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宗达先生口述《我的学教研工作生涯》

陆宗达

我的祖籍是浙江省慈溪县，但从我祖父那代起，便世居北京。一九〇五年，我就是出生在当时的皇城北京的。

一九〇五年是光绪三十一年，那是一个封建皇朝已近崩溃，旧中国走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在这个古怪的时代，新与旧交替，新与旧斗争，新与旧又并存。我小时候受的就是那种说新不旧、半新半旧的教育。我六岁时，伯父的干亲杨家成立学馆，请老师教他的养子读书，我便去附学。老师姓王，上午教三本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部大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下午讲报，用当时宣传革新的《启蒙画报》作教材，主要讲每日时事。所以那时我脑子里是子曰诗云、武训办学、辛亥革命兼而有之的。好在当时的革新并不彻底反封建，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还都能和平共处。我的启蒙老师是个很忠于职守又讲究文人气节的人，对我的童年有很深的影响。到我九岁时，杨家辞退了老师，我也就离开了学馆。

一九一四年，我投考当时的新学校师大附小，考的是二年级，学校特准我上三年级。那时初小四年、高小两年，我读到五年级，便在一位张老师的支持下，提前一年考入了四中。四中最早叫顺天中学，我去的时候已改称国立四中，招住校生，开德文课。主课有国文、数学，第三年还开设了物理、化学、生物。难得的是当时已开设了体育课，练棍棒和打篮球吸引了我们这些好动的青少年。在四中，我接受了民主思想的影响。入学的第二年，发生了五四运动，我参加了街头宣传，在护国寺演讲的时候曾被捕过，关到当时的北大三院，但当局并没重视我们这帮“不更事的娃娃”，不久就把我们放出来了。从此，政府加强了思想控制，而我们也增强了思想抵制，新思想的潮流涌进学校，封建意识再也束缚不住学生了。

我在中学学习时，最爱好的是数学，很多老师解不出的难题，我都能解出来，所以，中学毕业后，我很想报考数学系;可是因为我学的是德文，而当时只有学英语才能考理学院，于是，我便在一九二二年考上北京大学国文系预科，不久升入本科。北大的课分三个专业:文学专业、语言专业和文献专业，我选的课以语言专业为主。有钱玄同先生的音韵学、马裕藻先生的古韵学、沈兼士先生的文字学等;同时也选了一部分文学课，印象最深的有两门:一是刘毓盘先生的词学，分词律、词选和专家词三部分，还要求选课的人每两周交一篇自填的词。刘先生对我的词很赏识，一九二七年，我去了东北，听说刘先生还问起我:“陆宗达怎么好久不见，他填的词我一读就认得出来!”另一门是黄节先生的汉魏六朝诗。“九一八”事变前夕，黄先生赠了我一副对子:

海棠如醉又是黄昏更能消几番风雨

辽鹤归来都无人管最可惜一片江山

颖民学弟属书楹帖集宋人词句甲戌中秋前十日黄节书于北平

黄先生的课，他的字，以及他的忧国之心，当时都使我十分钦佩。

一九二六年，我通过吴检斋先生认识了黄侃(季刚)先生，为他的学问和治学方法所倾倒，当即去他家拜师。从此，我的生活和学习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入北大后，受同宿舍同学胡廷芳(曲园)、王兰生的影响，秘密参加了共产党，当时党内执行的是瞿秋白同志的路线，我也经过很多飞行集会的考验。党内跟我单线联系的是当时北大党总支书记彭树群，他是一个大无畏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九二七年十月，他被捕后在天桥被杀害了。他一死，我的关系就断了，反动政府又不断追捕共产党员，于是，季刚先生便提议要我跟他一起去东北。一九二七年冬天起，我便亲随季刚先生到了沈阳。一九二八年，季刚先生到了南京，我随后也去了，和季刚先生的姪子黄焯一同住在教习房。在此期间我路过上海，两次亲见章太炎先生，得到他的指导。在南京，我跟季刚先生学习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音韵训诂学，深深体会了治学之苦。我在东北，就跟着季刚先生作了整半年的《集韵》表，夜以继日地伏案填格子，一百来天过了音韵关。这时，季刚先生开始要我治《说文》。他的办法很独到:首先要连点三部《段注》，他对我说:“一不要求全点对，二不要求都读懂，三不要求全记住。”头一部规定两个月时间。点完了，他看也不看，也不回答问题，搁在一边，让我再买一部来点。这样三遍下来，有些开始不懂的问题自然而然懂了。之后，我又开始看大徐本白文《说文解字》。季刚先生教我的方法是利用全书进行形音义的综合系联，就是把书里有关一个字的散见在各处的形音义材料都集中在这个字的头儿上。这种系联工作工程相当大，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还需要对《说文》十分熟。不过，这项工作做下来，我对《说文解字》的理解似乎发生了质变，几十年来，我解决古代文献的许多疑难问题，总离不了用《说文》作桥梁。在南京的一段时间，我随季刚先生学习经史子集，同时在诗词歌赋上也受到他很多熏陶。季刚先生是一个性格浪漫的人，但在读书上却是一个难得的苦行家。每天白天，他让我陪着他遍览南京的名胜古迹，午晚饭时边吃边论学，晚上燃灯畅谈，夜阑方休，之后我回教习房去休息，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他那儿，他的桌上已经又有了几卷书，全都密密麻麻批点过了。他督促我们读书也很严格，《说文》之外，让我点《文选》《十三经》和诸子，限期极短，记得有一次让我点《盐铁论》，只给了我两天的时间。他必得等我点完了，才拿出自己点校注过的书来，让我过录。他一定要我读过了书，并且有了自己的看法后才谈他的看法，时机不成熟时，你问他，他也不开口。我常说，如果自己在学术上还有些造诣的话，多为季刚先生所赐，如果自己在后来的教学中也还有些方法的话，就更是得季刚先生的身教了。

一九二八年秋天，因为通知我回北京的电报转递躭延，我无法赶到北京去参加北大国文系的毕业考试，满以为拿不到毕业文凭了。不料到了九月，北大忽然贴出一张布告，说是凡本届毕业生，不再考试，一律发给毕业证书。于是，我便于当年正式毕业。不久，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先生聘请我到北大任教，教预科的国文课，一九三〇年，我还兼任了国学门研究所的编辑。当编辑期间，我作了两件事:一件是接替戴明扬编写《一切经音义》的索引，另一是整理王念孙的《韵谱》与《合韵谱》遗稿。这部遗稿是罗振玉刻《高邮王氏遗书》未采用的，被北大买到。我发现，王氏在《合韵谱》中分古韵为二十二部，将“东”“冬”分立，对他自己的古韵学又有发展。于是我在罗常培(莘田)先生的支持下，承担了整理任务。一九三二年，我写了《王石臞先生韵谱合韵谱稿后跋》;一九三五年，又写了《王石臞先生韵谱合韵谱稿后记》。现在，王念孙古韵学晚年分二十二部的结论，已被语言学界接受。这部书，莘田先生本要印出，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便搁下了，至今整理稿还留在北大图书馆善本室。

一九三一年，大学取消预科，我仍在北大本科开课，除自己开设训诂学外，还跟罗庸先生讲汉魏六朝诗。一九三二年，上海十九陆军抗战，季刚先生在这年阴历除夕到了北京。他一来，吴检斋先生就请他在中国大学讲课。同时，我给他组织了兴艺社，每周讲一次《易经》，坚持了半年。阴历五月，季刚先生始回南京。从一九三一年起，我先后被聘请为辅仁大学、冯庸大学(“九一八”后冯庸大学遣往关内)、中国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民国大学的讲师和教授。但我在北大任教九年，为时最长，职称却永远是助教。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了，北大南下，马玉藻、沈兼士都没有走，我也留在北京。我受太炎先生、季刚先生强烈的爱国思想影响和许多共产党人抗战到底思想的教育，坚决不愿在日本人接管的学校教书，便只在进步势力很强的中国大学和德国天主教办的辅仁大学任教。吴检斋先生去世后，我把他在中国大学担任的课都接过来，除“三礼”外，我都讲，每周十二节课。当时在中国大学任教的还有郭绍虞、张弓、俞平伯等教授。

中国大学因为由吴检斋先生主持工作，所以进步势力很强。我在原有的思想基础上，很快和地下党的许多同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的老师吴检斋、同事齐燕铭、辅仁大学学生周奎正以及城工部的魏焉同志等，都对我有过重要的思想影响。一九四六年后，国民党反动派加紧镇压进步势力，为了抵制特务对学校的控制，地下党组织让我出任中国大学训导长;但是到了这年暑假，国民党市党部和三青团对我怀疑起来，终于免了我的职。这期间，我的几个儿女都参加了共产党，有的跑到了解放区，我的家也成了北京地下党联络的地方。在这种尖锐斗争的环境中，我仍坚持治学，除了担任课外，还写成了《音韵学概论》的讲义。一九四七年起，我便在北京师范大学专任教授。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前夕，我在地下党崔月犁同志的筹划下，准备到石家庄去参加迎接解放的华北人民代表大会，我知道同时去的还有吴晗同志。但走到半路，一个中国大学的特务学生认出了我，结果，一再绕道，也未能通过，只好回到了北京。这时，解放的炮声隆隆，新中国由此诞生了。

解放后，经过院系调整，我仍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那时，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已经取消，我未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只能教现代汉语。五十年代，和俞敏一起研究北京口语，写了《现代汉语语法》。俞敏是我留在语言学界最老的学生，在北京口语的研究上很有独到见解，那本书，也主要是他写的。我一直想在新中国发挥自己的专长，但那些年，除了六十年代初吴晗同志的邀请，参加了主编的语文小丛书的编委，并写了《训诂浅谈》这部小书外，关于传统语言文字学，几乎没有做些什么。

五十年代我带过两届研究生，专业都是现代汉语，直到一九五六年，高校才设古代汉语课，我开始在北师大中文系讲授《说文解字通论》，这部讲稿几经整理，一直没有机会出版。一九六一年，我开始带第一届古代汉语研究生，这在我的教学生涯中应当算一件大事。那时我身体强健、记忆力尤佳、想路敏捷，亲自教授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毛诗》选、《左传》选、《论语》《孟子》选、汉魏六朝诗选、唐宋诗词选……我每周给十位研究生上两次课，还给个别学生亲自辅导。我得以把季刚先生当初教我学习《说文》和古韵的方法传授给他们，他们之中，确有几位是认真照我的指导作了的。我又邀请俞敏教授给他们系统讲授了《马氏文通》、肖璋教授给他们讲了《毛诗》训诂、刘盼遂教授给他们讲了“古代文献学”……现在，我的这届研究生大都在各地从事古代汉语的教学工作，为继承我国丰富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作出贡献。给他们上课，又充实了我打算写的《说文解字通论》的内容。十年浩劫前后，我又带过两届研究生，一届因临近一九六六年，等于中途搁浅了;另一届与第一届距离近二十年，我的精力已大不如前，工作中心也有了转移，指导上不能再象一九六一年那届一样细致了。

我在著述问题上，一直受着季刚先生的影响，季刚先生生前常对我们说，他在五十岁以前要认真积累资料，五十岁以后才写书。不幸的是他在四十九岁便与世长辞，留下了大量的札记、批注和短文。他去世后，我感到深切的哀痛，作为理解和崇拜他的学生，我知道，如果不是爱国伤时的慨叹和各种压抑的痛苦以及那种不规律的生活使他这样早就离开人间，他确是一位能够产生巨著的大师。尽管如此，我始终认为，他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材料不充实不要写书的主张，是非常正确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以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材料，没有大量的材料积累，不从具体的文献语言出发或者对语言材料缺乏一定量的分析，只凭几个例子，其实心中无“数”，是很难总结出正确的规律来的。我目睹季刚先生的渊博和敏锐，自叹相去极远，所以五十岁前，迟迟不愿提笔著述。一九五五年是我五十岁的界限，但那时正在大批考据学，我还在教现代汉语，于是，我把自己著述的时间向后推了整整十年。没有想到，这十年其实就是二十年。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我正准备写几部书的时候，十年浩劫到来了。

史无前例的浩劫把我的著述计划冲得一干二净。等“造反”“打倒”的口号声停息以后，我的记忆简直成了空白。过去，我要在《说文解字》里查找材料，总是信口报出哪一卷哪个部，尽学生去翻，可在前些年，我已经忘到很多字要通过索引去找了。光是恢复这点记忆，就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一九七七年以来，老朋友们每每谈起，都感慨年逾古稀，时光飞逝，也都打算坐下来写点东西了。我的老同事吴晓铃、白寿彝都勉励我及早动手，但我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一直很迟疑。这种情况下，有三位同志促使了我决心行动。一位是老师大的书记马建民同志，其时他已调到社会科学院。一九七七年春天，他遇到我，询问我的情况，并且对我说:“您该尽快写书了。及早物色人协助，赶快动手吧!”不久，他便请我到社科院去讲课，课后又一再勉励我抓紧时间。如果不是他的一再敦促，我是不会那么快就投入著述的。另一位是北京市委老统战部长、市政协副主席高戈同志，他对我的关怀是非常实际的。我的助手的调入、书的出版、生活的安排，他都给了我切切实实的帮助。没有他的那些有力的支持，以我二十年的躭延，其时已年过七十，何能再有创造!还有一位是原师大党委书记聂菊荪同志，他可以算作我在中国大学的学生。他在师大工作期间，一直关心着我的教学和科研，时常来探问我。他们的关怀实际上也就是党对我的关怀。除了这些领导和这些老友对我的关怀和支持外，在我的晚年，我的学生张之强、许嘉璐、钱超尘、王宁、谢栋元等，也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他们不但协助我进行了几部书的整理和写作，而且对我近年来的学术思想的更新和进步，也有不少启发。在全国训诂学会的组织工作、研究生培养工作以及各种教学、科研、生活安排方面，他们都是我很好的助手。现在，他们也都是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学科研骨干了。在上述这些人的鼓励、关怀和具体帮助下，我从一九七七年起，进入了专门的著述阶段。

我早期的专业学习涉及古代文学、经学和“小学”(即以古代文献的书面语言为主要材料的文字、声韵、训诂学，我把它称作传统语言文字学)，而我跟从季刚先生学习的则主要是“小学”，“小学”在今天属语言文字学范畴，用六十年代的话说，是一门工具科学。我在近年来试着对自己的学术研究作一点不成熟的总结，我以为，自己的研究状况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中国“小学”的重要传统是“为实”，也就是严格地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不事空谈，不作空泛的推论。因此，我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基点，放在对古代文献语言材料的解读、辨认、分析和归纳上，也就是说，我所提出的课题来自文献语言，得出结论所需的证据也采取于文献语言。

(2)传统语言学分成音韵、文字、训诂三个部门，我的学习和研究是从音韵学起步，以文字学为桥梁，在训诂学上落脚。也就是以文献词义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这是因为，从文献阅读的实用目的来说，意义是它探讨的终点;从发展语言科学理论的目的来说，中国语言学最薄弱的环节是语义学。

(3)我对训诂学的研究，是以《说文解字》为中心的。《说文解字》贮存了系统的文献词义，并且在汉字一形多用、数形互用的纷繁情况下牢牢地抓住了本字;又在一词多义、义随字移的复杂关系中牢牢地抓住了本义，为通过字形与词音探讨词义提供了最重要的依据。加之自汉代以来将近两千年的研究，特别是经过清代乾嘉学者的大力发展，《说文》之学是“小学”中成果极丰极嘉的一个部门，我的老师黄季刚先生又特别精于此学，因此，我多年的研究都是把《说文解字》作为中心的。

(4)我主张批判地继承古代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从中发展适合汉语情况的语言科学。当代语言学以引进为主，传统语言学只被看作历史，很多人以为不再有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了。我认为，要研究汉语的现在，首先要研究它的过去;要研究古代的汉语，必须同时研究汉字。汉语的特点加上记录它的汉字的特点，都决定了汉语的研究必须吸取传统的文献语言学的材料、理论和方法。借鉴国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借鉴不是搬用，而要在考虑到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的情况下进行，要把是否适合汉语的实际情况作为标准来加以取舍。重要的是把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发展为更先进的语言科学，以丰富世界语言科学的宝库;而不是切断历史、抛弃和排斥传统的东西而沿着从别种语言中总结出的规律来为汉语的研究另辟徯径。

(5)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正确解释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运用中的诸多问题。我们研究古汉语的人，目的是为了解决古代书面汉语也就是文献语言中的实际问题。在振兴民族文化的今天，这种研究不应当只进入科学家的殿堂，而应当同时面向社会，注重普及，强调应用。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由于材料较古、方法与理论比较陈旧，因而不易普及，所以，我以为要注意提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写一些应用的文章，这些文章讲解要深入浅出，还需要运用现代人可以接受的语言，从道理上把许多现象说清楚，便于大家应用。

以上这五点:从文献语言材料出发，以探讨词义为落脚点;以《说文解字》为中心，重视继承，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汉语语言学;面向现代社会，重视普及和应用。这便是我研究文献语言学的指导思想。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写出了《说文解字通论》《训诂简论》，以后又与王宁合写了《训诂方法论》和《古汉语词义答问》。我在八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是以总结文献语言的规律、探讨古代汉语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宣传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普及和应用为主要宗旨的。

现在，我正在同一思想指导下，进行汉语同源字的研究，我已为季刚先生的“《说文》同文”作出了考证，还准备以批判继承的精神对第一部系统研究《说文》同源字的专著——章太炎先生的《文始》进行评注;并且将与我的学生一起，继续《说文解字通论》写一部以探讨文献词义为中心的《说文解字研究》。我对硕士研究生和博土研究生的教学，也将以此为中心来进行。而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我还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学习呢!

回想我八十年的生涯，中心是三件事——学、教、研，三者互相促进，实际上很难分开，但从工作内容的侧重看，大约可分三个阶段:一九二八年以前以学为主，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六五年以教为主，一九七六年以后以研为主。我这个在社会科学教育战线上干了一辈子的人，这种学、教、研的生涯，既无轰轰烈烈的业迹，也无惊险离奇的遭遇，更无莫名神秘的逸闻，不过是平平常常、合乎一般规律吧!尽管留下的时间已不算长，但我对完成我的学习、教学和研究计划，还是很有信心的。我将力求用今后的有限时间加紧工作，弥补过去几十年因客观的干扰和主观的疏懒而造成的损失，为祖国的昌盛，献出余年。

陆宗达口述　王宁笔录并整理

*此文原载《文献》杂志1986年第3期79——88页，北京图书馆《文献》杂志编辑部编。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教研室王宁教授笔录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