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举报事件

形势逐渐稳定。但三年前的“阳信事件”提醒着临沂市委市政府，事件远未结束。

2000年12月8日，山东省阳信县河流镇发生一起违反民族政策、伤害回族群众感情的事件。事件发生后，山东省按有关程序，撤销阳信县委书记、县长、县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一起民族村冲突事件，导致地方领导纷纷落马。前事之鉴，教训严重。此刻临沂市委市政府也正处在类似困境中，面临着执政形象受损，乃至部分地方领导被撤职、降职的可能。当时工作组仍然住在村里，最后怎么向省委汇报、向中央汇报，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事件处理结果怎样，用什么方法处理的，有没有为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执政方面积累一些新的经验。

“阳信事件”发生后民族问题成了一大忌，谁也不敢碰。我在西藏四年，深知民族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必须从政治上看，从法律上着手，才能抓住根本，否则极易造成混乱。在具体处理时又必须把民族问题与刑事问题分开来看，绝不能伤害多数民族群众，要坚信绝大多数民族群众是好的，这点必须坚定不移。

调查第二天上午，我对李群讲了三点意见：一是从政治着眼，不仅要从稳定上着眼；二从党的领导思路着手，不要从公安经验入手；三是从国内和世界背景来理解，不仅从临沂、罗庄地区来理解。李群听了很高兴，认为调查有了高度，思路也新。李群和我讲，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不管出了什么情况，立场一定要站到群众一边，我们要扭转花埠圈的状况，最终是为老百姓的利益，包括回族群众，打击的只是违反群众利益的少数人。要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取得群众的支持，使党的威信比过去更高。这便是我们的出发点，李群的政治眼光与群众利益立场，对我形成深刻的印象，我也很受教育。

对于花埠圈事件的性质怎么定性，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我经过梳理后认为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政法委、公安局为代表，认为法律至上，分清矛盾；一种是以统战部、民宗委为代表，认为是经济与文化问题累积的矛盾。不同于前两者，我是从政治角度，从执政党地位角度来思考的。我与李群、徐景颜、李桂祥、李洪海等临沂市领导一次次分析，从花埠圈的联络电话号码就可以看出，花埠圈事件是带有政治性质的、有预谋、有组织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对执政党地位提出了挑战。

李群认可了我的分析，认为转化为政治矛盾的苗头已经出现，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但是要从刑事犯罪入手，不要激化矛盾，要能够把已经开始转化的矛盾再转化回来。李群的分析，增强了我的信心。在场其他市委领导也表示赞同，唯有民宗委领导在一旁叽叽咕咕。我解释说，我们在思想上必须要想到这一层，当然在处理时做到掌握好分寸，绝不把矛盾扩大。民宗委领导这才放了心。

之后，我与董学清连续到花埠圈村中多次，一次次与驻村工作组座谈。我们还研究了回族发展史与回族文化特性，在调查报告《民族村长治久安的新经验》中将临沂市委市政府整治花埠圈村的经验提升到新的高度，认为：“从花埠圈村的治理经验可以看出国家治理汉族地区少数民族的一些重大问题，它从整体上构成我们对汉族地区少数民族村治理的应对方略。”

显然，我是把花埠圈当做一面镜子，从中看到整个中国民族村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组四篇的调查报告在新华社内部报道上刊登，报告呈送省委书记张高丽。当时全省正在开领导干部会议，张高丽在首页写了很长一段批示，认为事情发生是无法改变的，而变坏事为好事是可以做到的。他认为从临沂花埠圈事件可以看出临沂市委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得当的，效果也是好的，关键是得到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为执政党在民族治理问题上积累了经验。

调查报告刊发过程中还有个小插曲。当时，有位山东省委领导以反面报道为由，不同意刊发。他认为稿件中写的不都是好事，如果我们自己捅上去，会给山东工作留下阴影。这位领导的表态，让稿子拖了整整两个月。为此，我与董学清专程到北京送稿，汇报情况。我认为，少数人利用民族问题闹事是长期矛盾积累后的爆发，并不是现在的事。问题是作为执政党怎么认识这种现象，如何把社会稳定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临沂市处理花埠圈事件为我们党处理民族问题积累了成套的经验，为中央领导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结果证明，这份稿件不但没有给临沂市与山东省抹黑，反而使临沂市委市政府从不利局面中走出来，将坏事变成了好事，树立了临沂市委市政府的执政形象，也维护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