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与市场经济

赵志浩省长走后，滨州市委书记王道玉不断向县委打听我的行踪，到了调研的第24天，王书记派秘书小冯将我接到了滨州。晚饭由市委副书记黄学军、滨州市宣传部长贾玉忱、滨州市社联编辑吴昀国作陪。黄学军主抓农村工作，他对我的调研精神很佩服，对“兴福现象”态度也很明朗。晚饭后，王道玉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两个人关起门来谈起了国家的经济制度问题。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历届重要会议，都突破了传统模式的束缚，为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有过一系列的建树，推动了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十二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经济定义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四大确立了我国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规划，并对“公有制为主体”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这些都已触及到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理解。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正面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特别是私营经济问题时，便戛然而止，不再深入了。所有制已成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主要思想障碍。当时已是十四大召开的一年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立思潮又起，所有制问题已经成为争论焦点。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只有私有化一条出路，只有个人利益最大化才有最大的积极性；反对者则认为，社会主义已实行市场经济，不能再朝后倒退，迈进私有制这道坎，社会主义就完了。而我则认为争吵无济于事，最要紧的是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兴福镇所做的，便是找这样一条路。

调查中我千方百计想要绕过“所有制”这一敏感话题，可是又实在无法逃避。调查愈是深入便愈觉得要坦然地面对这个问题。

兴福镇曾经是私营经济极为发达的地方，或者说兴福的繁荣是建立在私营基础之上的，而兴福农民成功地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当需要进行规模经营时，又向集体所有制靠拢。经过一个周期性循环，使他们明白，根子本来就不在所有制上，而是在经营方式上，要求变更所有制或害怕变革所有制，都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

看到了这一点，我对于所有制的思考变得清晰而深入起来。

通过兴福镇的调查，我回答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所有制问题的疑惑：一是提出混合所有制结构，在落后地区可以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私营经济是很有生命力的。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要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下来；二是提出所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可以找到与市场结合的实现形式，不同所有制可以采取同样的实现形式，同一种所有制也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并不直接决定所有制的性质；三是可以把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结合起来。最后我得出结论：我们党要承认私有制的地位，在党的报告和宪法上要写出来。

听到这里，王道玉书记十分震惊。王书记是山东鄄城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博兴县湖滨公社，是从基层干起来的领导，很了解实情，为人又厚道，平时很谨慎。可是听过我的这一番分析后，他有点接受不了。他说，老李啊，你为我上了一堂党课。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山东不少领导说你是真懂马克思主义的，有大见识。我今天是开了眼了。不过，你研究的问题太大了，我一个小市委书记可担不起啊。

王道玉的话很客气，对我说了不少勉励的话，自然是感谢有加，可是让他承受太大的政治风险，他实在受不了。滨州市在山东是穷地方，被称为欠发达地区。我的调查报告标题便是《欠发达地区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我的调查尽是在说民营经济，给人感觉只有民营经济才能发展。文章的结论是说私营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王道玉关起门来与我谈话，便是想摸个底，定个调子。因为兴福镇在博兴被人称为“白区”，也叫“小台湾”，王道玉在博兴待了许多年，十分清楚。他见我到白区这么长时间，又是新华社记者，如果捅出娄子，出了大事，弄不好要犯政治错误。但他从内心里也觉得这条路子是对的。我跟王道玉讲，私营经济肯定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以前没有这一条，以后肯定会加上，只有公有制是不行的，事实上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只是宪法和理论上还没有承认。对于兴福经验，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果重点讲所有制，风险大一点。如果讲市场经济，没风险，但力度小一点。王道玉马上说，那就是市场经济吧。

我们最后商定，还是叫“兴福现象”，不能称“兴福道路”，或者“兴福方向”，那样就太出格了。“现象”这个词是中性的，提出来让上面定。他又提出来可以加“政府创造环境，社会发展经济”这句话，把这个意思作为主调。我答应可以加上去，政企分开是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与王道玉书记的谈话进行了7个小时，从晚饭后一直到深夜两点。王书记体恤下属，十一点左右便让秘书小冯与服务员回去了。到深夜两点，钥匙开不了门，两人只好越墙而出。市委书记托着我的腚将我推上去，我再把市委书记拽上来。两个人上来后，同时观望四周，没有人看到，两人相视而笑。这次长谈画好了“兴福现象”系列活动的蓝图。省里由王道玉找省委书记姜春云、省长赵志浩汇报，请他们表态；北京由我发内参；市里则组织完善“兴福现象”经验，让黄学军组织人去北京请专家，组织研讨会，开展学习“兴福现象”活动。

在兴福镇调查期间，傅园管区书记赵秀明还向我介绍了一件令我感兴趣的事情。在官厂村，农民出于脱贫致富的愿望，把非上级指定的候选人建筑公司经理王树学选举为村委主任。因为王树学个人财产有100多万元，镇上不敢答应群众要求。于是40多名农民联名请愿，最后王树学获准任命为村委主任。听罢赵秀明的介绍，我专程赶赴官厂村调查，并写出题为《请市场经济先锋人物上台》的调查报告。我是这么写的：“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一笔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必将在21世纪初发挥巨大作用”。2001年，通过博兴县兴福镇24个私营企业主入党并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的报道与分析，我提出“新阶层入党论”，在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因此为自己招来一场猛烈的抨击，这便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