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完成时已是7月29日。
这时我才想起自己已经三天三夜未合眼，但此时正处于极度亢奋中，毫无睡意。我找到分社副社长杨凤山，说自己要马上到北京去。社长特批让办公室新来的小姑娘党慧给我打字。直到1992年，新华社仍然是记者稿件自己抄写，然后用传真机发到北京，通常只有单位文件或社长写的材料才由打字员打字。
当晚，我便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到了北京，直奔二编室，找到主任张述忱。张述忱看了一下标题，便说，正需要，马上发。
7月31日晚上，发生了一点小摩擦。那天值班编辑在编发我的稿件时，将其中的“市场经济”一词一律改为了“市场竞争”。我认为市场经济是体制，市场竞争是经营现象，这一改便把层次降低了，于是跟编辑争执起来。我认为中国下一步肯定是市场经济体制。编辑反问，这是谁定的？市场竞争便是市场经济。我着急起来，说市场经济是个大概念，市场竞争是个小概念，二者怎能互换呢？然而无论我怎样解释，这位编辑丝毫不为所动。
一般情况下，记者必须对编辑高度尊重，不能过度坚持自己观点。可是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确实不是一回事。无奈之下，我当晚硬着头皮找到了张述忱家中。张述忱是新华社内参部门负责人，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业务干部，认识问题深刻而敏锐，稳健而厚重。对我的调研从来都是“高看一眼”。每次见面，我汇报不超过10分钟，他便拍板怎样上版面的问题，常常被安排在当天头条。
盛夏天热，人们纷纷在家乘凉，没有串门的，更没有因为工作找到家里的。我敲开门，连声向张述忱道歉。看到我一头是汗，张述忱没有责怪。听完我的陈述，张述忱马上拿起电话给值班编辑打了个电话，这才将标题中“市场经济”一词保留下来。
我敢于以“市场经济体制”立意，在于当时自己的政治判断。江泽民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指出，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江泽民说，要大胆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进而把这些想法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这一说法是取代“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天以后，邓小平表态：“其实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开始在内部传阅，如果反响好的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作为十四大报告的主题。不出意外，果然反响巨大。
就在江泽民“6·9”讲话在社会上层引起关注之时，我的调研文章发表了。
1992年7月31日、8月1日，新华社4期内部报道分别以《背水决战，八年杀出一条生路》、《一切围绕市场转》、《重要的是形成新的机制》、《创新管理是一场革命》为题，系统地介绍了青岛双星集团公司开拓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
我的新闻生涯中最有特色的便是调查报告。通过典型的调研与经营过程，展示出新华社内参记者作为政府智囊的形象。新华社内参多是2200字以下的消息，而我的调研报告多是上下篇或几篇组成一个专题，是新华社当时少有的常发成组调查的记者。这是因为我的报道总是与中国的一号主题相关，多了便得到编辑部的信任与倚重。
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此时正在大连休假，辽宁省委书记岳岐峰、《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前去看望。万里说，你们看看新华社的双星调查吧。万里认为，双星经验的总结是以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说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市场经济中一个好的典型，应好好宣传，使人们增强信心。
范敬宜听后，立即赶赴济南，在南郊宾馆里听了我的汇报。范敬宜是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早期为《辽宁日报》记者，后来被打成右派。农村改革初期，因写作《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引起轰动。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早已经认识。听完汇报后，范敬宜说：“双星是市场经济中最成熟的典型，也是最成功的报道。”《经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调查报告，并连载六天。之后，范敬宜又亲自编发了我的长篇通讯《汪海与双星事业》，在头版头条予以采用。首都新闻界在头条一般不采用新华社地方新闻的通稿，范敬宜的破例处理可见其胸襟与气度。从此，我与范敬宜多次联系，结下深厚友谊。范总去世后，我曾写出四篇文章悼念他，都在博客上发表了。
与此同时，国内诸多新闻媒体也纷纷刊载我的调查报告，如《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共计33家，136篇（次）。《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我的《双星在市场竞争中腾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9天在中午12点的黄金时间分播我的调查。中央电视台以我的调查为脚本，拍摄了6条专题片。连香港《大公报》都以大半个版面来刊登我的双星报道文章。
杨尚昆、李瑞环、朱镕基、姜春云等中央领导以及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等领导相继肯定了报道。朱镕基说，我看到内参上介绍双星经验，有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也认为，现在关键是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问题，怎样发挥好各种生产要素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益，“双星”经验值得推广。化工部部长顾秀莲把我请到自己家中，听取汇报并一再表示感谢。范敬宜甚至说，“搞调查研究，我们报社有个李锦就好了。”
一时间，“双星”似乎照遍中国。学习双星的活动也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据山东分社采编室《“双星”道路典型调查在各界引起的强烈反响》一文记载：
辽宁省省长岳岐峰在看到内参后，带人专程来双星考察。他说，双星经验是令人佩服的，看现场后更觉得名不虚传。中国北方的企业都能做到双星这样就大有希望了。他认为辽宁学山东，首先要学双星走市场经济道路的经验。回到辽宁后，他数次在大会上介绍双星的经验。辽宁省各地先后有300多个企业来双星参观，不少单位还组织“学双星，找差距”的活动。
双星集团各部门仅向外界发放关于市场经济的经验材料就达数万份。专程来双星参观学习的也络绎不绝，开始是化工系统业务部门来得多，现在已发展到由省长、市长和体改委主任带队，企业领导班子一起来。双星集团总经理汪海成了闯市场的英雄，受到很多人的尊崇。在全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汪海的发言被一次又一次热烈掌声所打断。双星的产品也更加紧俏。尽管各分厂加快生产仍供不应求，春节前在济南和青岛市场买上一双双星高档旅游鞋也变得不是件容易的事。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召开。会议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山东分社的双星报道，先于十四大70天，提出了第一个国有大型企业走市场经济道路的模型，在全国新闻界第一个总结和推出市场经济典型的系统经验，同时用实践提出与回答了重大理论问题，为推动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鲁采的《显示出调查功夫与研究水平》一文便认为：“这组调查引起反响的主要原因是思想的超前性，较早提出市场经济的体制问题。当理论界仍然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不休时，而我们却已以第一手材料回答应该和必须‘下海’，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必胜之路。理论界据此认为，新闻界为确立市场经济立了功。这充分显示出新闻‘用事实说话’的力量的探索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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