会翘起拇指，夸他是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培育青贷（水果）果木的能人，懂水利工程的“专家”，他种田种树的本事非凡，出类拔萃，是农民中的“状元”。

李珍是土生土长的灵武人，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农业生产、庄稼种植、果树培育、水利工程建设上，具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县城东北门的果园、园艺村和灵武农场，至今流传着他的很多种庄稼种树修渠测量的奇闻轶事，高超的水平和本事，令人钦佩和赞扬，应了“行行出状元”的古语。

讲起李珍的老祖先，也颇有传奇色彩，据说李珍的老祖先是中原人，在元朝时，其祖由于英俊伟岸，英武聪慧，被蒙古王爷看上而招为驸马。元朝灭亡后，在明初时期，举家南逃到宁夏来到灵州，也许看到灵武这片有山有川、河套沃地时，李驸马决定停留定居，此后便隐姓埋名在灵武城近郊东门外过关庙桥后居住。这地方北靠“北沙窝”，东邻“教场滩”，南靠秦渠，西望县城被人们叫做“山边子”。他带领妻儿老小开垦土地，种柳栽梨，建屋筑墙，成为了灵州的农民。岁月一天天过去，由于妻子及家人还保留着一些蒙古族生活起居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中夹带着的蒙古语言，引起了乡邻的猜疑，后来他的身份和底细还是被乡邻知道了，善良的灵州乡邻仍和他相敬如宾，和睦相处，人们把他开垦居住的这片土地叫做李鞑子洼。光阴如梭，岁月流逝，李驸马的后人一辈辈繁衍生存在灵武，成为地地道道的灵武人。

李珍的父亲，名叫李芳麟，是一个早年读过私塾的农民，他挚爱着祖先开垦下的这片叫做李鞑子洼的这片土地，自小到老，生息在这片土地上。光绪三十年（1904年）4月8日，他的儿子李珍生在李鞑子洼。有着私塾文化功底的李芳麟非常喜欢他，打小教他《百家姓》《千字文》《朱子家训》等。李珍非常聪慧，在十几岁前，随其父识字，认识了几千字，粗通了文墨，睁开了眼睛，算得上是灵武城农村里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民国期间，政局不稳，战火频繁，李珍的父亲惜子心切不愿意送子外出求学，而是教李珍守家种地度日，李珍也自小对祖先开垦出来的这片土地非常挚爱，对求学兴趣不大，而对种地种树情有独钟。因此和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他在儿时得到了曾上过私塾的父亲的教诲，粗通了文墨，尽管他爱土地，但骨子里也喜欢文化，喜欢研究管理庄稼果木的技术。因此对文化十分敬重，态度近于膜拜，或许是一种对文化的崇敬心理和传统的熏陶，他对带字的纸片从不踩在脚下。他认为踩了字纸就是对文化的亵渎和不敬。走路碰上带字的纸片，他不是捡起来顺手塞进墙角旮旯里，便是捡起来带回家中，扔到灶火坑里或炕洞中焚烧，这种习惯最后成瘾，几十年没有改变，一直沿袭到他去世前。李珍在这片土地上，厮守着赖以生存的土地，终日在李鞑子洼的土地果林中勤耕细作，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聪慧的李珍生性爱着土地，他想着方子改善管理着土地和果林，在细心的管理下，他种的土地的收成总是比别人产量高。培育的果林品种多，质量好，逢集到城里去卖，卖的快，价格好。引黄灌区的一些传统好品种，长把梨、长红枣、玉皇李子、口外杏子、兰州杏子，李珍都精心地引进，在自己的园子中栽植培育，他爱琢磨，胆子也大，听说那里有好品种，便赶去给人家说好话，剪枝采穗回来嫁接。爱好和辛勤的双向结合，使他在果林上更新培育创出了新路子。他的果园品种多，秋季果实也结的硕果累累，每年收成较好。父亲李芳麟看到自己的儿子，年龄不大，爱果园，肯下死力劳作，而且有创新，心里十分高兴，索性有些事就不管他，任李珍在果园和农田里施展他的本事。在管理土地上，李珍也得出了结论，他深深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土地有灵性，汗水是土地最好的滋润汁，只要爱土地、果林，精心管理着土地和果林，付出辛勤的努力就会得到收获。他在16岁时，做的一件事，便使人刮目相看。民国8年（1919年）4月，灵武东北城外的果林，遍生星毛虫害，这种虫害每年深秋在树上结卵，第二年春幼虫出壳，虫多危害大，啃吃树上嫩枝幼叶。这一年星毛虫害泛滥严重，而且大面积漫延，这对“面朝黄土背朝青天”靠种果树生存的果农无疑是灭顶之灾。尤其在民国战乱期间，科技防治病虫害措施低下甚至没有的情况下，农民遇到自然灾害时，遇上经济条件不好或者没有措施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星毛虫害的漫延，使李珍家的果林也受到侵害。年方16岁的他和大人一样焦急，在没有任何药物防治的情况下，李珍每天在自己果林里，采取用手捋、用水冲，用烟熏的方法，力求减少星毛虫害对果林的侵害损失，使用多种方法，进行防治病虫害都没有效果，李珍更加焦急，他心急如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嘴上起着一层层白皮，每天都在自己家的果林里徘徊。一天早上，他在曾点火熏星毛虫的灰烬底盘上，发现很多星毛虫的尸体，这使他受到了星毛虫怕草木灰的启示。他随即点了一些柴草，火燃完成灰烬后搅拌在水中，用这种草木灰水喷洒在被星毛虫密密麻麻染病的树枝杆上。几天后，他家的果林病虫害得到了控制。实践证明这种办法非常有效。为了使这一经验推广，使乡邻染病果木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16岁的李珍鼓足勇气，去村里找了保甲长，给他们谈了治病方法。保甲长亲自领人到果林观摩，认为这是防病治病切实可行的好办法。随即通知了很多果农来实地学习。一传十十传百，很快16岁的李珍用草木灰水防治星毛虫害的信息传遍了县城周围农村，鉴于这一年星毛虫害在灵武县城果林漫延面积大，虫害严重，县政府也很重视，也利用各种途径很快推广了李珍用草木灰水防治星毛虫病害的方法。在群防群治的灭虫保树的措施中，星毛虫害被控制了下去。在秋季，水果产量没有减产，仍取得了丰收。在当年10月份，时任政府县长王之臣在“劝农”会上，用浓重的湖南话，夸奖了李珍“有志不在年高呀，小小伢儿，创法灭虫，功在乡梓”。经过这年的灭虫经验推广，和县长的亲自夸奖，年仅16岁的李珍成了名人。灵武城外果园、园艺的农民都知道李鞑子洼有个叫李珍的小伙子非常“日能”，县老爷也夸过了他。由于这年的治虫的成功和荣耀，更加深了李珍对农业的热爱，也奠定了他愿当一辈子农民的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李珍更加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管理土地，培育果树的劳动中，他细心地观察农作物和果林的生长过程，运用各种措施，促高产、促产量。总结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光阴如箭，转眼间，李珍已在李鞑子洼的土地上长成了一个小伙子，民国13年（1924年）10月，20岁的李珍在父母的操持下娶了媳妇，是果园村一位唐姓果农的女儿。其后李珍和其妻养育了三男五女，长子李清福，次子李清禄，三子李清龙，长女李清芳，次女李清兰，三女李清风，四女李清霞、五女李清香。李珍结婚后，按照灵武人“树大分枝”的习俗，其父李芳麟邀请了李姓长辈及李珍的姑舅长辈，为李氏兄弟分家，李珍单独立户，分得10亩4分地度日。李珍率妻儿辛勤耕作劳动，日子过的虽不富裕，也可勉强度日。

民国26年（1937年）宁夏的统治者马鸿逵在灵武修建“第一线工程”强行拆毁民房，驱赶百姓，修筑了碉堡220座，强制征集国民兵，抓兵达万人之多，一时间，闹的灵武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很多老百姓背井离乡，举家出逃。李珍也是惜子如命，为使儿子不被抓兵，将房地典出，带着全家逃往内蒙，先后在撒布井、上海庙、三段地等地方给人圈井、放羊、打麻黄、挖甘草度日。民国35年（1946年）的冬天，李珍的父亲李芳麟年老体衰染病卧床，带信让李珍返回。春节前李珍带妻子儿女自内蒙返回灵武。自此李珍收回了原典当出去的10亩4分地，又开始经营着土地果林。由于他在管理土地上舍得死花力气，而且爱动脑筋想招数，每年土地产量高，果林果实收入也好，他在摸索种植庄稼果木的同时，也经常向长辈们请教，再付诸于实践，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经验，比如他曾听很多老年人讲：“麦子种在九里头，成不成也能打几斗”。而现实是很多人种麦子是等在“九九再一九，犁铧遍地走”的季节才开始耙田播种。李珍认为老辈人讲话肯定是有道理的，是经过多少年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他决心在实践去印证。他在春节过后，便领着妻儿在刚化冻的土地上犁田播种，当很多农民还沉浸在春节过后悠闲的时间里走亲戚逛大街时，他已经种完了麦子。“苦心人，天不负”。当秋季收割麦子时，他体会到了老辈人讲的是对的。在他辛勤的劳动中，和不断学习实践里，收获就是比别人好。很多农民看到李珍的庄稼种的好，果林管理的好，确实很佩服他。遇上问题都向他求教，他也喜欢和别人在一起探讨管理土地的路数和措施，农民和乡邻都喜欢这个在土地上管理上有招数有手段的能人。处于使用他的才能的动机，一区还聘他任秦渠水利工程的管工。在每年春季和秋季，带领民工开沟挖渠，清淤疏流，用石头砌筑跌水，用枝条压筑渠口。李珍是个有心人，总喜欢琢磨探索。几年管工时间过去了，他在水利工程建设上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而且他的品行也能让人信服。1947年4月间发生的事证实了李珍是一个能服众的人，让人尊敬的人。这年春天秦渠的下梢因为土地面积大，支渠长，而且狭窄，且弯弯曲曲流水不畅。下游缺水非常严重，正是青苗需水季节，人人心急如火，李鞑子洼的村民和周边的村民为争淌水引起了矛盾，打得头破血流。李珍闻讯赶到现场，他劝说大家：“我们淌不上水的原因是渠道不合理，大家都挤路占渠，你一尺，我五寸，渠成了啥样子了。弯弯曲曲，流水不畅，今天吵，明天骂，能解决啥问题。今天打了架，明天还是淌不上，要想大家往后都淌好水，你退一尺，他退五寸，小渠变成大渠，拐弯取直，水量增大，减少淌水时间，大家都能淌了水，哪能发生骂仗打捶的事呢？”一席话找出了淌水难的症结和原因，说的大家全散了，过了几天，他等众人气消了，先找了几家大姓的长辈，谈了他的通渠的想法，大家都说他讲的有道理。蒋、党、李三家大姓的长辈们分别召集了后辈，做了工作，几家单姓农民也附和了大家，形成了共识。几天后，李鞑子洼及周围有田的农民自发地参加了修渠工程，而且大家都很自觉地把挤渠占道的位置退了出来，很快这条梢子渠道被修的直线宽敞，秦渠水直畅流通。而且水量很大，缩短了每家的淌水时间，大家的田地果树都及时地淌上了水。这场化干戈为玉帛的举动，赢得了大家的好评。在民国动荡的年月里，李珍不停地劳动，而且在管理果林土地的空闲时间，出外打工养活着全家老小，苦度着艰辛的岁月。

1949年9月，在隆隆的炮声中，解放军19兵团解放了灵武，李珍饱尝了在旧社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经历，从解放后灵武的变化，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积极参加了村上的工作，不断地努力，忘我的工作，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肯定，大家推选他当了村上的缴粮委员、调解委员，还被村上推荐为村代表。参加乡上、区上和县上的一些会议和活动。

1950年，李珍在农业生产管理上的才华和抱负得到了升华和显现，他的聪明才智和高超的农业管理才华和经验得到了施展，这是由于灵武农场的建立而给李珍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

1950年10月，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村部根据大量的勘查资料，报经中央批准，决定在灵武县建设国营机械化农场，建场的方针是“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多打粮食，示范农场”。12月1日宣布成立灵武农场。建设农场采用的方式是“边勘测、边开荒、边生产、边规划、边建设”。工人干部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极为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恶劣的气候及荒凉的自然条件抗争。他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开垦荒地，开挖渠道，移沙丘，平沟壑，砍沙棘、烧野荒，开发着一寸寸一米米土地。条件的艰苦，没有阻挡农垦职工前进的步伐，成百成千亩土地在坚强的农垦职工的手下，拓展延伸。一个农场的初步规模开始形成。建设农场困难非常多，生地开出来了，但是缺乏生产知识和经验势必影响来年的生产。带着这个问题的思考，一次在灵武县委的会议结束后，时任灵武农场首任场长高宜之向灵武县委书记何广宽提出了请求灵武县委给予支持一个懂农业知识的“老农”到新建的农场指导农业管理工作的建议。

县委书记何广宽对高宜之场长提出的请求非常重视，他在一次会议上和参加会议的县城东门二乡乡长谈起此事。二乡乡长马上回答道：“请书记放心，这个问题好解决，我们有这样的人才，让李珍去，这是我们乡的农民能人，本事大，才气高，搞水利，种庄稼的本事呱呱叫，是我们乡上的土专家，完全可以去当顾问”。何广宽同意了乡上的意见，并指示乡上尽快通知李珍去灵武农场。在县委的推荐下，1951年2月，李珍拿着县委的介绍信，背着简陋的行李，健步走到农场去报到。这时李珍47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时期，灵武农场非常欢迎这位灵武县委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慎重推荐的农民，也非常尊重这位具有丰富管理农田经验的“老农”。任命他为灵武农场的农业顾问兼任农工队队长。

1951年是灵武农场建设的关键年，这一年灵武农场在熟地（农场现三号地）耕种小麦139.5亩，在50年秋冬季开垦的901.24亩生地种植了水稻、高粱、苜蓿等农作物，并且建立了32亩农业试验田。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农作物时，时任农工队队长的李珍，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他在选种播种时非常细心，每天清晨，提上一瓷罐子水，怀里揣上二个馍，便赶到田里，和职工一起进行精耕细作，从选种下播施肥各个环节上丝毫不敢怠慢。虽然县城和农场不到十里远，近一年时间，他从未回过距农场十里的灵武近郊的家里，一心扑在开垦种植的土地里，因为他感到责任重大，灵武县委推荐他来农场，农场领导又非常器重他，这种荣誉使他下决心报答组织的厚爱。他深深地记住了这一幕难忘的情景，刚到农场的第一天，他进场部报到时，高宜之场长拍着他的肩膀讲的那一席话：“老李，你是灵武县给我们推荐的农业专家，场里种庄稼的事全靠你了，我们现在的农田种植管理经验非常缺乏，你要把技术全部毫不保留的贡献出来，建场的序幕已拉开，今年第一年的试验种植能否成功，我们就看你的了，相信你会发挥聪明才智，使我们的种植成功”。李珍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整个春夏秋三季季节里，埋头在大田里，从事着挖渠、打埂、犁地、耙田、选种、播种、淌水、施肥、锄草、打药的各道工序，每天累的筋疲力尽，人变的又黑又瘦，“苦心人天不负”在他废寝忘食的努力下，和广大职工的努力拼搏中，土地向人们展示了丰硕的成果。当年种植的小麦，亩产达到41公斤，水稻亩产平均达到96公斤，糜子亩产达到35.8公斤。这些数据在现在可能使人感到微不足道，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灵武，这些数据无疑是一组闪闪发光落地有声的金色标志。沉睡千年，初次开垦的盐碱瘠薄的处女地第一次种植成功的各种农作物，向人类献出的丰收成果，是可歌可泣，令人喜悦的。当年开垦，当年种植达到这样的亩产，起到了鼓舞广大职工斗志和勇气的重大作用。这是探索和勇于实践的勇敢尝试，是用汗水浓墨重彩书写下农垦历史的第一页，开辟了建设农垦向荒地要粮的新纪元，是拉开在荒地种植庄稼胜利成功的序幕。鉴于李珍出色的工作和作出的优异成绩，1952年春天，灵武农场党委决定将李珍由农民被正式转为国家干部。在20世纪50年代初，农民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李珍是灵武首屈一指的，这种殊荣固然是组织的厚爱，但也是和李珍的无私奉献，自我努力是分不开的。

20世纪50年代时，李珍在灵武农场的工作中，还有很多传奇式的工作经历，其中包括这件灵武农场一些老职工至今还在津津乐道的讲述的“土包子震了洋专家”的事情。那是发生在1951年的一件大事。1950年建立国营灵武农场，为解决灌溉用水问题，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设在秦渠位于郭家桥处建分水闸，新开渠道，命名为农场渠的工程。

农场渠经自治区水利局勘测设计，由河东工程处承建工程施工，于1951年4月12日开工，渠口在郭家桥，从秦渠引水，至灵武农场。渠道长31.6公里，灌溉着灵武农场5.87万亩农作物及果林。这个工程是自治区20世纪50年代初的重要工程，投资37万元之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投资建设这条渠工程金额达37万之巨，在当时的年代里是了不得的决策和工程。工程开工后，时任农场农业顾问及农工队队长李珍，负责领着工人整理田地和开挖支毛渠。每当中午人们在地头吃饭时，他拿上一块夹着咸蔓菁的馒头，沿着准备开挖的农场渠撒的白灰线的方位边走边仔细观察，细心的李珍发现一些接主渠的斗渠口设计很不合实际，如按图纸设计进入施工，既不能完成灌溉任务，而且浪费资产。将来非变成报废工程，李珍经过反复勘查，证实了自己勘查是正确的，支渠口工程必须重新设计，得到这种结论后，他也非常痛苦，因为他知道这条渠是喝过墨水的洋专家设计的，而自己虽在儿时跟父亲学过几天《千字文》《百家姓》，但自己自小是在土地上劳动的“土包子”怎么敢去纠正“洋专家”的设计，不去反映将来工程报废咋办，国家的钱白扔了。李珍在痛苦中的思绪中挣扎，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为了国家和农场的切身利益，他增加了勇气，决定以农民的耿直，一腔报国之心纠正不合理的设计。他直接找了场长高宜之，大胆地谏言，陈述了多处渠口设计失误不合理的现状，及建议修改多处斗渠口的想法。他的建议引起了高宜之场长的高度重视。高宜之立即召集了本场领导班子成员和本场的一些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大家反复论证，认为李珍反映的情况有一定道理，后来农场又请设计农场渠的设计工程师到现场勘测。经过反复验算和测量，确实是计算失误，设计出现了偏差。工程师采纳了李珍的意见，将部分斗渠口重新设计平衡了高差，并进行了移位处理。多处渠口工程重新设计后，当时分管单项设计的一位工程师，拉着李珍的手激动地说：“惭愧呀，真感谢你及时给我们提醒，否则的话劳民伤财，我们要犯大错误的，真要好好谢谢你了”。场长高宜之也感动地说：“灵武县给我们找的老李这个顾问真是找对了，真是个农民‘状元’呀”。这件事在灵武农场引起了轰动，人们对李珍刮目相看，纷纷传说着李珍这个土包子敢纠正洋专家设计的奇闻。自此，“李状元”成了李珍的绰号，很多和李珍年龄相仿，关系好的农工，见了李珍，再也不喊老李或李队长了，直接喊起了“李状元”这个绰号。从这件事在李珍的脑海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场里一把手重视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建议。令他十分感动终身难忘，他给很多人说：“共产党的干部心胸宽、肚量大，从谏如流。”从这件事后也增加了李珍的胆量，在随后很多的工作里，见到或听到一些不对劲的事，便尖锐的指了出来。在生产上特别是刚建场的特定环境中，他的很多关于田地水利基本建设的方案和建议得到了场里的重视。在20世纪50年代农场建场中，由于李珍在实际工作中，用肉眼对土地渠道测高测低，哪里高处移土，哪里低洼回填，填多深，垫多高的尺寸估量的都非常精确，令职工叹服，大家把李珍誉为“活水准仪”。1952年，他被农场任为基建室水田技术员。1955年被任为场里的农业技术员。

生性耿直的李珍，在工作中十分勤奋，无论是在农工队、基建室哪个工作岗位上，都是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任劳任怨。组织的信任，使他更加努力和勤奋，每天上班早早去了田里，下班迟迟回场，一心扑在田地里，给职工树立了很好的表率。他有两句口头禅至今一些年逾古稀的农场职工还记忆犹新，“偷懒躲滑最可耻，努力工作才光荣”。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干部，深深热爱着土地，对投机钻营、拍马屁的恶劣行径看不惯，把心思操在了工作上，把土地看的比自己的性命还要贵重。说话直爽，作风正派，看不惯的行为便指责批评。特别是他任农工队队长时，认真负责，而且嫉恶如仇，遇上偷奸耍滑，拈轻怕重的工人，不论是谁，毫不客气，不留情面地批评。有一次挖支毛渠，有两名是共产党员身份的职工不仅迟到了，而且没有完成李珍用锹把打好分配的工作量。工作不仅没有完成，两人又早早离开了工地。第二天两人仍旧还是迟到，而且偷工减料，渠挖的弯弯曲曲。耿直倔犟的李珍实在忍不住了，他当着全队的职工骂了起来：“你们不仅不带头，还这样磨洋工，偷奸取滑，怎么看你们俩也不像是共产党员，倒像是二流子！”当时其中有一位被他训斥的人非常恼火，觉得丢了很大的面子，咬着牙说：“姓李的，你等着瞧，总有一天有你的好果子吃！”事情就是这样，勤和懒，实与虚，正和歪是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时间长了，一些心底狭窄的人和他暗暗地结下了梁子，结下了怨恨，而性格直爽的李珍却不知道，仍旧以勤奋劳动，心直口快的性格和嫉恶如仇，认真负责的态度，工作在岗位上。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性格决定命运”。也许李珍出身是农民，自然而然养成的心直口快的善良及耿直倔犟的性格，决定了李珍随后的命运，使他遭到了别人的暗算，掉进了倒霉的厄运泥潭。

1957年6月19日农场党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动员干部进行大鸣大放。在此期间，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召集百人，参加整风运动，在运动中把一些正常的批评意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言论”。随后逐步运动斗争扩大化，灵武农场划定了右派4人，开除公职1人，定为坏分子1人，劳动教养1人。李珍在这次运动中，表现非常积极，他对场里个别领导官僚主义的作风看不惯，由于心直口快的性格，他向场里提了多条建议和改进措施，随着运动的深入，一些事情的性质起到了令人可怕的变化，李珍的用心适得其反，被别人看成是在这次运动中向党进攻的典型。就连曾经被他责骂过在工作中偷奸躲滑、消极怠工的职工一事，也被无限上纲，变成了一条“对党不满，咒骂共产党员是二流子”的严重罪行。李珍成为此次运动被斗争的对象，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3月被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原籍劳动。这年，李珍已是年过半百，53岁的人了。回到了农村后，这个曾经是灵武农场的专业农业技术顾问，半生挚爱着土地的农业技术员转眼被打入了“另册”，身上背上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使他从过去一个敢说敢当，很爱说话的人变成了“哑巴”，每天以使劲干活打发着屈辱的时光。尽管是已年过半百的人了，干起活来不亚于二三十岁的青壮劳力。虽然李珍是被打入“另册”的黑五类，但是他的行动举止仍然关心着集体。20世纪60年代，由于灵武县山区的植被稀疏，每逢暴雨地面水流极易汇集成为山洪，山洪发生时夹带着大量泥沙，滚石流入川区，往往造成巨大灾害。1964年8月的一天，天降暴雨大河子沟山洪暴发，给灵武东塔等公社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65年县上决定清挖东大沟，城关公社也接到了任务，开挖蛇腰子沟至荀桥这段11公里的泄洪沟，李珍也被小队派到了工地上参加挖渠，在中午休息时，他沿着撒好的线，栽着木桩的开挖线信步走去。他因为懂水利，很敏感地发现设计有问题，他很清楚，东山山洪频发，如果沿山根子底下开沟，遇上山洪便会夹带泥沙，汹涌而下，就会将渠道淤埋，要想合理施工，必须将大沟位置向西挪移50米，渠道和自然形成的山坡沟壑中间留有一定距离，形成缓冲开阔地。这样处理可以避免山洪毁渠淤渠的现象。他反复思索，讲还是不讲，讲了吧，别人认为他破坏工程进度，不讲明显的是浪费人力人工，最后他横下心，悄悄到队长跟前，把他的想法告诉了队长，这位队长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听李珍讲的确实有道理，不仅没有责难李珍，而是立即到工程指挥部反映了情况，指挥部非常重视，立即派工程技术人员重新测量，证实李珍的建议是对的，指挥部领导当机立断，采纳了建议，重新定桩划线。将渠道向西挪了80多米，将渠道和山坡中间留有很大距离的缓冲地带。现在50年过去了，实践证明李珍的建议是正确的，东大沟仍发挥着积极的泄洪作用，而且这一段从来没有被山洪淤埋。但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尽管李珍有着爱家乡、爱集体的品质和行为，但是由于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他还是发挥不了聪明才智，展示他在农业管理上高超的才华。而且遭受到的凌辱接二连三地袭来，批斗会一次接着一次，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厄运连连，李珍是农民出身的干部，有着农民善良天真而且耿直倔犟的本性，尽管一次次被揪到村上、公社批斗，即便是在喧嚣的口号中，在别人声茬色厉的质问里，李珍从心里从来也不承认自己是反党的坏人。如今岁月逝去了几十年，当年批斗会上的情景仍留在一些人的印象中，一次在村上被批斗，一位平时表现投机取巧，游手好闲，躲奸溜滑，在生产队表现恶劣的社员也作出一副义愤填膺地的样子上台去批李珍。他恶狠狠地骂李珍，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在多次批斗会时，李珍已习惯了这种情景，早变成了“哑巴”。当这位社员质问他时，他睁开眼睛，蔑视地看着这位一贯游手好闲不好好劳动，声名狼藉的社员，又闭上了眼睛。他的冷漠态度更惹起了这位社员反感和气愤，更加气急败坏地质问李珍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许是他喋喋不休质问的语言和那种横蛮的态度和架势惹起了李珍的怒火，又唤醒了他潜在的倔犟性格的机能。他竟开口反驳那位社员，他说：“我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没有反！”他回答完之后，又反过来质问那位社员：“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我有啥好处呢？没有好处就都反了，如果有好处，你还不反天了”。诙谐朴实反驳的回答，弄得那位社员目瞪口呆，惊慌失措，使台上台下哄笑一片。把严肃的批斗会改变了气氛，主持批斗会的负责人立即宣布了批斗会结束，责令李珍回去。参加会的社员看到了这一幕情景，李珍没有很快离开会场，而是弯着腰，一张又一张拣起一些地上散落的传单，慢慢地走回家中。2010年10月，我曾和李珍的孙子在广播电视局供职的李文谈起来他的祖父时，当李文聊起这段往事时，仍有一种心酸和悲楚，李文说他那时已到了记事的年龄了，尽管多次批斗，遭受凌辱，祖父好在有这样一种心态，他有着一种由农民成为国家干部的历程，他对党有着深深的感情，内心深处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的坏人，由于这种坚定的信念，才使这位倔犟的老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多次的运动，屈辱的经历，李珍泰然处之地面对着磨难和挫折，仍默默无声地劳动着。但是由于特定年代的特殊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他的问题也株连着自己的子女。长子李清福曾被多次叫到队上，公社被询问，受到了很多谩骂侮辱，生产队派工时有些心术不正的人也经常借机用重活苦活折腾着李珍的儿女，看到由于自己的问题，儿女们被无情的株连摧残，这是李珍心中最疼楚，最难以启齿的痛苦。

岁月一天天逝去，李珍这位曾名噪一时的“农民专家”“农民状元”一天天衰老了。在人们的眼中，再不是那种英姿勃发、言语干练、双目炯炯有神，一举一动透着机敏、聪慧的模样了。他经常坐在树下，渠边思索，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似乎成为了一座石刻的雕像，他在想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说真话要倒霉。20世纪50年代就因为自己襟怀坦白，如实地讲了几句真话，竟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这究竟是咋回事？他冥思苦索、百思不得其解，沉重的思想负担，使他的思维神经已近似痴呆了。每当儿子女儿去喊他回家休息吃饭时，令人心碎听到的是，李珍从腹腔深处发出的沉重无奈凄凉的一声声叹息。老人当年满头黑发已如霜染的一般，他开始变的步履蹒跚，行动迟缓，人们整天已很难听到他再讲一句话了。李文还讲到这样的情景，自1958年后，李珍不知在多少个夜晚，难以入寝，他识字不多，曾一笔一画写下了万言申诉书，一次次向上申诉，但是一次次如同泥牛入海，渺无信息，痛苦失望折磨着李珍，他变得沉默寡言，痴呆木讷，不愿意说话，最后生产队派他去看果园，他守在果园内每天拔草、捉虫，干着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打发着寂寞的时光。

1978年开始，中共中央对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后，李珍老人的长子李清福拿着李珍的申诉书四处奔波，为老人鸣冤叫屈。1980年春天，阳光照射到了李珍的心头，李珍蒙冤几十年的情况得到了上级的重视，灵武县委认真地核实了事实，专开专题常委会，研究了李珍的问题，认为是在反右运动中扩大化造成的冤假错案，应推倒一切不实之词，予以平反。在此同时灵武农场党委经过认真详细的调查，核实，认定李珍属于冤假错案。党委决定对李珍的冤案甄别，予以平反。1980年的春天，李珍被恢复了名誉、工资和退休待遇。心中的阴霾压抑终于散去，平反了，昭雪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了，恢复了级别，恢复了工资，老人高兴极了，从一个多年不说话的“哑巴”又变成了能说话的人。他似乎忘记了那些年受到的屈辱和熬煎，逢人便说：“共产党太英明了，共产党亏不了人，共产党太好了”。他对党的关怀，非常感激，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自此李珍在政治上抬起了头。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李珍已进入暮年，他成了老态龙钟拄上了拐棍的76岁的老人了。令人心酸叹息惋惜的是这位农民“状元”的大好年华已耽误了。虽然已年迈他仍时刻关心着灵武农场的发展和前进。1982年春节时，他被场里作为老干部代表邀请参加场里庆新春座谈会时，他慷慨激昂地讲：“多少年了，都不会说话了，今天说上几句心上的话，灵武农场发展不容易，那个年代真是一穷二白呀，咋发展起来的，是工人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干劲建起来的。灵武农场发展很快，职工生活水平提高，我感到高兴的很。我愿农场的事业蓬勃发展，芝麻子开花节节高，大家的好日子过的甜甜美美的！”人们对这位近80岁高龄的退休干部的爱场拳拳之心，热情洋溢的发言，报以了热烈的掌声。

平反后的四年，1984年3月，曾被人们冠以农民“状元”美誉的李珍走完了他的一生，闭上了疲惫的双眼，离开了他的家人故去了，时年80岁。他去世后，他的后辈人把他葬在灵武东山庞家沟畔的一处高坡上。这片高坡绿草茵茵，地势很高，使他仍能看到他生存耕耘生息了80年的那片难以割舍的土地和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