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人，我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带给家桢的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文革”初期，他就“家破人亡”了。他在失去亲人、失去自由的煎熬中，身心皆疲，免疫功能锐减。经过多年的折磨，到1975年，他病了，而且是重病。医院诊断的结论是乙结肠癌，住院后就立即手术。长海医院的医生经过十多小时的努力，干净利落地清除了全部癌肿，他总算逃过一劫。出院后，正当我俩沉浸在驱逐病魔的喜悦中时，真想不到病魔会再次在他体内作恶，就在第一次手术留下的伤疤还清晰可见时，他又病倒了，而且又是大病。这次生病的时间是1976年，那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在上海的文化广场设立了毛主席的灵堂，家桢从毛主席灵堂守灵回到家中就顿感身体不适。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把他送到复旦大学附近的长海医院急诊室。医院诊断的结论是广泛性、糜烂性、萎缩性胃炎，这种病的唯一治疗措施就是手术切除。尽管我心有不忍，但也不得不在手术告知书上签上“同意”二字，满眼泪水地看着他被推进手术室。这时候，我的心急剧跳动，仿佛要从喉咙口往外冲了。第二次手术整整进行了6个小时，手术室的门打开了，当医生告诉我一切顺利时，我悬着的心总算复位了。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手术也很成功，但对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来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进行了两次大手术，其后果就是元气大伤。从医院回到家后，为了使他能早日康复，就必须有个称职的护理人员全天候精心地护理他。这个护理员就是我。

在日夜陪伴、护理他的日子里，我俩交流的时间就多了，交流的话题也很广，有各自的经历，有各自的理想，有各自的喜怒哀乐，等等。因为他的经历比我丰富，所以总是他告诉我的要比我告诉他的多得多。记得有一次，我在不经意间提到：在1936年，你要是在导师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真情挽留下，留在他们的实验室从事遗传学研究的话，现在一定是个著作等身的著名美籍华裔教授了，也就不会落到进“牛棚”、挨批斗这般田地。这时候，他神色严厉、加重语气对我说：“想那些干什么？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真没想到，他会这样回答我，更没想到的是，我不经意讲的这句话，居然打开了他回忆的闸门。从那时起，他陆陆续续告诉我有关他的往事。在照料他的这段时间里，我竭尽全力，除遵照医嘱用药外，就是合理搭配膳食，使他能得到所必需的营养，以利早日康复，而他告诉我的是他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科学救国的理想和回国报效祖国的经历。我对他的悉心护理有利于他的身体健康，而他告诉我的一切有利于我的思想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