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公祠附近的琐碎事

郑公祠在高密后店西村偏西南位置。郑公不是别人，正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郑康成先生，在当今的高密被誉为三贤之一。高密城南一条东西路，名字叫康成大街，就以先生之名命名，显然是为了纪念。一年前专程来后店村拜谒时，郑公祠大门朝北，进门一个小院，四面围墙，遍植松柏花草。现今院子扩大了一倍有余，北门垒了墙，开门就朝南了，扩展的围墙画满先生的传奇经历，有的可考，有的源自传说，展示了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一生。除了墙上经历，扩大的部分并未增加有价值的内容，毕竟树需要新栽，还需要时间长大，不会一下子成为古物。南北甬道两边石雕的十二属相算是新内容，但先生也只能占其中一个，本事再大也不能既属马又属蛇，除非改过年龄，好像东汉的时候外出做官不需要把年龄改小。历史无法复制，也不能再现，但我们总是看到遇到复制的东西，试图重现的表演。复制是为了卖门票，和文化不沾边，搞的还是经济。沾不沾边的，你总可以多看两眼。

人造仿古景观这种经济模式已经死过多少回了，我们还是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原因是要搞文化产业，需要载体，弄出政绩——其实远不如多建几个公益养老院更具前瞻性，更有文化价值。一年多来，走过高密不少村落，在房屋的旧墙上，经常看到二十四孝图，后店西村也有，距离郑公祠不远，路两边房屋墙上贴满了，鲜艳的颜色已经褪去，字迹模糊。仿佛至少农村文化就是围绕“孝”字展开的，可自古以来，不孝的行为、事件比比皆是，远远多于孝的行为，做成图的话，恐怕二百四十不孝也止不住。原因值得深思。孝如果仅仅属于个人所为，恐怕很难归入文化范畴，也很难形成社会认同。当我们听到某些人高喊孝文化时，我们需要关注的是集体或社会在做什么，在怎么做。所谓父母官，大概是首先需要做个孝敬一方“父母”的官吧，而不是大兴寺庙风、仿古风，或一条路挖了修、修了再挖；栽种一棵绿化树就可以的地方，非要种上三棵或更多；把本就不多的纳税人的钱通过权力使劲往有裙带关系的个人口袋里倒腾。

站在郑公祠南门，已经失去买票进入的欲望，远远眺望一下那个灰砖垒就的台式建筑，算是拜见了康成先生，便扭头在后店东西村漫无目的地转悠起来。

历史上，村庄大都自然形成，一个或两个姓氏人家看好地方，挖土盖屋，立村生活，即便后来有别的姓氏加入，也以族群聚居为主，渐成村俗民约，自治能力较强，并不混乱。几百年下来，看似漫长，即便村民频繁流动，村庄的变化却不大，总是守着老宅，谨慎扩张，怕失了根脉。带来较大变化的是近些年市场经济的推动。主要的变化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都不再以务农为生，而是进入或远或近的工厂打工，争取更多收入。但本该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不放手，或抽空自己耕种，或转包给他人，本质上却是弃绝了与土地的关系，专心做产业工人，甚至相当一部分在城市或市镇置办了房产，结婚生子，过上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在村庄做成产业的一部分村民，由于积累了财富，即便还留守在村落，本质上也从村庄中分离出来，他们盖了更大的房子，圈起更大的院落，颇有些田园生活的味道，甚至招致城里人的羡慕和嫉妒。此一变化带来的另一变化是：村庄在迅速老化甚至功能退化。留守村庄的，大部分是老年人，有的生活悠闲，有的生活贫寒艰苦，视子女在外面世界的出息和孝心而定。随着留守人群的逐渐变老和老人离世，有的村庄变成了老人村，老人村又逐渐迈向空村。这一趋势对社会发展是积极的还是负面的有待进一步观察。村庄的新与旧与城市的新与旧一样，冲突不断，离开村庄的，旧宅依然存在，墙倒屋塌并不代表这一存在的消失，原因是宅基地越来越显现出其价值，人们待价而沽，绝不放手，这一价值观念与城市土地的价值观念雷同，是一个特定时代孕育而生的畸形怪胎。

城市的节奏在加快，而村庄的节奏在放缓。如今的缓慢是苍老的慢，与过去的慢有本质不同。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判断：现今村庄的慢比之城市的快更仓皇更无助，是一个社会快节奏生活的反面。

后店村的旧宅大都集中在村北和村东，我们在其中游走，试图找到村庄那些过去的慢的东西，找到村庄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和特质，找到与今天的不同以及如今的村庄怎么了。

岁月侵蚀推倒了一些老房子，但也有一些保存了下来，让我们从中看到过去的农村生活场景。一家人经过多年准备，终于要动工翻盖房屋了，村里的能工巧匠，石匠、瓦匠、木匠……全部出动，凿石头的，一手握钢钎，一手握铁锤，将一块块青石凿出型，凿出均等的凹槽花纹，摆在窄小的路口，用于垒墙基。屋檐、人字形的屋脊需要造型砖，有特定的几个人去完成。有的砖需要磨出凹面，有的需要磨出凸面，有的需要磨出鼓面，要打磨到什么程度，需要多少块，心中有数。一块一块打磨，一天完不成，就两天，两天不够三天，并不着急，也没有人催促。简陋的房屋建成后，怎么看都显出一种优雅气质，这种贫穷中的优雅像那些精雕细琢的砖块石块一样可贵，比那些如今一夜之间抢建完成的空心砖水泥房不知好了多少倍，那些水泥房，让我看到当今普遍存于人心的仓皇形态。

后店村废弃的磨盘、猪槽、牛槽随处可见。它们代表了过去农村生活的一种方式和节奏，与当今村庄的生活节奏背道而驰，那时的人们讲究慢。豆子放入盆内，加满水，慢慢泡，等完全泡软了，走到磨坊，将磨棍横在腰部，往前推着慢慢走，一边在磨孔放入豆粒，一边往里加少许水，细而白的小豆腐顺着磨的凹槽缓慢流下，用铁勺或长柄木瓢刮下来，放入磨顶的瓷盆，总是不慌不忙，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夕阳西下，磨好了，带回家，置入大锅，用木柴烧火，锅底是芥芥菜小豆腐，锅边贴一圈高粱面饼子，一半被小豆腐泡软，一半结着厚厚的饹馇，全家人说说笑笑，热乎乎吃下去……我相信这就是后店村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它的前半部分成为消失的过去了，只留下了吃小豆腐这一段，骑上电动车往大集上赶，买几斤电动磨磨好的豆腐，再买好青菜，回家打开液化气，用不了几分钟，豆腐就煮好了，可是怎么吃都吃不出过去的滋味，原因恐怕就是太匆忙、太慌乱了吧。

村东一片树林，树林一条小道，那是过去人们必须行走的出村的小道，只有踩硬了的泥土和野草，如今开车骑车的，极少人再走了。一条大狗还在走，它并不惊慌，走走停停，仿佛是从过去往现在走，又仿佛是从记忆的这头走去那头，但它还是消失在树林里，拐去了我试图望见却看不清楚的林荫之中。那是一条优雅的狗，因为记忆。我想。

后店村靠近峡山水库，距离水库边不到一公里，因此，当我们在一户人家院落前看到一个巨大的晒干的水草草垛时，同行采风的刘金青兄忽然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大概三十多年前，午饭后，他赶上牛车，去水库割牛草羊草。牛车沿羊肠小道慢悠悠进入水库边的草地，将木板车从牛背卸下，让牛随意吃草喝水，自己挥舞镰刀，将肥大的青草、水虱草、牛筋草割下，堆成堆，累了便望望水库风景，或干脆躺在草地上看风吹白云，数白云变幻了多少形状。时光滴答而行，眼见日头就要沉入河水，套上牛车，装上野草，背着夕阳，再慢悠悠晃悠悠往村里走……凝视眼前发黑腐烂的水虱草草垛，他除了这样回忆，还在想什么呢？那些时光已经一去不回，也许只有一去不回的时光才值得回忆吧。再过去十年二十年，他除了继续回忆那枚夕阳，还会回忆起现在那每天固定的匆忙的工作场景吗？谁还将承接他继续这种生存状况？

库边，一位年逾七十的老大娘，手握圆头铁锨，一锨一锨铲掉一层沙土，露出一平方米左右的新沙层。她铲掉的是香附子的苗，翻出的是香附子的根。根块是叫香附的中药材，她把根块放入随手的手袋内。她用一个下午重复这个工作。香附根块去皮，完全晾干，作为中药材出售，十元左右一斤，一个下午，她可能会挖到一斤或者两斤。她做这件事多少年了，自己也记不清楚。她的母亲、婆婆都这样做过。一个村庄，一个人，一件事，相传了几代人，如今到了她这里。她说年纪大了，快干不动了。如果说后店村有什么文化，我觉得挖香附子就是文化，它与非文化的区别在于快和慢。挖草药是慢的，去皮是慢的，完全晾干是慢的，因此它是文化。而那养鸡场的鸡由一年养大缩短为四十五天进入市场，是快的；速成猪也是快的；以塑料大棚为代表的白色经济的菜，由一个季节长成变成一个月长成是快的；桃子由于催熟剂的使用，提前一个月上市是快的……这不是文化，是市场经济，或可叫特色文化产业。

又一轮夕阳，我们从水库离开后店村，经过郑公祠南门，卖票的窗口已经关闭，恍惚间仿佛看到郑玄先生坐在门口，一脸黄昏的沉静，看不出他在思考什么。也许他两千年前早就思考过了，现在只需要静静地享受无所事事的安宁。这份安宁虽然有些固执，我却觉得很优雅，至少比一个越来越无法优雅存在的村庄优雅。

201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