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我遇到了一件十分苦恼的事，所有的稿件被编辑部压住不发，长达一个多月。
那时，中央发布了75号文件，文件发布当天，编辑便收到了我的《周村爱国大队社员承包养鹅》的报道。编辑开始很高兴，中央文件一发表，我们的记者便紧跟上了。但转念一想，这个记者也太神了吧，他的文章怎么能比中央文件还快？从济南寄到北京的邮件要在路上走两天，怎么可能与中央文件同一天出现呢？不可能的。于是编辑部议论纷纷，开始对我报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有人提议，对这个年轻人的稿子先压一压，等他到北京来谈一谈。这一压，便压了十多篇稿件。
血气方刚的我听到老记者岳国芳带回来的消息，既愤怒又伤心，不禁脱口而出：“我为什么不可以比中央文件早哩，中央文件精神也是从老百姓中来的呀。”岳国芳连声劝：“小李，你沉住气，编辑是听中央的，这是习惯，你的认识比中央文件早，这个话不能说，是犯忌讳的。他们不了解你研究这么深，也很少有记者研究这么深的，编辑对你是爱护的，以后要多沟通。”老岳是解放初的老大学生，学识深，对我一直很爱护。听了他的劝告，我赶赴北京汇报了在基层调研的情况，编辑部由此对我了解更深了，关键时候我听老同志的劝，真管用。
这时候，新华社党组成员、摄影部主任孙振常夸奖我的报道有深度，找我谈话，让我写文章，他提出标题是“到深水里抓活鱼”。接着，又写了关于深入调研的几篇文章。其实，我之所以能比其他记者抢先一步，甚至比中央精神抢先一步，要得益于我常年在农民中跑，形成独特的新闻调研方法论。早期农村改革报道中，我已不满足于单纯的新闻报道，开始以更宏观与广阔的眼光看待这场变革，探索改革发生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寻找改革进程中所体现出的种种矛盾。在这场新闻报道中，我总结出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新闻方法论，如“第一个浪头新闻论”、“新闻信息网论”等都开始逐渐酝酿成型，写出理论文章，并逐渐引起新闻界的广泛注意。
在“第一个浪头新闻论”的指引下，我经常能抢占先机，迅速地发现新闻事件。像“第一个兑现承包政策的作业组”、“万元户”、“农民联户买拖拉机”、“科技传单”、“农民购销公司”、“专业村”、“电话村”等信息迅速涌到编辑部，成为新华社摄影报道的“第一个”。这些来自基层一线的新闻，事情小，切口也小，但反映的主题重要，内容新鲜，常常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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