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近代中医史上的地位及成就

段晓华^[1]

章太炎(1869—1936)，名学乘，后名炳麟，太炎乃其别号，浙江余杭县人，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国学大师。他治学严谨，涉猎广泛，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音韵学、文学、史学、哲学、佛学、医学上都有很大成就，是近代中国学术的先驱。本文单就章太炎先生在我国近代医学史上的地位及学术成就进行探讨。

一、医学地位

(一)国医学问之大家

章太炎先生初并不以医名世，但其祖、父、兄三世皆知医，他幼时也曾随兄于仲昴庭医生处学医，后在杭州诂经精舍随汉学大师俞樾治经七年，期间也泛涉医典，正如他自已所说:“家门师友，专此者多，故颇涉其厓略。”［1］1897年初他离开诂经精舍，便投身于革命活动中，以一个革命家、学问家的身份受到世人的敬仰。1910年，他的“医术平议”在《学林》第二册发表后，其医论始引起医界的关注。1925年左右，中西医之争更加激烈，后又导致了“废止中医案”的发生，中医学的发展到了最艰难时期，同时章太炎先生身患黄疸几死得中医治愈，更让他深感医学之重要。此时，旧民主主义革命已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的政治抱负屡受挫折。于是章太炎先生渐淡出政治，将全部精力放于治学之上，尤其潜心致力于中医学的研究。

一直到1936年谢世，章太炎先生撰写医学论文达130余篇，影响和带动了当时医界的一大批名人，成绩斐然。从这130余篇医论看，章太炎先生对医学之研究范围很广，包括中医学术发展的评述，伤寒学术的研究，中西医之比较汇通，传统五行、六气的解构，脏腑经脉的实质探究，方药选注和权量研究，疾病病名的考证及论治，中医文献版本、人物考证等诸多方面。其中有很多精辟见解，是近代中医史上不可多见的。

从章太炎先生的一生看，其医学研究乃附于其文史哲研究以及政治活动之后，且未专于从事临床工作，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其成为一名近代杰出的国医学问之大家，［2，3］陆渊雷曾这样评价章太炎先生:“学问家发明开创之所为，视临病之工，不啻云泥。”［4］可以说，在中医学发展最困难之时，章太炎先生以国学大师、泰山北斗的身份，倾力支持研究中医，对指导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章太炎先生“作为学问家，不是一般医生可以望背的”［5］。

(二)国医革新之导师

20世纪20年代，中西医之争达到白热化程度，就在中医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章太炎先生作为文化界的名人，挺身而出，维护中医。面对废医派他大声疾呼:“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面对废医存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药由人用，方由人合，用之失，虽黄精、人参亦杀人，然则所以能起病者，果药之功耶·抑医之功耶?”［6］另一方面，他对中医固步自封、盲目自大也极为反感。他否定中医五行配属学说，认为中医脏腑经络于事实不符，指出“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认为这是“揭己之短而以为长者”［7］。他认为实证、效验为中医之最大特点，也是衡量中西医两种医学的标准，更是中医在中西医论争中的根本生存之道，“余以为今之中医，务求自立，不在龂龂持论与西医抗辩也。”［8］“治效苟著，虽樵采于山泽，卖药于市间，其道自尊”，又“岂在中西辩论之间也。”［9］基于此，他提出了“融会中西，更造新医”的医学思想［10］。

为达到上述目的，章太炎先生提出了融合考据学、史学、西医学、中医学为一体的研究方法，颇有独到之处。他独尊仲景、重视实证，提倡中西汇通，主张废止虚玄。既积极地将儒家史学研究、训诂求证等方法运用于中医学的具体问题，又提出对待经典著作要“贵乎得其大体，固不必拘泥于文句”［11］。主张中医自立，从西医新知识、新思想中，“退而求之于吾之经方”［12］，走出有自己特色的新医学。另外，他从整个传统文化入手研究医学，又能以西方科学反涉医学，形成其独特的医学见解。因此，确切地说，章太炎先生之与中医学，是用其特有的治学思想、及其对中医学独特的理解，试图发起一场近代中医发展过程中传统医学转型与重构的变革运动，这足以确立他在近代中国医学史的地位，堪称国医革新之导师。

(三)国医教育之先驱

章太炎先生不仅热爱中医、维护中医，更加认识到了培养后进的重要性。他在给恽铁樵的信中指出:“从来提倡学术者，但指示方向，使人不迷，开通道路，使人得入而已。转精转密，往往在其门下，与夫闻风私淑之人，则今时虽有未周，不足虑也。鄙意著书讲学，足以启诱后生。”［13］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章太炎先生不仅写了大量的医论，在中医学校，如1923年在杭州中医学校，1935年在苏州国医学校，他评价中医学术、阐发《伤寒论》精义、汇通比较中西医学，做了精彩演讲，确实起到了为后来者指示方向的作用。晚年，他先后担任中国医学院院长，上海国医学院院长，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苏州国医研究院院长，直接投身到了中医教育中。

章太炎先生还以其渊博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影响了章次公、陈存仁、陆渊雷、恽铁樵、王一仁、唐慎坊、王慎轩、秦伯未、许半龙、徐衡之、章巨膺等一大批近当代名医。如著名中医章次公因读了章太炎先生之医论，而“问业于余杭章太炎先生之门，倡言中医改进，举‘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之义为大纛”［14］。陈存仁先生也说章太炎先生“秉性耿直，尤好讥评显达，但对于后进，却又奖掖备至”［15］。可以看出，近当代名医的成长无不与章太炎先生的诲人不倦与自己的楷范作用有关。这些说明，章太炎先生对祖国医学教育“训导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16］，可谓国医教育之先驱。

二、医学成就

(一)评价历代中医学术，提出中医立足之本

章太炎先生对中医学的研究是以客观评价历代中医学术发展为基础的。他认为，中医学起于巫，“知巫事不足任，术始分离”，对《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方技四种，他明确指出，“然则方技可用，独医经、经方两家”［17］。

经方家今所存者当属《内经》，章太炎先生认为其文多虚言，且“脏腑经脉之状，于今多不验”［18］。因此，他自称“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论》”［19］。因其书语皆精审，对于临床有极强的指导价值，“审证处方，非是莫赖”［20］。

对仲景之后医学，章太炎先生感“不能如汉晋修明”［21］，究其原因，他认为有四点:一是医巫参杂。如葛洪、孙思邈等医家兼务神仙祝由，其说有得有失。二是方多论少。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诸书，有可取的效方，“然二书疏方甚众，议病太少”［22］，“辨症过略，使人无所依以量度”［23］。三是虚玄臆断。他说:“金、元四大家皆好附会五行，虽处方不无一得，而览之易入迷惘之途。”［24］四是立法偏任。如宋“《良方》伤于奇峻，《局方》偏于香燥”［25］。金元“更属各偏一端”:刘河间用寒凉，李东垣投温补，张子和主攻下，而朱丹溪又“立方平稳，无关痛痒”［26］。时师则“皆宗苏州叶氏，不效”［27］。

基于对仲景前后中医学术缺陷的深刻认识，他提出把《伤寒论》作为治学根本，以实现中医的自立自新。

(二)将考据学作为研究中医学的重要手段

考据学在清代风行一时，章太炎先生于此可谓登峰造极，他把医学考据作为发掘传统中医学术的重要研究手段，对人物事状，医籍，五行、脏腑经络中医理论，脉法，中医病名，古方权量、水药比例，以及医事等进行了考证。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医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开辟了中医学研究的新思路，为中医学发展拓宽了道路。

章太炎先生对中医学的病名作了大量考证工作。他认为对于疾病治疗首先应当考证名实，“名实爽负，朱紫混淆，医师之不辨其真伪”［28］，如肠窒扶斯，章太炎先生从病势、病程、病证、名义等方面进行广泛的考证，认为肠窒扶斯非肠痈、少阴下脓血、肠中生疮、伤寒等病，而是太阳抵当汤证，提出以抵当汤(丸)治疗。此法经时医徐衡之用于临床颇效。寻求病名统一是近代中医谋求改进的开始，但后因诸多争议最终不了了之，章太炎先生则能将儒家传统训诂学引入中医研究中，对传统病名进行了广泛的考证，从而确定病状、制定治法，对于中医疾病规范治疗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由于章太炎先生极为重视张仲景的医学成就，因此，他最早开展了对仲景事状的考证，认为仲景与曹操、荀彧行辈相若，官长沙太守宜在建安七年后，作《伤寒论》时不过中年，并疑张羡即张机。对于王叔和，章太炎先生考证出王叔和即高平王熙，与卫汛、皇甫谧同时，并疑其得亲见仲景。另外，章太炎先生还考释了《伤寒论》的版本问题，认为林亿校宋本伤寒精绝，研究《伤寒论》者宜得此书以为审。这不仅对《伤寒论》研究是一个开创性的贡献，还开辟了伤寒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通过中西医比较汇通，寻求中医发展之道

章太炎先生从事医学研究并不单纯从传统着手，而十分注重中西医之间的比较汇通，以融会新知，发展中医。章太炎先生站在中医的角度分析了西医存在的不足，提出西医的“七过”［29］。同时，他又认真分析中医的不足，进而提出中西医之间的优劣:“脏腑锢病，则西医愈于中医，以其察识明白，非若中医之悬揣也。”［30］“独伤寒热病之属，其邪浮而无根，非脏腑症结比，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31］

由于西医存在解剖上的优势，章太炎先生特别注重中医经络脏腑概念与西医的汇通，如他认为经络为血管，督为骨髓、中枢神经，任为输精管(男)、输卵管(女)，阴阳、维为筋腱，并认为冲为大动脉，带脉有名无实。对于脏腑，章太炎先生悉以西医解剖概念代替。唯独三焦，他认为非有名而无形，乃是西医所谓淋巴管，并以此批评了温病上中下三焦脏腑配属理论。

章太炎先生中西医汇通，能从实验的角度比较甄别，择是而从。如对西医以体温判断发热程度，章太炎先生认为内外温度不均，“拘于物理之说者，谓病时腋、舌、魄门温度增高，胸腹中亦因而增高，则鲁莽之论”，对热度的判断“要以诊脉，辨证，探口，按身相参”［32］。

章太炎先生还能以西医新的理论，指导中医学研究，提高学术水平。例如肺炎，他从西医专治强心的治疗方法获得启迪，认为肺炎的病机重点在血痹，治法当分两种:血不痹，脉浮大有力或浮紧有力，责之肺，治以越婢加半夏汤、小青龙加石膏汤、麻杏甘石汤。血痹，脉反微弱，必责之心，当转枢少阴以调之，方用真武汤加干姜、五味子，或小青龙去麻黄加茯苓、五嗽丸。章太炎先生此论立论新颖，以致张锡纯读后不禁赞叹，“章太炎先生论肺炎治法，精微透彻，古今中外融会为一，洵为医学大家”［33］。

(四)独采伤寒，兼容唐宋

章太炎先生通过博览分析历代医书之得失，认为自古至今“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34］，以此指出“他书或有废兴，《伤寒论》者无时焉可废者也”［35］。他认为中医之所以可以成为一门医学，就在于《伤寒论》之“参合脉证以求病情，然后处方”［36］。因此，穷毕生致力于阐明和发展《伤寒论》精义。

章太炎先生对《伤寒论》的研究，颇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如对太阳病，前人多以经腑分证，章太炎先生则认为，太阳一篇，包络甚广，非局在太阳经腑，指出“中风、伤寒之始，特一表证，而所涉及者有太阳、少阳、太阴、少阴，四部错杂，不可遍举”。他将之扼要概括为“太阳表证，必先营卫”“及其入里，亦兼关四部”［37］。进而将太阳篇分为三类:一是前驱症，如麻黄汤证、桂枝汤证，可变化为栀豉、白虎、调胃等证。二是正病，如五苓散证，桃核承气汤证，病在膀胱之腑。三是特发之柴胡证，他认为即肠窒扶斯初起之证候，其变化则为半夏泻心汤证、抵当汤等证。如此论述，颇有新意。

章太炎先生对《伤寒论》的研究，并不以矜夸奇巧为目的，而是为了提高临床实际治疗效果。他认为《伤寒论》“大概是治外感的书”［38］，不能局限于感受寒邪。“治外感症法，悉自《伤寒论》出，可无疑义。”［39］他将温病分为正、变、殊三式，并总结《伤寒论》十八法十三方，指出“治温治热之术略在此”［40］。他推崇柯琴、陆九芝等阳明病为温病的观点，认为温病家常用的银翘散、桑菊饮，不过小小风热，或少阳之游热耳，真伤寒必用栀子豉汤、白虎汤。

另一方面，章太炎先生并不主张死守仲景成法，他对“专以仲景为法，而《千金》《外台》诸方，置之不谈”［41］的狭隘医学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病证有仲景未道者，唐宋“方剂则皆取于积验”“因证处方，亦多有可取，但令不失仲景型模，亦无屏之不录之理”［42］。基于这一认识，章太炎先生在从事医学研究的早期就进行了古方的编选工作，他的《古方选注》共选唐宋方书340余首，涉及疾病70余种，这些方剂成为他以后治疗疾病的主要依据。例如肠窒扶斯，章太炎先生认为是《伤寒论》太阳病中之一证，蓄血而脓未成，他力主可下，治用《伤寒论》抵当汤;脓已成或出现肠穿孔，《伤寒论》无治法，他选用《小品》芍药地黄汤、《千金》及《张文仲》犀角汤，以“补大论之阙遗”，形成了对本病的“三期疗治”［43］大法。

虽然章太炎先生将《伤寒论》主要用于外感猝病，但他也认识到了《伤寒论》对中医学各科的普遍指导作用，他曾批评时下儿医“不读《伤寒论》，以家技为儿医，其术又不本钱氏”［44］，并明确指出“运用仲景之法，以治变化无穷之病”［45］。

三、结语

章太炎先生治医乃以“提倡学术”［46］为本，“顾不能数为人治病”［47］，兼之当时正处西学启蒙的时代，因此，对于中医学术、中西汇通的一些看法有其局限性。另外，章太炎先生以附会五行、立法偏任而基本否定金元以后医学成就的做法有必要进一步考证研究。但总的看来，这种“反求经训，观汉唐师法”［48］的研究和发展中医学的方法，以及重实验、反虚妄的独特医学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特别是，他能从千年的中医学发展历程中纵向比较，探究得失，从时下中西医医疗实践中横向比较，发现优劣，并把文字学研究方法引入到中医学，以实现自立自新，体现了他“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医学思想。

章太炎先生作为跨越两个世纪的学问家，他既具有19世纪晚期特有教育体制与学术研究条件下专研国学的深厚的学养，又有着20世纪初学术返本开新、体系自明的特性。［49］在中医学研究中，他着力于中医理论的解构，中西理论的汇通，《伤寒论》的阐述与发扬，疾病的审治和古方的选辑，并努力以此为据试图重建中医学术体系，实现传统中医的转型。这种为中医自知、自信、自立而不懈的努力，以及他的诸多学术观点和思想，即使在今天也有其学习和借鉴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卷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58.

［2］孟庆云.章太炎:“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先生的医学夙缘.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4，16(4):5－9.

［3］黄兆强，黄孝周，刘家华.章炳麟和祖国医学.中华医史杂志，1999，29(2):96－99.

［4—13］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卷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9，19，349，323－324，348，365，482，408，327，331.

［14］朱良春.章次公医术经验集.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5.

［15，16］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71，73.

［17—32］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卷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19，363，348，140，16，140，159，140，160，406，148，327，17，324，348，184－185.

［33］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册.读章太炎氏论肺病治法书后.河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291.

［34—48］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1:卷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6，364，324，201－202，154，156，217，335，336，225，308，410，331，309，148.

［49］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53.

(本文原载于《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1月第36卷第1期)

【注释】

[1]张其成弟子，钱超尘再传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