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期，是我极为苦闷的日子。
最可怕的不是理论战线的“左”，而是擅长官场政治的人。有人专门跑到总社作为重大事项报告，幸亏遇到的是南振中值班，南振中又将此事转给何平处理，何平与我交谈时认为学者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应该提倡探索研究的风气。
我到总社找到领导，提出现在不能像“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样，整了人的人，不负什么责任。对这本书，任何一个人如果做出评语，必须署上他的名字，他们必须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南振中问我：“你自己认为有什么错的？”
我说：“有几个错字。但我讲的道理没有错，对国家有用。我的部分观点会吸收进党的十六大党章的。”
我又特意补充一句：“我与北京的政界与理论界的人，一个人也没有联系过，只是我手写我心，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南振中听了不回答，也不表态，只是说：“你从西藏回来，一定要注意身体。”
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修智对我相知甚深，他知道后说：“伙计，你吃了大苦了，这个风险冒大了，不过历史会为你画上一笔的。”
十六大召开前，最高层决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阶层入党的思想写进党章。这场因为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划分引起的争论，突然间烟消云散。一些极端的思潮，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丝毫看不出曾经有过猛烈批判的迹象。不可否认，对我观点提出批判的很多同志出发点是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我的出发点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些分歧被不适当地扩大了。但我主要理论成果是对时代特征的判断及马克思主义三个阶段划分，并以生产力为主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猜想，则是由于历史条件局限、自身能力的不足，难以承担这个过于重大的任务而致自己步入充满荆棘的领域，受了大难，我相信会有人继续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2002年11月8日到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十六大对党章做了一定的修改，其中有两处尤为引人注目，一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二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改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后来采访我的记者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斗争时，认为我身上有一种极为矛盾的人格：服从上级，然而富有个性；处事谨慎甚至胆小，然而思想大胆甚至激烈；干活全身心投入，然后自己总是所得与努力不符。
我想了想，我在书上是这样写的：
学者应当有“党性”，服从组织的领导，但在人格上一定是要独立的。思考的自由和独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对一个学者尤其重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始终不忘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不渝的初衷，也是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东西。现在流行的“媚上”、“趋俗”、“从众”是影响学者成才的坏风气，从自己内心世界说，还是想得太多，顾虑得太多。李大钊说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学者的骨头应该是最硬的。
当时新华社有领导曾当面批评我不该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我回答，领导号召学习马列主义，我响应了，这是我的学习笔记。若干年后，在好苑建国酒店一场觥筹交错的筵席上，《求是》杂志一名主编第一次见到我，连问两声：“你是李锦？你就是李锦？”他当着京城一批学者名流开玩笑说，你们都是传声筒，在座只有李锦老师是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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