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史论“黑”，除“黑”务尽

说史论“黑”，除“黑”务尽

2009年是“黑社会”一词频繁使用的年份，打黑风暴席卷神州各地，尤其是重庆的黑社会事件，可以说是新中国60年来最轰动、最离奇的打黑案件：全国唯一的禁毒女总队长是“黑老大”的情妇，一个不起眼的鱼塘淤泥里竟捞出2000万元现钞，11年连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二哥”文强，这个侦破“中国第一刑案”要犯张君伏法的“打黑英雄”，竟是黑社会的保护伞和“黑老大”，他控制着“四大黑将”、“六大帮派”……这一系列的精彩新闻直播，直看得大众百姓瞠目结舌，震撼不已。

重庆和全国的打黑风暴也表明，在今日之中国，黑社会犯罪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最近30年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这也包含着中国人观念的进步。笔者对黑社会的研究，起源于当代黑社会的萌芽时期。记得笔者与陈丽菲在20世纪80年代末写作《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一书时，当时能找到的中文辞书中，竟然没有“黑社会”这个几乎妇孺皆知的名词的解释，所以我们首先就对黑社会的定义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数年之后，政府和法院在多年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黑社会之后，才终于承认存在有组织犯罪，提出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以后又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的犯罪。

1991年，《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余年后该书又被商务印书馆重版。2000年我们推出了《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2009年被北京的团结出版社再版。2003年时，在与上海电视台纪录片编辑室合作，拍摄“慰安妇”《最后的幸存者》时，我拿出《海上枭雄——黄金荣与上海社会》，对著名编导宋继昌言，如果拍一部上海黑社会的纪录片，不搞脸谱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解读他们发迹背后的真实故事，既非常有意思，也十分有必要。宋编导慧眼识题，认为可做。于是他约来好友李晓共同编导，又约了中央电视台加盟合作，我有幸与杜月笙好友、杨管北之子杨麟先生一起担任顾问。拍摄中，找到了原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薛畊莘、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大员姜豪、潘汉年情报系统的重要干部刘人寿、老上海京剧演员熊志麟等，十分出彩。于是，五集的《海上沉浮》问世后风靡一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该片的DVD也卖得十分红火。此后，国内外数家电影公司和电视台蜂拥上海，争相拍摄上海黑社会。数年过去了，《海上沉浮》还在被观众们所津津乐道。

在近代上海滩，由于都市“三界四方”的政治构造，由于严重的贫富差别和社会失序，也由于中外官府的腐败贪婪，出现了被称为近代中国最严重的黑社会集团，出现了显赫一时的“三大亨”，出现了号称“三百年中国帮会第一人”、“上海皇帝”的杜月笙。上海近代黑社会的发生、壮大，有其丰富的内涵，它也是上海城市历史的组成部分。以杜月笙为例，其性格是非常复杂的。杜氏出身寒微，崛起市井，但纵观他的一生，绝非“正气磅礴，大义凛然”，而是充满暴力与犯罪；中年后脱胎换骨地改造，俨然为地方领袖，社会中坚，参与民族抗战，热心社会公益，他的人生吃好“三碗面”的论断，在社会上也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当然不得已时仍要使出残忍的黑道手段。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杜月笙等黑帮大亨都不让自己的儿女走黑道，再犯罪。即使是张啸林这个大老粗，他的公子也是法国博士。所以，陈水扁案件曝光后，许多台湾人痛斥陈水扁将儿女全部拖下水，远不如上海黑道。

黑社会成因非常复杂。当年，西西里农民因为不堪忍受外族侵略，而自主建立“Mafia”——黑手党，此后这个“第二政府”逐渐异化为黑社会组织。在中国，尽管黑社会在20世纪50年代初基本被消灭，但近20年来，随着社会流动剧增，私欲的膨胀和权力没受严格监督，再加之社会资源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使缺乏政治权力的底层民众，忍受了太多生活的不公，有的人甚至“以恶除恶”、“以暴易暴”，而沦为了恶势力的一部分。黑社会及有组织犯罪再度出现并很快生长，90年代，还停留在砍手、砍脚的街头暴力水平，到近年来，已在往企业化、公司化、精英化方向发展，各地涌现出一些职业犯罪集团与腐败官僚勾结，形成黑白同道、黑白通吃的恶势力。即使是在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社会，各种面目的黑道仍存在，甚至蔓延。

20年前，我们在《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一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黑社会会卷土重来吗？现在答案早已大白。看来，黑社会还会长期伴随着人类社会，他们还在隐秘的角落里贩毒、敲诈、绑架、火拼、凶杀……

苏智良

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