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就在他感到“大地微微暖气吹”的时刻，他又在1957年3月，作为党外人士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中，家桢第一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据家桢的回忆，这次接见的全过程是这样的：

就在开会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接见了我们。当我们走进怀仁堂接见厅时，早就迎候在那里的毛主席满面春风地与大家一一握手交谈。这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当我走近毛主席时，毛主席伸出手来，微笑着，同我紧紧握手。这时，站在一边的陆定一连忙把我介绍给毛主席。毛主席显得更加兴奋起来，他用力地、不停地摇着我的手，带着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亲切地说：

“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

听了毛主席这简短的一句话语，我真是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毛主席请大家坐下，谈话开始了。他询问各方面的情况，倾听大家的意见。接着，他把身子转向我，关切地问我对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遗传学的教学和科研有什么意见。

从青岛会议到这次宣传工作会议，我的心里亮堂了不少，思想也解放了不少，毛泽东提出的“百家争鸣”方针更令我顾虑全消，于是，我兴奋地向他介绍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以及在那次会议后，复旦大学和许多高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已经出现的好势头。毛主席神情专注地倾听着，不时地点点头，显得十分高兴。显然，毛主席十分重视我的介绍。而后，毛主席讲话了：

“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

沉思了片刻，毛主席又意味深长地说：

“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

毛主席这一席话，使我的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增强了把遗传学搞上去的信心。

毛泽东怎么会想到接见家桢的呢？据家桢回忆，当时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的童第周告诉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前，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有意要调家桢到科学院去主持遗传所的筹建工作，而当时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执意不放，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结果还是毛泽东出面调停，提出划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从高校中挖人，这场争论才算平息下来。由于郭、杨两人听力都不好，被人戏称为“聋子”，所以有人称他们俩的这场争论为“二龙（聋）抢珠”。

家桢听了毛泽东接见时的一番勉励，思想上消除了顾虑，于是他在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回到上海后没几个月，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主持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由于我们全盘学习苏联，因而使中国的遗传学事业遭到巨大的损失。就是他在座谈会上这样豪放不羁的发言，居然被有些人认为是“反苏言论”，他因此遭到批判，有些人更是把家桢打入“右派”阵营。有人接连几次跟他“打招呼”，要他“看清形势”“有所收敛”时，他真担心自己要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的宏愿将成泡影。1957年7月，就在反右斗争进入高潮，家桢处在忐忑不安的境遇时，毛泽东主席来到上海，在原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接见那天，毛主席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家桢，亲切地跟家桢打着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毛主席用他那特有的风趣口吻，向着家桢和陪同人员说：“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毛主席的话使家桢顿感“如释重负”。事实也确实如此，正是因为毛主席的这几句话，“内定右派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使家桢逃过了“灭顶之灾”。

在中国“大跃进”的1958年，毛泽东在杭州第三次接见了家桢，根据家桢的回忆，这次接见的情况是这样的：

当年1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通知我和周谷城、赵超构，乘坐毛主席的专机去杭州。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是毛主席亲自召见我们。下了飞机，一辆轿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刘庄——毛主席的下榻地。车抵刘庄，已过晚上10点，毛主席亲自站在门口等候我们。

在西子湖畔一个幽静的大庭院，毛主席和我们三人品茗畅谈。那一晚，毛主席谈到了要分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

毛主席反复告诫我们，无论办什么事，都要从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他希望我们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待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我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力。”“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参观参观，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家乡最熟悉，最能够对比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巨大变化。”

毛主席问我：“谈先生，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觉得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吗？”在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领袖的关切询问下，我十分感动，郁积心头已久的心里话，汩汩地涌了出来。我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后，复旦大学可以开设摩尔根遗传学这门课了，但在许多人眼里，摩尔根学说仍然是一种不能信任的学说，唯有米丘林学说才是‘正宗’的。让我开课，只是统战的需要，是给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礼遇’性的照顾。”毛主席听完我的话，再一次表示：“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语气很坚决。

谈话不知不觉已经进行到深夜12点。毛主席谈兴很浓，我们也谈得尽兴。为了迎候我们，毛主席当晚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于是，这一夜，他特地多准备了几个菜，斟上了几杯酒，陪着我们边吃边谈，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吃完饭后，又继续谈，一直谈到凌晨3点，谁也没有一点倦意。最后，还是毛主席煞住了话头。毛主席亲自把我们送到门口。此时，正是满湖月色，毛主席用手指指月亮笑着说：“今晚的聚会，也可算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国庆时，家桢第四次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主席在上海锦江饭店下榻地接见了家桢。据家桢回忆，这次接见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见面，毛主席开门见山地问我：“你对搞遗传学还有什么顾虑吗？”我爽快地答道：“没什么顾虑了。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指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课程同时开。”毛主席听了满意地笑了，对我说：“我支持你！”负责上海科教工作的杨西光同志也在一旁插话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在上海把遗传学研究大搞特搞起来。”接着，家桢又告诉毛主席，准备在复旦大学遗传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遗传研究所。毛主席听了，连连点头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地把遗传学搞上去！”

毛泽东又一次当着家桢的面，也当着上海党政负责人的面，公开表态支持家桢，支持他搞遗传学研究。

历史地看，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形势下，中国的遗传学事业差一点就在襁褓中夭折，正是毛泽东出面表态和公正支持，才使当时如履薄冰的中国遗传学研究得以生存发展，渐而成就今日中国生命科学的辉煌大观局面；正是有了毛泽东当年高瞻远瞩的扶持和引领，才有今日中国生命科学为世人瞩目的成就。毋庸讳言，毛泽东的名字将镌刻在中国科学发展的史册上！

1948年，家桢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信任，在国外就力排众议，毅然回到祖国大陆。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改革中，只要党需要，他就积极建言献策。实践证明，他不愧是与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的诤友。