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超尘先生引领我步入中医文献殿堂

赵怀舟(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太原030012)

我是1990年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的，大约3年之后北京中医学院改名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大约是在大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就开设了《医古文》这门功课，当时的授课老师是王育林先生。他有一个特别的授课方式，就是请相关书著、文章的作者来给学生们讲课。事实上，有一段时间他便请钱超尘教授给我们做讲座，并带过一部分课程，而钱先生正是《医古文》教材的主编。彼时钱先生已经很少为本科学生讲课了，但我们所学专业特殊，全称是中医基础理论医学专业，我们的班级又是一个非常小的本科班，全班不过28人。因着这种种的机缘，有幸在本科阶段就得到钱先生的教诲。

由于班级较小，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主要上课地点是学校南门略靠东边一座临时搭建的铁皮教室。对于理科生员来说《医古文》还是相当深奥难懂的一门功课，但钱先生讲课，大家总是少有逃课的，上课也不打瞌睡。那是因为钱先生在课堂上总是那么严谨认真，风彩照人。钱先生的精神帅气在学生心目中总是占据着抹不去的印象。当然我非常感谢老师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瞧不起土气的人，而我在班级中便属于那种不懂穿衣搭配、说话没有分寸、土里土气的人。钱先生不但课讲得好，而且又是那样平易近人，所以每到课间我总是愿意和老师在一起坐一坐。至今仍记得那是某日课间，我和钱先生又在教室外的那张小石桌边面对面地谈论些什么，许是下午，阳光很好。我问的问题大约是，有些古文即使所有的难字都查过字典了，仍不得其意，这怎么办?我记不住当时钱先生指出的具体答案了，但总归是鼓励吧!

听钱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我当时的感觉便是钱先生讲课一个字都不落下，细节点拨非常到位。在逐字串讲课文之后，钱先生总要将全文通读一过，给学生们一个体味消化的过程。如今20多年已经过去了，我仍然能记得起钱先生诵读荀子《解蔽篇》时的语气声调来。“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也……”钱先生的北京话说得很好，诵读起古文来抑扬顿挫，但总有那么一点点玉田乡音(钱先生1936年3月17日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反而更增添了别样的味道。我时常在想如此这般抑扬顿挫的诵读涵咏，钱先生如此，大约钱先生的先生亦如此，而钱先生的先生的先生亦或如此……于是乾嘉学派的朴学风度，便从遥远的古代缓缓地流淌到今天。

1961年，钱先生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推荐保送成为我国第一届古汉语专业研究生，受业于训诂学专家陆宗达(1905—1988)，陆颖民先生的老师是黄侃(1886—1935)，黄季刚先生的老师是章炳麟(1869—1936)，章太炎先生的老师是清末俞樾(1821—1907)，由此钱教授的师承授受可以直溯清代乾嘉学派的奠基人顾炎武(1613—1682)先生。推崇顾炎武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学者是江永(1681—1762)江慎修，江永的弟子是戴震(1724—1777)戴东原，戴震弟子中最有名的是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段玉裁以文字学独领风骚，《说文解字注》是他的代表作;王念孙是训诂大师，他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影响了其后几乎所有的文人。

是钱先生对于古籍、对于中医的真心热爱，感染了他的每一位学生。因着钱先生的影响，在求学的年代，图书馆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北中医图书馆的馆藏比较丰富，刘渡舟、钱超尘共同合作完成的《伤寒论校注》我至少借阅了三四遍。离开北中医约五站地之外雍和宫西边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成了我周末最好的去处，彼时的首都图书馆还保留了清时辟雍的原始模样，殿顶尘起，落叶翻飞，麻雀聒噪，后街远远的一声吆喝，更显出这里的一段宁静肃穆。我记得在这里翻看了许多动植物的书，还曾为一位年长的书友找寻过有关木蝴蝶的相关资料。有时为了寻一本书，我还会穿梭于北京许多远远近近不记其名的社区图书馆……。后来我们到公主坟附近的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实习，那里离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图书馆非常近，穿小路步行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图书馆非常漂亮，完全开放式的阅读，那里的古籍也非常多，大约是在这里我见到了范行准、马继兴和尚志钧的书……。到了图书馆我总是舍不得离开，中午图书馆理员要去休息一下。我就请求他们把我锁在古籍室内，我把身上最值钱的那块机械表抵押在屋外，我可以一直待到下班时分。那块表是考上大学后，父亲送给我的物品，只是再后来都用电子表了，那块旧表让我磕碰过几次也不是太准了，现在只有在记忆中它还存在。

但钱先生真正引领我走入中医文献殿堂的契机则是1993年暑期的一个小小的点头之缘。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有时候放假也愿意在学校呆着，而不是回家。当然，也有时不是放假的时候，也会随性搭了火车回家小住一二日。记得有一次身上的钱不够回家，我用站台票到了旧北京站和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我想回家钱不够了。我把身上剩余的钱给了那位查水管电的师傅，在他的车箱把边工作间上方一个狭小的空间卧了一晚回到太原。事实上，相当于卧铺。小小的工作间里还挂了好几个干葫芦，我也觉着新鲜，临行选了一个个大的带回家。应该是那一年的夏天，一日在校园中遇到钱先生，他说正在做一个部头非常大的书著，要把《本草纲目》译作白话文，已经到了工作末期，还有七、八卷的内容需要重写并核准。我恰巧有时间，便点点头爽快地应承了这项工作。对于这件事我自信还是有些基础的，因为来北中医上学之时家父便让我随身带了一套全帙四本的32开《本草纲目》，那是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年至1982年陆续出齐的刘衡如先生校点本《本草纲目》，我有时间了就翻看一下，并尽量把不懂的字词查一下字典。

但真正开始核对，才知道困难极大，以前轻轻放过的地方都要统统拾起。不管怎样，我还是利用一个假期把钱老师指定的这七、八卷内容硬着头皮做下来了。通过这个过程，我也可以渐渐体会李时珍先生撰述《本草纲目》的本意了，当然真正理解那是读《纲目》七八年之后的事情了。事实上，彼时我的收获非常之大。因为看过《本草纲目》仅仅七分之一略强的内容之后，再看先前就曾读过的《本草求真》之类的清人著作，便已觉得较之过往毫无章法的阅读心明眼亮了。原来，清人的精彩工作正是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与发挥。它们的论理解说或许比《本草纲目》来得更加严谨、深邃，但绝大多数素材皆取自本书，甚至于批评李时珍的论据仍旧出于《本草纲目》。于是我粗粗体会了中医文献、学术求根的益处，心中的那份欢喜自是难以言表。

再开学归来，也许还放了一阵子(或许又过了一年)。彼书的出版进度总是不顺，一开始此书拟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钱先生还曾引着我到其书的第一位编辑葛小冲先生家中与之交流，事实上出版社对我们的后期工作还算满意。大约是过了许久，我在学校院内又遇见钱老，随便又说起此书。我说此书内容体例都很好，但我感觉在排版校录过程中除了那七八卷内容之外，其余各卷也还有不少错讹之处。钱先生非常信任我，便郑重说道:“你愿不愿意课余时间把此书通核一过?”我认为这是一个学习进步的良好机缘，点了点头。此后我用了100天时间把《本草纲目详译》全书书稿从头到尾核过一次。我记得当时正在气功所实习，白天做实验，晚上和周末的所有时间都用来核校此书。因为文字量一下加大了六七倍，所以我不舍昼夜地工作。整个过程艰辛并快乐着，我觉着有挑战也有意义。彼时越工作精力越充沛，我能一连数日均是每晚丑寅交会时方小卧一会儿，紧接着白天再做实验。有时候也会在不足一米宽的实验台上休息一下，蚊子多是唯一的记忆。

大多时候我回寝室(男生宿舍313房间)的时间，不但宿舍的大门锁了，就连气功所的楼门也锁了。我需要从气功所一楼东边厕所的窗户翻出去，再从宿舍的铁栅栏大门翻进去。好在那个年代监控录像之类的设备还不普及，否则一准儿会被捉住。

因为我夜间几乎不休息，所以我和我做实验的小白鼠、大白鼠、小仓鼠感情非常好。它们也在晚上活跃，因为有我在，能及时补水、喂食、换垫料、观察它们的活动，所以它们的精神、体力状态极好，并且与人亲近。做实验时不论抓握、灌药，还是称量，它们的表现都非常温顺。带我实验的指导老师刘晓青女士，知道我在看《本草》却不落下实验室的工作，也非常支持我。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她在办公室给我留下了一大袋水果，水果袋就立在桌角地面上超过一尺半的书稿旁。我的记忆力很差，真的快要忘记这些细节发生在哪一年哪一月，但写作此文时终于翻检出1995年5月2日我的指导老师刘晓青老师送赠我的《性与命》创刊号，这部杂志是1995年3月30日台湾出版的。可能是此书执编邓先生赠送给我的指导老师，而我的指导老师又转赠与我的。

我依然记着，多少次窗外的天空就是一瞬间变得亮了，枝头的鸟儿也是一瞬间开始歌唱，因为这时候我抬起了头。在这个过程中我得感谢我的同桌陈非同学，是她陪着我走完这100天时间，她替我分担了几乎一半的任务。我们也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们各自遇到问题都记下，如果讨论可以解决的就迅速处置。如果讨论也解决不了的，记好一并去请教钱先生。我们惊叹于钱先生知识的广博，我们的疑问总能得到很好的回答，并且往往是小叩而大得。如今回想起来，那个阶段正是风期日上、岁无虚度的时光。

今日再检《本草纲目》卷十七0567味莽草释名“《山海经》一名芒草”。下我红笔批了“见其名而美之”6字。想起来这正是陈非故事，记得当年校书至此，她看到这个别名，便思忖道此药甚美云云。当然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事实也并非如此，因为《本草纲目》卷十七为毒草类，李时珍也说:“此物有毒，食之令人迷罔，故名。”《本草纲目》有一张处方要求“一百五日寒食节，收桃花为末”为治，当时我不明白一百五日何谓也，便去问钱先生。他思考了一会，便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顺序说出，并明确指出，寒食节正是夏历冬至后一百零五日，清明节前一二日，并指出这个节日还与春秋时晋国介之推相关。介休绵山、晋文公重耳，是我家乡山西之事，我自然约略知道一些，但仅知其体却不知其用，多亏老师轻轻点拨才恍然有悟。

也就是这100天的工作，钱先生为我做出的精益求精的学术榜样，使我对于中医文献学从朴素的喜好、愿意求知求证，到渐渐意识到个中的责任和义务……。大学毕业后，我还曾花100天时间为此书做过一个药名索引，并在1998年7月1日起在北京密云县红光印刷厂用100天时间与打字人员一起保证此书的造字质量……。虽然由于种种不可控的原因，此书在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最终出版时质量有所下滑，但撰著过程中钱先生一贯极端认真负责敬业的态度，还是深深地影响了我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可以这么说，正是钱先生的耳提面命，把一个对于文献一窍不通的懵懂少年引领进入中医文献的学术殿堂。

我大学毕业后便回到了老家工作，一直任职于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原文献所)，虽然没有机会真正成为钱先生的入室弟子，但我们的私人感情却是经过了20余年风风雨雨的历练，钱先生对我的提携是无微不至的，我也帮着钱先生做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从2004年年底到2009年年初的四五年间，我有幸辅助钱先生完成了对陶弘景《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的重新调查和整理。在此期间分别于2007年6月10日至12日、2008年5月21日至24日，两次陪同钱先生到河北邢台拜访张大昌先生的诸位弟子，见到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达成了广泛的合作意向，并最终促成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2008．9)和《〈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研究》(2009．2)等书的出版。我是行过拜师礼的先生的学生，逢年过节我们总是互相问候。老师的著作我总是认真阅读，那么也有个别时候我们的学术观点并不一致，我会直接表达我的观点，先生也会更为细致地为我讲解他的思考。虽然我和老师的工作地点远隔千里，但我总觉得我们的心灵距离并不遥远。

我大学毕业时，先生曾把“慎独”二字送给我，大约是《本草纲目》整理工作即将完成时，先生又把“真积力久则入”这句话送给我，目的大约是让我自始至终做一个认认真真读书的好人。我也时时持了《说文解字》阅读翻检，但至今未能真正理解吃透。先生最擅长的是音韵之学，我也未能入门，说起来惭愧。然而学习的道路是漫长的，我将一如继往地努力学习，希望尽力为保存中医文献做出自己的一点点贡献。今天是钱先生八十寿诞之日，我写下这些纪念性的回忆文字，可能仍有些局部细节不是那么准确，但感恩之情是永恒不变的。是钱先生用他的睿智和宽容引领我走进中医文献的殿堂，我将永誌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