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烫卷发

导读：美，最是靓丽的风景，虽有些许风波，更给幸福镀上金色的阳光。

从我年少的记忆开始，母亲一直是一头短短的烫卷发。

听村里人讲，母亲初嫁来我们湖村的时候，蓄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油亮亮地垂在胸前，煞是好看。那时我太小，并不能理解母亲出自什么原因，舍得把蓄了二十几年的长辫子剪去，并又坚持了那么多年。

不过我知道一点，那是绝对和父亲相关的。

我的父亲是个头脑灵活、重情重义的猎手。但那只是他的副业。70年代末开始，父亲承包了村里的贩运。我们鄂南地区山高林密，楠竹树木是主要经济来源，父亲就负责把湖村一带的树啊竹啊运往邻近的武汉、江西等工地或者家具厂。偶尔，他也把村里收集上来的，一种叫黄花梨的根茎运往北京、河北那一带，听说那些树根可以加工雕成椅子或是茶几，在大城市很受欢迎，而且价格很贵。

父亲再次要跑北京时，他提出让鲜少出门的母亲随车去北京长长见识，母亲当时的兴奋是难以言喻的，她不停地问我的父亲，呃，你说，北京的女人穿个么样的？父亲说，这样的夏天多半是裙子。母亲又问，呃，你说，北京的女人头发会弄个么样的？父亲说，大多人喜欢烫个卷发什么的。母亲接着追问，呃，你说，那又是么样的烫卷发？父亲笑着挠了挠头发说，就是那种，那种……反正很时髦的烫卷发呗。

见父亲也说不出所以然，母亲轻轻哦了一声之后，就没有再说话。只是多年以后，父亲常常打趣说，在他们要去北京的前夜，你的母亲整晚地不睡，坐在镜子前，把她那头大辫子绑了又解，拆了又绑。

母亲随父亲把货车上的黄花梨根茎运到指定的家具厂后，专门让父亲陪她在北京转了一圈，随后也不知是谁的主意，母亲走进了北京一家小胡同的小理发铺里，把一头大辫子换成了近肩的烫卷发。

当他们回到村里的时候，母亲扭扭捏捏地跟在父亲的身后，在湖村人的哇哇哇注视中，羞涩地走进了家门。

连着几天，我家的院子里来了一拔又一拔的湖村女人，她们摸着这八十年代初湖村的第一头卷发，叽叽喳喳，说羡慕、赞美话的都有，更多的女人在询问价格，蠢蠢欲试。只有我的祖母，踮着她的小脚，一个劲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不时地叹息数落：好什么好？败家媳妇儿！好好的辫子剪了，顶着一头麻雀窝叫个什么事？嫌家里的鸡窝箩不够多？

只是几天后，我家的院子陡地安静下来，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传闻到了母亲耳边——父亲是贪了公家的钱，让母亲烧包（湖村骂人的话）。

父亲很气愤，拿出他经手的所有票据，立即请辞以后贩运的差使，并拉上村会计，要求上北京对清账目。

母亲更是难过，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坐在镜前，拼命撕扯着自已的卷发。在一缕缕血丝渗出的时候，我那个直骂母亲是顶着一头麻雀窝的败家媳妇儿的祖母，踮着她的小脚走进来，说：哭什么哭？顶个用？身正怕什么影子歪！

母亲当时止住了哭，问我的祖母：娘，你不怪我？

祖母说：怪你顶个么用？不过，你烫卷发其实也蛮好看的，只是还长了些，看起来真的像个麻雀窝，钱花得不值啊。母亲擦了泪水，噗嗤一下子就笑了起来。

祖母接着叹口气说：都是那伙男将不长脸，就是想堵着不给自家婆娘烫卷发，但也不能这样编排别人的不是啊！

让人意外的是，母亲在第二天一大早去了省城。在武汉最好的一家理发铺里，她又剪短了头发，烫了个很卷很俏的发型回了湖村。傍晚的时候，她高顶着一头烫卷发，挺着腰在湖村的青石路面上来来回回转了好几趟。直到如今，母亲的两鬓花白，但她的头发仍然固执地卷着。

而父亲，在村干部的再三劝说下，又继续到处贩运湖村的树竹。

多年后，说不清的原因，成年后的我一直是一头短短的烫卷发。但有一点我想申辩：这和我们湖村风靡烫卷发没有关系，一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