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农村改革风暴

中国的改革，最初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个是发生在上层，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胡耀邦主持的拨乱反正工作在三个方面铺开，从政治路线上完成党的工作中心转移，从组织措施上平反冤假错案与老干部复出，从思想战线上展开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推翻左的思想路线统治。这便是后来人们说的胡耀邦的“三把火”。另一个是发生在下层，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前一项工作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基本完成，后一项工作从1979年开始，1982年基本解决问题。这两件事互相穿插，相互关联，前一件事为后一件事展示了方向，从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创造了条件，后一件事是党的路线转移在农村实践中的展开。胡耀邦的贡献也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得到体现的。

在我印象中，中国农村改革在领导层事先没有计划，也不是哪一个领导人提出来的，完全是农民的自觉行动，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深刻改革，后来被中央领导层所了解、所肯定，变为一场上下联动的大革命。

对于“包产到户”，中央高层领导人开始公开支持的比较少。在对“包产到户”激烈争论之时，胡耀邦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了“要吃米，找万里”。

家庭联产承包最初被视作资本主义象征，而受到压制和批判。然而，在胡耀邦的支持下，新闻界从1980年秋天报纸已开始推开“包产到户”的报道。我们当时发往北京的报道写的是“包产到户”或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到编辑手里都改成“农业生产责任制”，把“家庭”与“承包”这两个词都抹掉了。尽管本来应当“合法”的报道被迫以“不合法”的形式进行，“包产到户”犹如地下热火在冲压着，在一线调研的少数新闻记者亦如“地下党”般在冒着危险进行工作。然而这些报道还是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震动。一方面得到广大干部和农民的热烈欢迎；一方面也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反对和指责。我本人就因为报道鲁西北包产到户受到社会指责，被一些人批评是资本主义的吹鼓手。

当时新闻单位负责人胡绩伟、穆青等多次直接向耀邦同志请示，他对新闻界的宣传首先是肯定、是鼓励。他说，三中全会的两个农业文件是试行草案，既然是“试行”，又是“草案”，理所当然的应该在“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的原则下，容许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由于受到来自上层的强大压力，《人民日报》在1979年的3月15日刊登了反对包产到户的“张浩来信”，收到全国各地数千封强烈反对的读者来信，耀邦同志知道了要求赶快补救。于是在这月底刊登了安徽省农委的来信，平息了这场风波。

农村改革前两年，不断听到来自北京支持包产到户的声音。一听到胡耀邦、穆青、杜润生的讲话，我们这些记者都要竖起耳朵听，一字一句记下来。他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终于见到改革的旗手耀邦同志了。那是1981年5月3日，在济南南郊宾馆俱乐部。这一年4月26日到5月4日，胡耀邦到临沂和泰安地区视察工作。回到济南发表讲话，他强调，搞农业第一要靠政策，第二要靠科学。白如冰、苏毅然在他的两边，耀邦同志说着便站起来了。因为要拍照，当时没有长焦镜头，要靠得很近才能拍特写镜头。我接近胡耀邦后，发现他说话有时有些口吃，但一作报告，那生动活泼的语言，那催人奋进的思想，把所有人都牢牢吸引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