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0调查组调查结果新华社

兴福镇是我的调研基地，从1993年以来的8年中，我先后15次到这个镇调研，累计达76天，最多的一次住了48天。

为了准确了解民意，我在调查时设计了3张表，设计了类似“在明年的选举中你会不会还投富户支书一票”等100多个问题，请宣传部长林国华安排，让26户富裕家庭与100户普通家庭填写，然后汇集、分析。结果87%的农民表示继续拥护富户支书当选。

在不到两个星期的调查后，我和董学清拿出了兴福镇新阶层入党的调查报告。这组调查报告，正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肯定农民群众的新实践，并把这一实践创新成果上升到理论创新去认识，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调查报告分《兴福镇24名致富能手当支书》、《“富支书”带来的新气象》两篇在新华社内参刊发后，引起胡锦涛等中央领导的重视与批示。胡锦涛批示的内容是：兴福镇的情况值得关注，希望中组部调查。了解1990年以来这里发展党员、班子建设情况，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新变化，群众是怎么看的，通过这件事了解，看对新阶层入党问题有什么启示。

中央领导没有鲜明褒贬意向的批示，让当地干部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

不久后，中组部派出由两名局级干部、两名处级干部参与的调查组，山东省委组织部则配备了八九个人，由一名副部长带队。8月18日后，中组部与省、地、县联合调查组一行最多时达70多人，浩浩荡荡地进驻博兴，到我采访过的36个村庄进行调查核实。他们明确提出要一个村一个村地排查，绝不漏掉一个。对于我，调查组则采取避而不见的方式。那段时间，“李社长又犯错误”的说法在山东传得沸沸扬扬。

然而我的调查报告建立在长年的调查积累之上，每一个事例都是经过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与反复确认，并无半点虚假。调查组最终认为，兴福镇新阶层调查报告中的情况是属实的，兴福镇的做法是群众实践的创新，不仅回答了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各种成分人员入党的问题，而且对探索新阶层参与执政问题起了“探路”作用，意义很大。

最后，胡锦涛在中央组织部派出的调查组所写调查报告上再次批示：“看来这件事可以做结论了。”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

胡锦涛作出批示之后，吴官正、张高丽、赵志浩、吴爱英、王建功、李春亭等省领导相继到兴福镇考察，并作出肯定性评价。2002年3月，山东省社科联、新华社山东分社与滨州市委组织专家学者考察兴福镇基层党建与民营经济发展情况，并做了研讨。

我与董学清的调查报告相继为《山东内参清样》、《山东内参》、《中直党建》、《新华社专供信息》与《党建参考》等刊物转载，并被新华社评为国内优秀新闻作品和2001年新华社优秀内参调研作品。我为兴福镇前后在新华社发出8篇内部调查，一个镇调查刊发8篇，是极为少见的。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对兴福镇党建调查在实践与理论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予以肯定。总编辑室还专门发出通报表扬。我这时已经50岁，这是我自29岁首次被通报表扬以来，新华社与地方党委的第13份学习李锦的文件。

这份题为《高度重视深入基层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文件，在对我与董学清提出通报表扬后写道：

兴福镇调查的成功是记者长期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结果。具体表现在：

建立调研基地，长期跟踪调查。兴福镇是山东分社副社长李锦的调研基地，从1993年以来的8年中，李锦同志先后15次到这个镇调研，累计达76天，最多的一次住了48天。因为根扎得深，对这里情况熟，所以江总书记提出关于增强党的影响力及创造力问题后，记者很快就能把调查报告拿出来，这是长期积累的缘故。

深入田间地头，了解一手材料。在兴福镇调查期间，他不要县镇干部陪同，有时搭车进村，有时与农民通讯员骑自行车串村走户；走访了36个村庄，采访了200多户。在采访官厂村党支部书记王树学被群众拥戴上台的过程时，先后去村庄5次，与他的母亲、妻子、弟兄、邻居、同事等30多人座谈，掌握了大量鲜活的材料。

结交农民朋友，摸准社会动态。记者因为长时间深入农户调查，在兴福镇结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听到了实话。总书记“七一”讲话发表后，为准确地了解民意，了解私营企业主对财产的看法，记者在这次调查时设计了3张表，让26户富裕家庭与100户普通家庭填写，然后汇集、分析，对事实的把握更具体准确，调查切合实际情况而又有新意。

这个文件认为，江总书记“七一”讲话以后，“十六”大召开以前，有大量的新情况、新经验需要总结，不走出机关大院，不深入第一线，我们就会落伍。要高度重视深入基层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希望总社各编辑部门和国内外各分社的采编人员向这两位记者学习，发扬新华社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将新华社的报道特别是内参调研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这之后，我又赶赴兴福镇调查，把社会新阶层入党引申到参政问题进行调查，写出的《农民为什么拥护致富党员当支书》、《农村致富党员当村支书对党建工作的启示》等调查报告相继为新华社内部报道采用。实际上，我发出这组调查，更重要的是要为中组部调查组提供素材，我分析，中央要就这一重大问题拍板了，这个调查是节骨眼上的一个实证。我对调查颇不放心。因为新阶层入党问题在组织系统是受到强烈抵制的，与党章不符，政治上可能要受到抵触。我不仅害怕调查做出错误的结论，还害怕别人篡改事实，使自己遭受“失实”的指责。

在兴福镇调查时，一件令我十分难堪的事情，几乎使我陷入险境。中组部调查组在核实情况时，秘密逐村走访，分别谈话，使干部摸不清底细。地方上有些干部把私营企业主改为先入党，后致富。把兴福镇的私营企业主一律改为个体工商户，并把雇工人数改为8人以下。我熟知的范曰光，在1993年已雇工30多人，这次也被改成雇工7人。因为他们认为雇7个人不是剥削，雇8个人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例讲过7个人、8个人的事情。据说，工商部门有过对雇工人数的规定，也是根据马克思这句话制定的。我还专门打电话给山东省委党校副校长冯硕余，他是研究《资本论》的专家，他介绍了工商局在解放初制定8个雇工为剥削的背景。实际上，马克思仅仅是举例而已，并没有就此形成结论。但是有些人把马克思所言当做圣旨，有的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作祟，有的则是害怕在政治上犯错误。当时胡锦涛的第一次批示“兴福镇的现象值得关注”，并没有说“很好”之类的话，就使得地方干部摸不着底，不知是肯定还是否定。然而他们这样一改，篡改了事实，自己在政治上万无一失，却很容易把我送上报道失实的审判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吃过亏的。无奈的我甚至发下狠话：如果你们硬要改变事实，我们要上法院。

从此事可见教条主义与形而上学，在中国社会已病入膏肓。很多干部不是以对历史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态度来对待新生事物，而是以“上一级”眼色来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口口声声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然而新生事物出现在眼前，却噤若寒蝉，如临大敌，紧张得很。

当时，中组部调查组回到济南马鞍山路的组织部干部培训中心后，便进入全封闭状态。在三楼楼梯口，有省委组织部的人把守着，我上楼两次均被阻。为了说明事实真相，我强行甩开阻拦，径直上楼，找到中央调查组的房间。我把《大转折的瞬间》一书送给北京来的4个人，并告诉他们，1994年9月在飞机上我曾向胡锦涛当面汇报过兴福镇党建情况，胡锦涛当时说这个事可以放一放。接着我把个别干部歪曲事实的情况讲了一下，最后说，如果你们提出不方便，就写上是新华社记者李锦的看法，他要求把新阶层入党写进十六大报告，写进党章，把党章开头的“无产阶级”一词去掉。调查组的负责人何泽中连连点头，表示可以把我的意思写进去。他是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这时在中组部帮助工作，他认真听取我的意见，并把我送到门口，给人一种很平等的感觉。

博兴县的这段插曲，让我认识到当下中国思想解放的艰难与必要。在当时的中国，很多人不理解江泽民的“七一讲话”，思想理论上存在很大分歧。随后我将兴福镇的调查上升到理论高度，在150天内完成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课题研究，也正是以我调查的情况为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