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母亲

对于我来说，1999年是一个无限悲恸的年份。

11月18日，我到北京开会，接到了母亲病危的电话，当即从北京直飞盐城，从盐城把车直接开到射阳医院的病房。母亲已处在昏迷状态，姨母们喊：“大儿子回来了！”母亲让人搀坐起来，枯干无神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转脸对弟弟妹妹们埋怨说：“你们哪个叫大哥家来的呀，他肩上担子重呀！”说完母亲又倒下去，很快昏睡过去。我泪如雨下。

2000年9月，我正式向西藏辞行。在西藏连过几个冬天，特别是经历那次大雪灾后的酷寒，寒气侵入骨髓，我的身体一下子衰弱下来，已经不能再承受高原气候的侵害了。我不得不向这块让我为之奋斗了四年的土地告别。

在西藏待了四年，可是很多地方还没有看过。临行前，我特意到天葬台住了一夜，走访一夫多妻婚姻制的家庭，看了珠峰。我第十二次来到甲日村，这个被我搅得风生水起的地方。贡嘎坚参书记走了，寺庙仍然在那里。回想四年前，我一次一次地到村中调查，甚至冒着被达赖暗杀的危险将甲日经验推广出去，不由地生出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我找到丹增加措，年迈的丹增加措住在果园里，睡着地铺，日子仍然很艰难。我留下300元钱，也许只是杯水车薪，但也是一种安慰。

我是满怀感激离开西藏的。在西藏有一批长期驻守的汉族干部，对援藏干部给予很多支持与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走时，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杨晓渡还专门送行。这位上海来的干部，对人非常谦和关心，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乃至到苛刻的地步，从大学毕业后他便在缺氧严重的那曲工作，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他当财政厅厅长时，邀请我与记者马书平到财政厅去坐一坐。去时是星期天，杨晓渡自己烧水，为我们沏茶。谈完工作，杨晓渡便在家里招待我俩。两室一厅的房子，没有饭桌，就搬一张椅子，一人一个马扎。杨晓渡从厨房跑进跑出，一个肉炒芹菜，一个肉炒菜花，一个豆腐，一个花生米，最后再打开一个沙丁鱼罐头。然后又跑到食堂，以为能带回一个大菜，最后只拿回了三个馒头。吃饭时，我几乎要掉泪，此时已是90年代中期，一个财政厅厅长就是这样在家里招待新华分社社长的。

这位长期在西藏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干部让我从内心里由衷地钦佩。我在军区总医院住院时，已经当上区政府副主席的杨晓渡听说后立即赶去看望，他最初在医院待过，帮助我号脉，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西藏有这样一大批好干部，与这些人相比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累我也没有怨言。觉得在西藏虽然只有四年时间，待得却还不够。想起这些人来总有一种美好的情感冲击和洗刷着自己。

我又是带着遗憾离开西藏的。对于西藏纷繁复杂的局势，还有许多想法没有机会实施。如果不是熬那么多夜，如果不是在这里撑过那么多严冬和春节，也许还能多干几年，多写几组调查报告，为党和国家多解答几个大的疑难问题。

我感到遗憾的是，西藏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援藏新机制问题，青藏铁路、川藏铁路问题，拉萨50万人口大城市问题，藏南开发问题，大藏区综合治理问题，特别是藏传佛教的改革问题，必须让西藏人民告别“政教合一”、“人神合一”的教义，需要十到十五年时间研究，把这些研究上升为中央意志，变成一系列新政策。我觉得自己还是有这个能力的。我觉得，这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自己也就对得起国家了。

后来我给张宝顺、何平与其他领导都写过信，三次要求回西藏工作，哪怕临时组织的小分队也行，然而他们都认为我精神可嘉，但也仅此而已。

我任职的这四年，西藏区党委是满意的，陈奎元、郭金龙、杨传堂、李立国等领导都一再为我说好话；新华社党组是满意的，张宝顺副社长亲自考察并明确让我担任西藏分社社长。但是因为过于劳累，自己的身体垮在了西藏。我进藏时血压是70／110，出藏时是126／216，几乎翻了一番，我无法再干下去了。我的身体完全是在西藏期间垮下来的，而日夜思念自己的母亲也在我援藏期间去世了，我无愧于西藏！无愧于祖国！只是这四年，是在老母亲的思念中度过的，我回来了，母亲却永远走了，我虽移孝为忠，然而对不起生我养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