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超尘先生在中医古籍训诂学方面的贡献
黄作阵
钱超尘先生1961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取本校古汉语专业研究生,受业于我国当代著名训诂学家陆宗达先生,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陆宗达先生是近代音韵训诂大师黄侃(字季刚)先生的入室弟子,季刚先生则师从近代经学大师章炳麟(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又出自清末经学家及训诂学家俞樾(曲园)先生门下,师承授受可以直溯清代乾嘉学派的奠基人顾炎武。先生从陆先生学习以《说文解字》为核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及语法学,熟读《诗经》《左传》《论语》《孟子》《周礼》《礼记》《尔雅》《史记》和《昭明文选》等书。这些为先生日后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及中国传统语言学——文字、音韵、训诂、语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钱先生在跟随老师学习的过程中,充实了经学、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知识,特别是学到了让先生终身受用不尽的治学方法:学文字学当从读《说文》大徐本入手,然后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学音韵学当从读《段注》所附《六书音均表》并联系《诗经》用韵入手;读经书要点读《十三经》中《左传》杜预注和孔颖达疏、《诗经》毛传郑笺孔疏等等。可谓学有渊源,师承有自。
钱先生1972年底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讲授《医古文》课程,并从事中医古代文献的整理研究。他发现,中医古籍在语言研究方面几乎还是一片处女地,传统语言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在这个领域必将大有作为。钱先生怀着满腔热忱全身心投入到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之中,将普通训诂学与中医文献紧密结合,开创了中医训诂学研究的新天地,对中医学的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钱超尘先生在中医文献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本文仅就钱先生在中医训诂学方面的贡献做一些介绍,以便让更多的人通过钱先生的成就了解中医训诂学以及治学方法。
一、撰写论文、专著,全面阐述中医古籍训诂学的理论
古籍训诂,在我国源远流长。比较成体系的可以追溯到《毛诗故训传》,但直到清朝,其理论和方法才趋于成熟,而重点仍放在解经上。中医古籍的训诂著作最早也可追溯到《本草经集注》,历朝历代传承不已,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一则精通医理的不精通文理,精通文理的又不精通医理,二则对于训诂理论的掌握、方法的运用尚有欠缺之处,因此缺点错误也是显然的。钱先生知道,要想在中医古籍训诂方面有所突破,首先要解决的是理论问题。有鉴于此,钱超尘先生首先从理论入手,将普通训诂学的理论引进到中医学术界之中。钱先生作的主要是四方面工作。一是将训诂学写进教材,系统介绍训诂学理论。1978年卫生部组织十所中医院校医古文教师编写《医古文》四版教材,编委会根据卫生部关于教材编写的精神,一致认为《医古文》教材应该增加中医训诂学一章,以适应当时教学科研的需要。钱先生结合中医训诂实际,将普通训诂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编写到四版《医古文》教材中来。本教材使用后,受到了教师学生的一致好评。1982年10月,卫生部在南京召开了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中医药教材编审会议,钱先生又被选为第五版《医古文》教材的编委,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增加和补充。自此,中医训诂学理论介绍到中医界,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传播。二是在1983—84年间,钱超尘先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83年1、3、4期及1984年1、2、3期连续发表“中医训诂学”讲座文章,通俗介绍中医训诂学知识。本讲座一共八讲,内容是:①训诂与训诂学;②训诂的内容;③训诂的方法;④训诂的术语;⑤训诂与语译;⑥训诂专籍介绍;⑦重要医籍训诂评介;⑧训诂发展小史。三是撰写训诂学专著《中医古籍训诂研究》一书,就中医训诂学的各个方面分专题深入研究。该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四是在中医药大学率先开设“中医训诂学”课程,向普通学生全面介绍中医训诂学理论、方法及其应用,使中医学生掌握了中医训诂学这门研究中医古籍的武器。
钱先生的文章和专著,系统全面,奠定了中医训诂学的基础。
二、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考据之法,解决中医古籍疑难问题
钱先生不仅完成了中医训诂学的理论建设,而且综合运用文字学、音韵学、版本目录学、考据学,解决了许多中医古籍中的疑难问题。
(一)求医籍之本义
训诂之首要任务,就是解释词义,通过解释难解词义,以达到对古籍的准确解读。钱先生的中医训诂,基本上是围绕中医古籍中的词义展开的。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文中之“耗”字,王冰等注家均释为“消耗,耗费”之意。钱先生说:“初视之解,似合文意。然细读其文,恐难诠其旨。上文言上古‘知道之人’,因其‘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可使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遂下文续言不知养生之人‘半百而衰也’。其‘衰’之由,乃因‘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此‘酒’‘妄’‘醉’‘欲’‘耗’均属不知养生之为。《新校正》云:‘耗’字《甲乙经》作‘好’。又胡澍注:‘耗,读嗜好之好,好亦欲也。’于鬯《香草续校》谓‘好,耗一声之转,王冰本作耗,盖亦当读为好’。因此,耗,本当为‘好’(hào音号),欲也。如此,方可与上文嗜酒好逸相应,其‘欲’字与贪色相应,‘好’与‘欲’相应。正因其‘欲’‘好’无度,遂‘半百而衰’,难以‘尽终其天年’。”[1]
(二)明医籍之通假
医籍通假,比比皆是。钱先生利用训诂原理,辨明了许多通假现象。例如:《素问·脉要精微论》:“浑浑革至如涌泉。”宋·林亿《新校正》:“按《甲乙经》《脉经》作‘浑浑革革,至如涌泉’。”钱先生云:“按‘革革’当读为‘急急’。《礼记·檀弓》:‘夫子之病革矣。’《释文》:‘革,纪力反,义为疾急。’‘革’与‘急’古音均见纽。‘浑浑’形容脉来洪大,其本字为‘滚’。‘滚’与‘浑’古韵均在文部。《荀子·富国篇》‘财货浑浑如泉源’,谓滚滚如泉源。其脉滚滚而来,状其洪大;且又革革,言其疾急,故下文乃云‘至如涌泉’。王冰训‘浑浑,言脉其浊乱也’,‘革至者,谓脉来弦而大,实而长也’,均未达假借之旨,望文生训。”[2]
(三)正医籍之讹误
中医古籍中讹、衍、倒、错,所在多有。钱先生利用音韵学、训诂学原理改正了许多错误。例如《灵枢·九针十二原》:“方刺之时,必在悬阳,乃与两衛,神属勿去,知病存亡。”钱先生注云:“按:‘衛’字误,当作‘衡’。《太素》仁和寺影印本卷二十一《九针要道》《甲乙经》卷五第四《针道》篇均作‘衡’。北宋·林亿校《甲乙经》时,在‘衡’下注云:‘一作衛’,是‘衡’之讹为‘衛’在北宋前。‘衡’者,眉上也。《灵枢·论勇》‘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衡’亦谓眉上也。‘阳’‘衡’‘亡’均在段氏古韵第十部阳韵。‘必在悬阳’之‘必’,《甲乙》作‘心’,当从。‘悬阳’有解为‘目’者,有解为‘鼻’者。杨上善云:‘悬阳,鼻也,悬于衡下也。鼻为明堂。五脏六腑气象,皆见明堂及与眉上两衡之中。故持针者,先观气象,知死生之候,然后刺也。’此段总谓方刺之时,医生一心观察患者明堂(鼻茎)及眉上两衡气色,注意患者而勿离开,乃可判断病情安危。‘必在悬阳’之‘必’当依《甲乙经》作‘心’。”[3]
(四)考成书之时代
词义具有时代性。利用古籍中的某些字词来确定其成书时代,是训诂学家常用的方法之一。例如,关于马王堆三号汉墓竹帛书的成书上限,有的学者根据帛书的字形结构和特点,认为“类似战国时代的楚国文字,这些都是抄写年代很早的证明”。钱先生根据《五十二病方》:“以黄芩,黄芩长三寸,合卢大如囗囗豆卅,去皮而并冶。”(文物出版社,46页)其中“豆”明为“菽豆”之“豆”,而先秦“豆”乃食器,从而得出如下结论:“马王堆医书既以‘豆’字为‘菽豆’之‘豆’,断然不是先秦语言,而处于秦末汉初,其抄写之时代,必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至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四十八年之间。”[4]
(五)求名物之语源
中医古籍训诂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探求名物含义,如药名、病名、腧穴名等。但前人不明名义关系,不明音义关系,往往穿凿附会。钱先生应用现代语言学原理,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例如《伤寒论》第一三一条云:“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鞕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该汤何以名为“抵当”?成无己云:“血畜于下,非大毒駃剂,则不能抵当其甚邪,故治畜血曰抵当汤。”明末方以智《通雅》卷五十二《药方》类载抵当汤方,沿用成氏训诂:“血蓄于下,非大毒駃剂,不能抵当,故名抵当。”成无己、方以智皆训“抵当”为“抵挡”,取抗拒之意。钱先生云:“考《尔雅·释虫》云:‘蛭蝚,至掌。’郭璞注:‘未详。’又考《说文》卷十三上虫部亦训‘蛭蝚,至掌也’,许训取自《尔雅》。段玉裁注:‘《本草经》水蛭味咸,一名至掌,是《名医》谓即水蛭也。’案段氏此注至为精当确切。《尔雅》《说文》之‘至掌’即《本草》之‘水蛭’,《名医别录》云,水蛭一名期蚑,一名‘至掌’。古音‘至’‘蛭’的声母属于端纽,与‘抵’为双声而音近;‘掌’的古音在阳韵章纽,‘当’的古音在阳韵端纽,端纽与章纽古音均为舌音双声,则‘掌’与‘当’古音相同。可见,‘至掌’即‘蛭当’亦即‘抵当’,又音转为‘蚑唐’,均属一声之转,通名‘水蛭’,俗名蚂蝗。本方有‘水蛭’,故名为‘抵当汤’,非‘抵挡’‘恰当’之意。考诸方剂,训‘抵当’为‘水蛭’,亦完全符合医理。”[5]
三、指陈前人得失,开创中医古籍训诂史的研究
总结前人的训诂经验,为今人借鉴,这是非常重要的。钱先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几乎把前人的重要成果全面地梳理了一遍。在“讲座”的第七讲有《中医训诂发展简史》。在《中医古籍训诂研究》中有第三章“中医训诂史略”一章。在《内经语言研究》[6]中,钱先生将古代训诂学家分为“注释派”和“校诂派”。“注释派”有①全元起《素问训解》、②杨上善《太素》、③王冰《素问》注、④马莳《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和⑤张介宾《类经》;“校诂派”有①林亿《素问》新校正、②段玉裁《说文解字注》、③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④张琦《素问释义》、⑤顾尚之《素问校勘记》、⑥陆九芝《内经难字音义》、⑦胡澍《素问校义》、⑧俞樾《读书余录》、⑨孙诒让《札迻》(附:沈祖绵)、⑩丹波父子。在《黄帝内经太素研究》第六章有“清儒对《内经》音韵的研究与应用”一节,其中研究的有①顾炎武、②朱骏声、③王念孙及其《素问合韵谱》、④顾尚之、⑤胡澍、⑥俞樾、⑦孙诒让(附于鬯)。
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两千年来中医古籍训诂之脉络,也可了解前人中医古籍训诂的利弊得失,还可以了解钱先生所建立起来的整个中医训诂的评价体系,这些无疑对于我们继承前人优良传统,避免前人所犯错误是十分有借鉴意义的。
四、致力中医训诂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后备力量
钱先生知道,要完成中医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单靠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的。因此,钱先生十分注意推动整个医古文界的学术研究,发现培养后备人才。
(一)招收医古文专业研究生,培养中医训诂专门人才
从1983年起,钱先生开始招收医古文专业硕士研究生,传授自乾嘉以来的小学知识,共计培养硕士生12名;2000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共培养博士4名,其中1名韩国学生。30多年来,围绕中医训诂这一主题,先生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论文题目,培养新人。学生们的研究也多遵循钱先生的治学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以钱先生为核心,已经初步建立起了一支稳定的训诂学人才队伍,他们正在以钱超尘先生为旗帜,以传统的版本、目录、音韵、文字、训诂学、考据学为研究手段,以中医古籍为研究对象,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中医训诂研究的深入。
(二)编写训诂教材,普及中医训诂知识
钱先生除了从事中医文献研究,还编写了大量中医训诂的教材,普及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语法学知识。钱先生是全国统编《医古文》四版教材、五版教材、六版教材的副主编,同时还是21世纪、新世纪《医古文》教材的主审,主要撰写训诂内容;他主编的函授教材《古代汉语》系统介绍了古汉语基础知识;主编的《医古文》自考教材详细分析了训诂、音韵、文字、语法、考据等知识在中医古籍研究中的运用;他还编写了许多《医古文》的教学参考书,介绍中医训诂知识。他的一些著作成为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的教学参考书,极大地普及了中医训诂学知识。
(三)召开医古文学术会议,促进中医训诂研究
从1986年开始,钱先生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分会主任委员,后又陆续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李时珍研究会主任、王清任研究会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名誉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献分会名誉主任、中国训诂学会理事。利用职务之便,钱先生组织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评选优秀论文,选拔优秀中医训诂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全国中医训诂研究的深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不吝赐教,指导多方求学弟子
为了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先贤开创的事业,为了传承祖国优秀的学术传统,只要对学术、对事业有帮助,钱先生不管是校内校外、海内海外学子,只要是求教者,先生无不悉心指导,如安徽的牛淑平撰写《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诂研究》博士论文、北师大的博士生姜燕撰写《甲乙经语言研究》,都得到过钱先生的悉心指导。
作为当代中医训诂大师,钱超尘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给我们的启示也非常的多,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信念
中医古籍训诂学是一个很小的门类,不是一个显学。从事这项研究,自然谈不到经济效益。钱先生30余年来,专心学术,淡泊名利,乐于坐“冷板凳”,所谓“一瓢食,一箪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现代经济社会,有如此信念,如此修养者,可谓凤毛麟角。
2.博采广搜,孜孜以求,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
钱先生十数部著作,数十篇论文,都是从海一样的文史哲医等文献中找寻出来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倾注了先生的心血和汗水,绝无投机取巧、剽窃他人之作。
3.综合运用版本、目录、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据学的治学方法钱先生的所有成就,无不建立在版本、目录、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考据综合运用的治学方法上。
4.锐意进取,勇于开拓的治学精神
钱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很多学术领域皆为先生所开创,比如《伤寒论》《金匮要略》版本流传史、《内经》语言研究史、中医古籍俗字研究等。尤其是中医训诂学,完全是在先生的引进、推广下发展的。可以说,没有先生,中医训诂研究,必不能形成今日之大好局面。
[1]王洪图.黄帝内经研究大成.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89-190.
[2]钱超尘.中医古籍训诂研究.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42.
[3]钱超尘.黄帝内经太素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219-220.
[4]钱超尘.中医古籍训诂研究.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88.
[5]钱超尘.中医古籍训诂研究.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18-19.
[6]钱超尘.内经语言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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